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继浙大教师杜某某、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黄某跳楼之后，昨天又看到南大教师东思嘉去世的消息，这是一个月内媒体报道的第三起。这几位不过3，40岁，其求学/教职生涯都在中国/世界顶尖名校，也不乏拿得出手的学术成果。不管去世的原因是否学术压力，都令人扼腕。
中国高校的预长聘制度（即俗称的“非升即走”）多年来争议很大，高校界为此经常争辩，一些名校还做出了一些试点改革。然而从结果来看，似乎青年教师的压力从未减轻，反而更严重了。从2009年浙大涂序新老师跳楼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16年了，非正常死亡仍然反复出现。此外，还有更多的过劳死（从今年年初截至5月份，不到半年时间，媒体就报道了40多起中青年学者死亡事件）。这个制度也是从美国抄过来的，怎么看着就不像了呢？
高校内部的具体运作模式我了解不多、暂不评论，仅从媒体上看到的，说一点局外人的看法。
1.跟科研工作最有可比性的，是竞技体育，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从国家到地方的奥运战略。
竞技体育选手和科研人员有个共同点，即淘汰率极高。全国体校生总人数没找到官方数据，按照每个地级市几百人的规模，保守估计全国在十万以上。而奥运会四年一届，每届中国队按3，40枚金牌计，不到万里挑一的成功率。目前奥运冠军国家能给编制，地方给奖金；而亚运冠军、世界冠军、全国冠军都不保证出路，尤其冷门项目，世界杯分站冠军还在开直播跳擦边舞。
中国的高校，也有个类似现象，即资源集中。名校集中了大部分资源，二本以下的科研资源就少了，落差比美国要大，导致头部学校竞争极其激烈，因而造成退出机制不顺滑。在投入周期长、淘汰率高的行业中，越往上走个人的沉没成本越高，也就是退出来或者往下走不甘心，社会也未提供足够的善后渠道。
我姑且给它起个名字，叫“高校版的举国体制”。
2.跟美国的预长聘制相比，中国高校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指标性考核占比过重。
一方面，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同行评议制度不够严谨完备；另一方面，千年以降，科举制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严重影响，已经内化到潜意识里。主观评判总是不放心的（还嫌潜规则不够多么？），老觉得打分才最可靠。为了尽可能去除“人为主观影响”，古代科举考试不但匿名，举子们写完试卷还要派专人誊写试卷，让考官看不出笔迹来。
科研是创造性的工作，过多的指标性考核不符合科学规律，但一时又没更好办法，因为排名、数量、评分、级别等各种“量化标准”最为清晰可辨，最“客观”。大学自己追求各种排名榜，再把任务下压，这不但帮助炮制了很多凑数式论文，也相应增加了青年教师的压力和劳动量。
我再给它起个名字，叫“科研版的科举制”。
3.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与社会现实的冲突。
中国基于考试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个打分式的客观评判体系，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又垄断了人才的流向，这样就导致社会对个人的成功评价标准长期以来非常单一，近年来虽有所改变，但此类惯性思维仍然较为主流。有些学霸在这个体系中过于成功，有点走不出来，尤其是出校门又进校门的科研人员，无法适应不甚纯净的社会现实，更不能容忍自己的失败。明知有些重点院校淘汰率高达90%以上，也要“先进去再说”，以为成绩好一定会成功。既然名校的金字招牌那么值钱，学校也乐得将预聘岗当作“驴子脑门前面的胡萝卜”，先弄一堆再说。
高校的问题并不是高校自己的问题，高校仅仅是社会大环境中的小环境，处处折射着社会的影子。行政力量掌控的资源分配，功利目的左右的指标追求，以及难以明言的多元博弈无处不在。躬身局中做事，跳出局外看世，或许是作为个人能做到的。
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尽管“干啥都不丢人”的理想社会一时还实现不了，但起码可以做到“不干啥都死不了”，想开了会活得更好。希望高智商们也能像我们普通人一样，脸皮厚点，科学家实在做不成，去天津相声茶馆当个捧哏也能挣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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