近日笔者前往我国北方某看守所会见一位因经济犯罪被羁押的委托人。在看守所里,他遇到了形形色色被指控犯罪的仓友。当一位年轻会计因公司财务造假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逮捕,当普通上班族因出借收款码卷入网络赌博被定"帮信罪",当小摊贩因手续不全被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立案——这些发生在看守所里的真实场景,折射出当代刑法适用的深层命题:在社会治理需求与个体权利保障之间,我们是否正在过度依赖刑罚这一"最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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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数据逐年增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危险了?
从《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的数据能直观看到,近十年我国刑事案件中被刑事处罚的被告人数量持续上升。2014 - 2023年,总人数从1164531人增至1655065人,涨幅达42.12% 。其中,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从980056人增至1431315人,增长46.07%;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人数也从111658人增长到134142人,增幅为20.14%。而这还没算上那些被不起诉、免于刑事处罚的人。
那么从上述数据是否可得,我们的社会变得危险了?奇怪的是,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感受并非如此。如今治安越来越好,暴力犯罪越来越少,大家的安全感明显提升,我们的国家正在朝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的目标迈进。可犯罪数据为何还在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大量轻微刑事犯罪和新类型的犯罪。这一"数据悖论"揭示:刑罚扩张的主因并非社会危险性加剧,而是轻微犯罪与新型犯罪的刑事化范围扩大。
以"帮信罪"为例,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该罪名后,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人数近13万人,同比增长超9倍,跃居刑事案件第三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醉驾等案件数量亦常年位居前列。此类犯罪的共同特征是:行为主体多为普通公民(如出借收款码的上班族、因经营压力违规的企业主),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有限,却因法律适用的扩张被纳入刑事打击范围。
又如,帮工型犯罪(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多发,员工往往出于严重信息差和职权范围的有限性,不具有犯罪故意,但仍被频繁纳入刑事打击范围。例如,互联网公司员工因不知情而违规收集用户信息,或企业员工因不了解法律规定而临时挪用资金,这些行为在主观上并无明显的犯罪意图,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仍被认定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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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刑背景下,对个体、家庭、企业的社会连锁反应
刑罚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其影响远超出犯罪行为本身,形成从个体到家庭、企业的连锁反应链,甚至演变为社会治理的负资产。
(一)个体层面:犯了罪你还能重新融入社会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3修正)》第一百条,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就业时需如实报告犯罪记录(未成年人例外);此外,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无论其犯罪性质为过失还是故意,都有可能直接触发劳动合同中的解除条款,导致大量人员失业后难以再就业,进一步加剧社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修正)》第三十九条第六项的规定:"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一条款的广泛适用,使得许多刑满释放人员在重返社会时面临巨大的就业障碍,不仅个人生活受到影响,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家庭破裂、心理健康问题等。实践中,犯罪记录往往成为职业发展的"终身标签"——公职招录、金融、教育等行业对犯罪记录实行"一票否决",即使刑满释放人员也难以重新融入社会。《就业促进法》第三条、第二十六条虽规定平等就业权,但犯罪记录的隐性歧视已成为事实上的就业壁垒。
(二)企业层面:对市场活力的系统性损耗
民营企业对刑事风险的承受能力尤为脆弱。一旦企业负责人涉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修正)》第九十四条等规定,企业可能面临资质吊销、招投标受限、上市受阻等后果;更严重者,企业因核心人员缺位、信用受损陷入经营困境甚至倒闭,导致员工失业、税收流失。以亲办案例为例,某企业家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提起公诉。该企业家在企业中担任重要职务,负责企业的日常运营和重大决策。在其被羁押期间,企业因缺乏有效的领导和管理,业务停滞不前,客户流失严重,最终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不得不裁员以维持基本运营。据统计,该企业在企业家被羁押后的半年内,员工人数从200人减少近一半,营业收入下降了50%,企业信用评级大幅下滑,融资渠道受阻。最终,虽然企业家被判处缓刑,但企业已经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往日的辉煌。
(二)家庭层面:一人犯罪,全家受影响,可能导致批量制造社会对立。
“一人犯罪全家受影响”并非法律上的“连坐”或“株连”(即法律未规定家属需为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而是指犯罪行为人的直系亲属(如子女、配偶等)在报考公务员、参军、进入重要岗位等需要政治审查的场景中,可能因直系亲属的犯罪记录而面临政审不通过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18修订)》第二十六条现行有效第(一)项,“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实务中,考公、参军的政审通常会审查直系亲属的犯罪记录(如《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要求,直系亲属有被判处死刑或正在服刑的,不符合政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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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辩护人认为
刑罚是法治的双刃剑,本文观点说的是,其锋芒应始终指向真正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非成为社会治理的万能工具。当我们的社会进入预备嫌疑人时代,更需要以《刑法》第三条"罪刑法定"原则为基准,以《刑事诉讼法》"少捕慎诉慎押"理念为指引,在犯罪治理中注入更多人性温度:对轻微犯罪,依法适用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对新型犯罪,注重区分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让刑法真正成为保障人权的大宪章,而非制造社会负担的紧箍咒。
(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 陈越律师 广州专业刑事律师 1591598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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