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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有问题,却偏偏没答案
作者 | 罗小茗 文化研究学者、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系主任
韩松是一个天生的作家。
这不光是因为他可以恣意地驱使文字,让世界在其笔下如万花筒一般变化莫测,更是因为,他总能一眼锚定掩藏于莫测世界里的那些近乎永恒的问题,持续追踪,从不倦怠。
如果说,对一个作家来说,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是充分条件,那么,推想起来,在今天的世界里,在AI的协同之下,能够做到前者的人,也许会越来越多——谁知道呢?可愿意死死盯牢万千帷幔后真正的问题,既不躲闪,也不迷惑,更不急于给出回答,只是这样的死死盯住与不懈追踪,而不轻易卸下重负的人,却越来越少。因为绝大多数的人,要么因过于软弱被问题轻易地吞噬,要么因恐惧而一早划清界限,抢答了事。当然,更多的时候,也许只是因为人们的头脑在登场之初,便已经被设定成了智库模式——有问必答才是没有浪费粮食和经费的明证。于是,更长久地伫立于有问题的世界之前,与由此而来的恐惧和惶惑不离不弃,守护那些从来就有却偏偏没有答案的问题,既是韩松的独门武功,也是一项不久便恐失传的技艺。
正是这种独门功夫,使得《看的恐惧》中收录的14篇小说,几乎每一篇的起始,读来都是一个莫大的困局,甚至于绝境。类似的困局或绝境,若在别人那里,也许只会当做结尾来书写。毕竟,在信息过载、惯于解构的读者面前,不知道如何收尾,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写作者的通病。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做出各种解释的绝境,自然比一个平常的皆大欢喜来得凑趣,显得高明。
不过,在韩松的笔下,一切的绝境,都只是妥妥的开端。
比如,《没有答案的航程》的开头,一个从昏迷中醒来的孤独生物,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勉强根据飞船上的设施来推演自己的经历。偏偏在这个时候,它似乎遇到了一个同类,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遭遇?
《绿岸山庄》中,多年前,代表人类去探索太空的弟弟回来了,依旧身姿挺拔。可当年被他代表过的人类此时却已经改变了心思。人们开始认为所谓的宇宙不过是一种“伪造”。于是,弟弟的归来,既不是盛大的庆祝,也不是事关宇宙的结论,反而变成了不知如何去定论的近乎有些尴尬的重逢。
《逃出忧山》的起始,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事关婚姻的困局,是一对夫妻计划一场和平分手的故事。可原本说好的故地重游,在一觉醒来后,却变成了一个怎么也逃不出去的忧山世界。人类社会固有的真实性,竟因为一个小小的婚姻问题,被彻底动摇。
《天道》中,率先出场的是已经被腐蚀成液体的宇宙探险者,他们再也无力控制任何事物,就此漂浮在浩渺的宇宙之中。而关于他们的探险遭遇和死亡留言,只在几百年后才能被另一端的科学家无奈地接收。
《看的恐惧》中,刚刚出生的婴儿,脑门上多了一排眼睛。没有人知道,这排眼睛到底能看到什么?医生也好,媒体也罢,乃至婴儿的父母都努力想把这个长了一排眼睛的婴儿纳入到各自可以接受的常识之内。可那些眼睛里不时闪烁出的光芒,却总是溢出人们可以理解和控制的范围。
《老年时代》里,老年人和自己的子女从一开始就分开居住,安排在不同的城市之中。15年来小木竟然是第一个向看护专家提出申请,前去探望父母的人。此后,老年人的贪婪无度、青年人的冷漠无能,乃至看护专家的自作主张,随着小木的经历,如洋葱一样被层层剥开。
《冷战与信使》从铁鸟的回忆开始。那个时候,所有的行星仍处于冷战之中。铁鸟爱上的姑娘,已经有了自己的相好,那是一个拥有时间特权的信使。这似乎是一个关于爱情的令人绝望的故事。可随着故事的展开,人们发现,比爱情更令人绝望的,或许是人们对于历史上某一种特权形式的执着与痴恋。
《地铁惊变》中,人挤人的地铁车厢,一路飞驰,不再停靠任何一个站点,人们的饥饿和恐慌开始蔓延。但这显然不是什么终点,而只是每一个车厢里的人类开始各自演化的起点。
《青春的跌宕》里,一场谋划了五年的反青春同盟的行动被迫取消,“中年”和“老年”缘何失踪的问题,虽被提出,却又一次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宇宙墓碑》伊始,10岁的我跟着父亲第一次进行宇宙旅行,便因飞船的机械故障而意外见到了宇宙墓碑……
在这些以绝境作为开端的虚构世界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没有答案的航程》里那个失去了记忆的生物,眼睛一睁开,就被抛进了一个又一个自身无法理解的绝境。毫不意外地,我们发现,自己失去的仅仅只是记忆——何以身处绝境,却并非本性。而在这些迎头撞上的绝境中,怀疑、猜忌、自保、愧疚、嫉妒、冷漠、自私、盲目……一切的本性和本能,势必轮番登场。此时,在此背后调动一切、安排所有的作者,却从来不会让我们有机会接触任何一个让人略感心安的解释,更遑论被其诱惑。相反,他的野心是让笼罩在生物心头的绝境,在宇宙的尺度里,更长久也更绵密地持续扩大。仿佛一个极有耐心的将手放到火上炙烤的孩子,一心只想要探测,人心在整个以广漠宇宙为背景的绝境中,所能承受的极限。也是在这样的探测中,青春与衰老、死亡与爱情、世界的真实性与人类的本性、宇宙所包含的荒诞、自由与无聊,这些近乎永恒的问题,被一个接着一个地追踪、逼视和打磨出来,呈现出罕见的也往往是世人不愿见的那些棱角。
然而,所有追踪、逼视和打磨,并非为了一个回答,也从未带来过什么像样的答案。每一个以绝境开始的故事,总是以“更上一层楼”的绝境收尾。
《没有答案的航程》中,生物在经历了轮番上阵的怀疑、猜忌、自责与自保之后,打死了自己的同类。飞船仍旧没有停靠的迹象,生物依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然而,它唯一的同类却已经被它打死吃掉了。如果说,在开头的绝境中,生物经验到的,只是因无知而来的孤寂无助的话,那么现在,孤寂和无助的状态并未改变——即使它做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只是因自身的参与而变成了更为可怖的宿命。《绿岸山庄》里,某一个片刻,弟弟的形象变得不清晰起来,以至于“我”疑心,当宇宙被人类认为是虚假的那一个片刻,远在宇宙中的那个不知情的弟弟就已经被杀死了。于是,没有荣归故里的弟弟,也没有探索宇宙的人类与事关宇宙理论之间的最终对决。《逃出忧山》的最后,明明在忧山世界里消失不见的妻子,却又拿着一起去忧山的车票出现在单位里,要“我”同去。《看的恐惧》中,是四五十个脑门上长着一排眼睛的孩子们的大聚会,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对剜出来的大人的眼睛。这是说,一旦认识不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普通的人类就不再配得上拥有双眼?还是说,所谓的能够识得真相的孩子,只是另一种霸道的物种;它们一心要做的,不过是垄断所有的“看见”?《宇宙墓碑》中,人们挖出了建造墓碑者的手记。在宇宙中建筑墓碑的历史,由此现身。可人们究竟如何理解以宇宙为尺度的死亡,如何理解宇宙对于死亡的态度,这些问题却也如生铁般烙在了心头。《地铁惊变》的结尾,堪称壮观华丽,却也高度解构:
候车的亿万生物形态各异,看见车门打开了,便争先恐后地挤进列车,而车上残存的人类后代也纷纷下得车来。
他们以蚁的形态,以虫的形态,以鱼的形态,以树的形态,成群结队、熙熙攘攘向不同的中转口蜂拥而去。在无数的站台上,一组组的列车,正整装待命,预备向不同的世界进发。
这些世界,都是从一个不可言状的大脑里面,所构想出来的。
显然,在任何一个结尾处,人们都找不到一星半点可以安慰人心的迹象。这倒不是说,这些结尾不够美妙或趣味盎然。而是说,此处更值得惊奇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力,可以让作者不断用近似无解的绝境来安排乃至收束自己的想象力和野心,将其视为收尾,拿出来和人共享?
以赛亚·柏林曾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为依据,来为作家和思想家分类。大意是说,这世界上的作家或思想家往往分为两类:一类的做法,习惯于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就好似刺猬,惟有芒刺在手,却足以一刺封喉。而另一类则如狐狸一般狡黠,他们同时追逐许多目的,这些目的之间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在柏林看来,狐狸和刺猬,并无高下之分,只因心性上的差别而各有千秋。当然,他也在一开始就申明,这一分类不是绝对的。于是,历史上总有那些明明本性是狐狸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刺猬的作家,也有那些实则为刺猬却以狐狸自居的思想家。
常常好奇,若用这个分类法来打量中国的科幻作家,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里头究竟会有几只刺猬,几尾狐狸?不过,如果按这个分类法来看,韩松大概便是明明以刺猬的方式开始征程,却总是以狐狸的斗志铺陈想象的那一类吧。也因为如此,问题既以绝境的方式被一眼锚定,追踪不懈,却也成为需要时时标记与持续收藏的对象。毕竟,狐狸从不急于提供答案,甚至并不忧心于答案是否真的存在。对狐狸来说,时时把握到绝境的面目,始终比策论一番终极真理来得要紧得多,可靠得多。
于是,对于总是急切地想要知道答案的人们来说,对于一个总是觉得揭晓答案比搞清楚问题更重要的社会来说,以刺猬始以狐狸终的写作,除了它的凌冽与狡黠,又何尝不是对这个世界最认真的一种作答。
2025年9月8日星期一
八号风球高高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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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的恐惧”这一底层线索出发
深入韩松的科幻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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