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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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毫无疑问，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不外乎仁、义、礼、智、信和中庸。法官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的重要担承者，当从中汲取养分并赋予时代内涵。
仅就仁本身在儒家文化中的含义及时代意义而言，内涵与外延不乏多种解读、探讨，用汗牛充栋比喻决不为过。现代中国的法官与传统的人，其间自亦有必然的关联。一篇小文，无非基于自身认知撷取一枝半叶，算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绵薄心力而已。
仁者爱人。
法官当作仁者。
法官作为普通人的仁，或者可类比为现代社会作为一般公民的道德品质。作为一种道德评判，古代、现代，放置在同一时代并无二致。但现代的法官时常说，法官不是官。之所以这样讲，一是基于相较于其他国家机关的公务员群体；另一是基于相较于领导干部。可认真思考后，感觉此说只不过是法官的过谦。本质上讲，只要行使公权力，就是“官”。
只不过法官主责在于裁断是非，且多被动启动。由此可以说，法官是适用法律的“官”，是司法而非执法。可中国人又常说，法律不外乎人情。于是，天理、国法、人情便成为法官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过程中时常面对且无法回避的问题。直至今天，仍然是法学界、社会学界、司法实务界“永恒的话题”。当然，法官要做仁者，要爱人，自身必须首先具备高尚的道德操守，成为道德楷模。关于此，好像可以用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这一比较绝对的断言作肯定性回答。
要求法官爱人，会令某些法官有些手足无措。试想，法官是裁断是非的职业，进入法官职责视野范围之人，大多存在一方为是、一方为非或是是非非纠缠交错的情形。难道，法官可以不分是非的都把自己的“爱”给予他人吗。特别是一些作案手段残忍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恨尚不足，哪里会生爱意。对此，想到2025年8月去世的美国“网红最仁慈”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同情心和仁慈是其成为网红法官的根本所在。
从各类媒体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同情心和仁慈之所以被高度赞颂，乃在于其同情的对象多系法治社会情势下的违法乃至犯罪分子，或系世俗眼光中我们认为并不值得同情的人。犹如我们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其实，如果抱着这种残缺的理念或者说出发点待人、看人，世上必无值得同情之人。
毕竟，世上并不存在完人、圣人，每个人都可能存在令他人“痛恨”的缺点。何况，因纠纷进入诉讼之后法官办案查明案情的需要，违法一方，或即便胜诉的当事人，纠纷产生过程中的人性弱点、不堪的行为会暴露出来并被法官了解到、观察到。假若法官动辄“愤世嫉俗”，很可能便认为，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无一值得爱。犹如法官被闹访、缠访或辱骂之后非常过激的发泄：当事人没一个好东西。
儒家的“仁”包含一项其重要的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民法院要求法官：如我在诉。深度思考，其本质完全一致。这不是高标准、严要求，而是底线。对普罗大众尚如此，于法官，若不能坚守，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何况，当事人在一败再败之后，也会激情抱怨：没一个法官是好东西。
再者，对行使国家司法权力的法官作此要求，与儒家由对个人品行要求的“仁”，上升到治国理政的“仁政”，一定程度上亦有契合之处。
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并非均被其他诸子百家认可。种种机缘，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一，以致儒学被认为不是宗教的宗教。现代中国，我们倡导以人民为中心，应当说，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法官办案，自然当以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根本。
纷争之中，哪些是当事人应当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官利用专业知识作出专业的判断。爱，并不意味着是非对错不分，更不是和稀泥。只是，现实之中，很多案件的处理并不仅仅在于法律效果，还需追求社会效果。情理法交融的状态下，多取决于法官对人情世事的理解、感悟。但万变不离其宗，法官确有一颗真诚的、滚烫的仁爱之心，相信会被万千普通公民感受到。
或许，只因仁爱，你便是下一个网红法官。
作者：刘振厚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法院
校对：邓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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