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和圣战，日本教科书里潜藏的幽灵

泓睿达原创384，本文3600字。

这几天，女儿参加高一入学军训，累得每顿饭只吃三四块钱面包，她妈妈紧张得每天盯着学校饭堂小程序，叮嘱女儿“每顿至少要吃两个菜！”

30年前，我们读高一时，已经要训练队列、整理内务，记得当时军营里播得最多的是《在太行山上》《长城谣》《英雄赞歌》等歌曲，绝大部分都是抗日战争主题。再往前，可以把军训传统追溯到建国初期的50年代，军训不是简单的站军姿、晒太阳、炼吃苦，而是让一代一代青年树立“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意识。

十年前，我们国家将每年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并在国庆阅兵的基础上增加了纪念抗战胜利阅兵，这个日子的早上9点18分，是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时间。

纪念这个日子，除了“我不忘”外，还有“警告你”的意义，因为日本想翻篇儿。

其实说日本想翻篇也不对，真要翻，日本政要就不会一再祭拜靖国神社。有一种观点，都过去那么久了，为什么还要念念不忘追着人家道歉？

《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书的最后写下这样一段话:

“现在，日本人已经意识到了军国主义的失败，但他们的好战之心并不会完全消失，他们还将继续关注军国主义在其他国家的动向，如果这些国家成功了的话，必将再次点燃日本的战争狂热。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也失败了，日本就会像世人证明，自己已吸取了教训，并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绝不是通往荣誉之路。”

本尼迪克特的意思不是日本可能往坏和好发展的两种方向，实际上，日本只有一种方向，盯着世界的风向，要么再次狂热，要么潜藏起来。

我想结论就是，日本不是要翻篇，是要翻盘。

不悔罪，想翻盘的原因有三条。

一，承认战争错误，但不承认目的错误，侵略东亚各国的目的是为国家划等级，要求各国各安其位。

二，悔罪的对立矛盾。悔罪虽然能让世界满意，但会让天皇神道的日本陷入崩溃。

三，报复正当性思想根深蒂固。你比我强和你比我弱都具有报复正当性，前者通过报复易位，后者通过报复定位。

在是否悔罪这个问题上，不能看一两个日本政治人物在一两次国际场合的表态，核心标准是将这段历史稳定的书写在教科书里，具有明确的是非观点，进而稳定教育后代，你教育国民的态度才是你对待侵华战争的真实态度。

比如1977年日本文部省将一本数百页的标准历史课本中关于二战的章节删减到只剩下6页，只剩下美国轰炸东京和广岛的照片，以及日本在战争中死亡人数，但日本对其他国家造成的伤亡和暴行只字未提。一位日本历史学家曾在其起草的教科书底稿中表述“日军占领南京，杀死了无数中国士兵和平民，这一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后被审查者修改为“经过与中国守军的激烈战斗，日军占领南京，并杀死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该事件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无数”降格为“许多”，增加“激烈战斗”，暗示南京大屠杀是在中日两军激战过程中发生的，却隐瞒了占领南京后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单方面屠杀平民的事实。审查者还要求删除日军侵害妇女的表述，声称“侵犯妇女事件在人类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每一场战争中都发生过，并非日本军队独有的行为，无须在教科书专门提及。”

为什么日本拒绝悔罪？因为他们只是对称霸方式和形势评估的承认错误，包括战线太长、短期内树敌太多、中国的顽强出乎意料，但绝不是“圣战”目的出了错。其认为通过“圣战”打造“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始终是对的，这个观点也不仅仅是军部认可，而是从天皇到军队，再到平民的国家共同意志。投降本身也是自我纠正的选择，是及时止损，是另选它途，而不是被迫投降。

他们有三点支撑其“圣战”的正当性。

第一，各安其位

日本人认为只要各国有绝对主权，国际秩序就会混乱，有必要通过战争建立新的等级秩序，使每个国家都在这个等级秩序里处于适合的位置，“进入”中国是为了帮助落后的邻国兄弟，共同进入“大东亚共荣圈”。

1942年，日本陆军一位发言人在论述大东亚共荣圈时说“日本是兄长，东亚各国是兄弟，各被占领区的人们要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对被占领区的人们过分关心，会让他们产生依赖心理，进而对我们要求更多，这将影响我们对他们的统治。”换言之，兄长知道哪些事对弟弟有益，弟弟要完全听从兄长安排，打你别还手，做到“各安其位”。

这种哥哥管理弟弟的思想源于日本人家庭形成的等级观念，然后运用到国内经济政治生活，再形成外交和战争观念，即家族长辈对后辈的强迫特权。公元7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将等级制作为生活准则，他们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包括模仿中国的长安建设奈良城，制定日本的官阶制度，但他们没有引进科举制，官位被按照等级授予了世袭的贵族和封建领主，从德川家康开始形成里天皇、将军、大名、武士的严格等级制度，又在中国社会分层的士、农、工、商中再划分出贱民，专门从事垃圾清理，掩埋死囚等禁忌职业。日本人希望把“各安其位”的等级思想以战争方式推广到其他国家，却遭到了强烈的抵制。

第二，天皇神性

日本发动圣战的动力来源于天皇作为天照大神后代的神的属性。

首先，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成功实现“王政复辟”，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进一步强化了神的属性。与中国不同，日本历史上从古到今只有一个皇室，而我们经历了三十六个朝代更迭，每一代架空天皇的幕府都没有取而代之、黄袍加身的勇气，这就让天皇成为了日本人的唯一信仰。

其次，日本没有接受中国“仁”的观点，我们从春秋开始就建立了仁是忠孝先决条件的制衡皇权理论，如果皇帝不仁，他就可以被推翻，但在日本不行，天皇没有必须仁的先决条件，对天皇的忠孝是无条件绝对服从，这就产生了绝对主义、极端主义的土壤，一旦战争机器启动，就没有有效的刹车机制。

再次，明治维新后，天皇继续隐居幕后，不亲自管理政府和军队，也不亲自颁布政令，而是通过精心挑选的大臣执掌政务。但你不能简单理解为他是象征性元首，他不过问世俗事务而专注保留神性，并不代表他对世俗事务没有影响力，日本的首相更换频繁，因为他们缺乏神性，所以只要派别不同，就很容易在斗争中倒台。但是天皇承接了所有日本人忠孝的具体指向，他像蚂蚁帝国的蚁后，不过问世俗事务但对所有人有绝对权威，蚂蚁帝国的唯一机制就是在绝对忠诚之下不断复制群体，并不断扩张。

最后，天皇神性对臣民的影响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臣民以实际行动直接报答天皇，为天皇分忧，二是通过服从大臣传达下来的天皇命令间接效忠。前者比如1945年天皇发布御令终止战争，所有日本人，不论是在满洲还是在爪哇等地前线指挥官，包括东条英机都不再反抗。在颁布以前，其实日本顽固派还围困皇宫试图阻止天皇宣布停战，但御令一发出，几千上万公里外的日本军队就全部停止战斗了，仿佛蚂蚁军团嗅到蚁后发出的某种气味指令。这说明日本并不认为是美国打服、打趴、打残了他们，而是他们遵照旨意停战，以便让天皇安心、为天皇分忧，这是天皇神性的体现。

另一个例子，是在和平时期的一次军事演练中，带队军官下令，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不准喝自己水壶里的水，要求士兵在极其恶劣环境下急行军六十英里，训练当天就有二十多人倒下，五人丧命，最后打开这些士兵的水壶，他们竟然一滴水都没喝，这是士兵们认为“军官的命令秉承了天皇的旨意。”稍微有点脑子，都会想到天皇并不会管到士兵能不能喝水那么细，但在等级制和天皇神性双重影响下，造就了不问对错、绝对忠诚的帝国机器。

第三，报复正当

日本是一个极其压抑本性的民族，对于在南京大屠杀中表现出来的毫无节制的残忍，有两种观点解释。

一种是报复平衡论。中国人把别人对自己的侮辱和诽谤看做小人之举，认为是道德水准低下人做的事，往往不屑于回应，而日本人认为珍视自身名誉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准，当受到侮辱时进行回击并不算侵犯别人，相反是在清算旧账，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直到完成报复后才能恢复平衡。在这种睚眦必报性格之下，菲律宾、中国被认为曾经冒犯过日本的国家，在日本人从小受教育阶段都被渲染了仇恨，侵略战争开始后这些国家的国民都遭到了残忍的屠杀。

另一种是报复转移论。等级制度之下，士兵按照军衔等级的高低，对低位阶的士兵具有羞辱和虐待的权力，日本士兵被迫给军官洗内裤，或是顺从的站着被上级打耳光直到鲜血直流。这些权力最小的人一旦到了其他国家，他们掌握里更低位阶人群的生杀大权时就会极具虐待倾向，平时压抑的人性找到了发泄口。同时在接受的教育中，日本人将侵略其他国家的人口视为低于人类平均水平的物种，杀死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臭虫或杀掉一头猪一样，并没有道德压力。

而报复的正当性，还是来源于他们发动“圣战”的出发点，让“大东亚共荣圈”之内各个国家“各安其位”。一名日本上将曾说“我去前线并不是与敌人作战，而是怀着抚慰兄弟的心情前往中国”。但是日本军队在中国遇到了顽强抵抗，我来帮助你你却反抗我，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报复就获得了正当性。

各安其位，天皇神性，报复正当，构成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今天我们纪念这场一百年前发生的民族灾难，既是鉴往知来，更是警钟长鸣，因为日本还没有在教科书里像德国人那样正确对待历史，正确教育后代。

参考资料:
1.《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
2.《南京大屠杀》张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