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演变及其重新抬头的原因

日本右翼势力自孽生迄今，已经历战前战后两个“六十年”。它不仅在战前“六十年”给本国和东亚邻国造成了亘古未有的战争灾难，而且在战后“六十年”还一直在恶化着日本国家的“肌体”和与亚洲邻国的外交关系，时至今日，它再次对日本的未来走向和东亚和平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对此，不仅日本有识之士深表忧虑，而且也使东亚邻国尤其是中国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警觉。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周恩来不仅敏锐指出日本政客对台湾“大多有野心”，而且提醒国人做好与日本右翼长期斗争的准备；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邓小平不仅敏锐指出“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想要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而且提醒国人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十分“值得警惕”；时至世纪之交，江泽民不仅敏锐指出“日本国内确实有那么一股势力企图重温军国主义的旧梦”，而且公开向日方表明了中国“绝不能允许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思潮和势力重新抬头”的坚定立场。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对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政治图谋的洞察是清晰的，对其能量的评估也是准确的。笔者试就日本右翼势力的整个演变轨迹及其战后重新抬头的原因，略作梳理和探究。

一、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演变

(一)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的演变及其危害

日本右翼势力的百余年演变历史，可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六十年”。战前“六十年”，日本右翼势力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1.孽生时期(1881—1911)

明治初年的部分保守派士族——“尊攘派”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源流。1881年2月成立于福冈的“玄洋社”，系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右翼团体。该团体后又卵翼出了“黑龙会”、“浪人会”等形形色色的右翼组织，这些右翼组织可谓此时日本右翼团体的“孵化器”。这一时期虽然并未产生有影响的右翼思想家，其思想主张也未成系统，但指导其对内建立天皇制独裁统治和对外进行殖民侵略的天皇中心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反动思想，却成为日后日本法西斯理论的核心。此间，日本右翼势力的政治活动具有将矛头同时指向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之特点:凡是被其认为有碍天皇制独裁统治建立的国家政要，都在其暗杀行刺之列；这股势力对外心甘情愿地充当了日本统治阶级侵略亚洲邻国的马前卒，这方面也是此间日本右翼势力政治活动的重心。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势力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是在活动方式和手法上，均为其后来者提供了蓝本。

△ 黑龙会创办人头山满（1855-1944）

2.膨胀时期(1912—1930)

从大正政变至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右翼势力迅速膨胀。这一时期，右翼团体尤其与“玄洋社”等“传统右翼”组织不同的具有法西斯色彩的“革新右翼”团体大量孽生。据统计，1927年右翼团体已有百余个，时至1932年迅速增至千余个。其中，大川周明等人成立于1919年8月的“犹存社”，系日本第一个“革新右翼”组织，也是日本第一个民间法西斯团体。犹如此前“玄洋社”卵翼出“浪人会”等众多“传统右翼”团体一样，“犹存社”则“孵化”出了类似“大化会”的一些“革新右翼”组织。1930年桥本欣五郎建立的“樱会”，则系此时日本军人法西斯组织之代表。这一时期其主要思想主张除天皇中心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外，还增加了更具影响力的法西斯主义和更具欺骗性、煽动性的“国家改造”思想。此时其政治活动仍同时指向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但重心已由前一时期的主要对外转向了主要对内。随着法西斯思想的蔓延，日本社会迅速法西斯化和军国主义化。

3.肆虐时期(1931—1945)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是日本右翼势力逞凶肆虐、为祸邻邦的时期。时至1939年，日本右翼团体已多达1733个，成员为182192人，此时右翼势力步入巅峰。随着法西斯势力掌控国家大权和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形成，民间、政界、军界等各路右翼势力合流为国家军国主义势力，而形形色色的右翼思想主张也与日本政府的战争政策——“大陆政策”完全重叠，逐渐系统化为“石原构想”、“东亚协同体”论、“大东亚共荣圈”论等，不仅指导了此间不断升级的对外侵略战争，也出人意料地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战争翻案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上述法西斯理论指导下，对内制造暗杀、政变事件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同步进行是此时日本右翼势力政治活动的主要特点，也是与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化(先建立法西斯政权，后对外侵略扩张)迥然不同的日本法西斯化的一大特点。至此，日本右翼势力不仅使亚洲邻邦蒙受了亘古未有的巨大灾难，最终也使日本民族濒临毁灭的边缘。战前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极端危害性，值得世人尤其是日本人民永远铭记。

(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演变及其特点

依附于日本社会肌体上的右翼势力这个“政治癌瘤”，理应随着其依附体“大日本帝国”的战败投降被彻底割除。然而，由于日本国内和国际诸多因素的影响，日本右翼势力在度过了战后初期短暂的“冬眠”后很快复苏过来，并在战后“六十年”又留下了一条重新抬头的历史轨迹，其与战前右翼势力可谓一脉相承。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

1.削弱时期(1945—1951)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曾制定并颁布了《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等多个文件，意在彻底铲除日本右翼残余势力，保证日本不再对世界尤其美国构成威胁。截至1951年12月，日本被解除公职者多达210288人，被解散的右翼团体多达233个。至此，日本右翼势力遭遇空前打击而大为削弱，跌入其百年历史的低谷。不过，由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法西斯残余势力的“铲除”极不彻底，不仅被勒令解散的右翼团体成员仍在暗中活动，而且孽生出16个类似“日本天狗党”的新右翼组织。此间日本右翼势力总的特点是:规模小、寿命短、具有过渡性；思想主张既与战前右翼一脉相承，又有战后鲜明的时代特征。

2.复活时期(1952—1960)

如前所述，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曾实施了一系列铲除日本右翼势力的政策和措施，然而随着冷战时期的过早到来，美国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不仅保留了天皇制、提前释放了在押日本战犯，而且解除了对几乎所有右翼分子的“整肃”。那些重返日本政坛、军界掌控国家大权的战犯和被褫夺公职者，很快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核心。在此背景下，类似“大东塾”等一度被解散的旧右翼团体纷纷复活，类似“祖国防卫同志会”的新右翼组织大量孽生，类似“救国国民总联合”的右翼联合组织亦不断涌现。据统计，1951年在日本警察机构登记的右翼团体就有540个。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势力总的特点是:组织发展迅速；大多披上了“合法”外衣；积极参加议员选举；重新开始恐怖活动。

3.抬头时期(1961—1980)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国力迅速增强，日本右翼势力重新燃起了称霸亚洲和称雄世界的野心。不但“大和民族优秀论”沉渣泛起，而且右翼势力实现了新老交替，呈现迅速抬头之势。时至1980年，右翼团体已有700余个，约12万人。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势力总的特点是:青年右翼成为主力；主张上与战前右翼接近，行动上与“新左翼”相似；活动呈分散、小型、多样化特点；百般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

4.蠢动时期(1981—现在)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不但从一个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在很多高科技领域向美国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势。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巨人”和日本政府确立“政治大国”奋斗目标，日本右翼势力开始蠢蠢欲动。时至1988年，右翼团体计840个，成员约12.5万人；截至2000年，右翼团体增至900个，人数降至10万人。不过，若把“日本遗族会”一类的半官半民性质的右翼团体和“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一类的政界右翼团体(即“穿西服的右翼”)计算在内，目前日本右翼团体逾千个，人数不下500万人，至少也有右翼理论家荒原朴水自供的“353万人”。此时日本右翼势力总的特点是:野心和能量更大的政界右翼势力成为主角；民间右翼势力与黑社会势力开始同流合污；思想主张更具煽动性和影响力。至此，日本右翼势力再度对日本未来走向和亚太和平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东亚各国人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的原因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所以重新抬头、蠢蠢欲动，是由以下诸多因素综合作用所致。

(一)深深积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潜在驱动

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大和时代圣德太子创造“天皇”一词和确立天皇“万世一系”原则，为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产生和强化奠定了基础；奈良时代问世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部典籍对日本民族起源和国土生成的神话描述，为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13世纪两次靠所谓“天佑神助”的“神风”击退蒙元来袭事件，使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根深蒂固；近代以降，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使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发展至极端。

自古积淀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犹如一把双刃剑，对日本人的行动起着导引和支配作用，久远而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进程。这一观念意识除在减少国力内耗、形成强大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外，也曾将日本民族引向歧途，不仅一度使日本民族濒临毁灭，而且给亚洲邻国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巨大灾难。第一，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是类似于宗教感召的观念意识，较之一般政治学说更具有煽动性和迷惑力，成为驱动部分日本国民战时盲从侵略战争和战后仍持错误“战争史观”，以及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图谋复活军国主义的历史的心理层面的因素。第二，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进一步派生出与之相表里的忠诚意识和武士道精神，不仅使战时的许多日本青年在这一愚忠心理支配下义无反顾走向侵略战场，决心为天皇的“圣战”效死尽忠，而且使许多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在这一以冷酷无情的处事态度和攻战杀伐的好战习性为特征的武士道精神驱动下，加大了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直接加害和战争剧痛。当然，这也是造成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总想重温军国主义旧梦的内在心理驱动力。

(二)战后初期美国有意保留日本法西斯残余势力，为日本右翼势力东山再起种下了祸根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曾制定和实施了铲除日本右翼法西斯残余势力的政策。但由于冷战过早到来，美国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即由过去的“惩罚”改为“扶植”，为日本右翼势力东山再起种下了祸根。

首先，美国占领当局千方百计地使裕仁天皇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并保留了天皇制。天皇制国体的保留，一方面为日本右翼势力将国家重新拉回军国主义歧途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另一方面也为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和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精神支柱。日本右翼势力大肆鼓噪修改“和平宪法”，企图在不久的将来把象征性天皇恢复为类似战前的实际国家元首，便足以说明这一点。

其次，提前释放了在押日本战犯和解除了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整肃”。其中既有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大财阀的首领，也有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甲、乙级战犯。这些人不但没有被当作有罪者看待，反而被视为对国家和民族有“贡献”者而倍受部分不觉悟的日本国民的尊敬和占领当局的重用。战后，除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一度登上首相宝座外，类似重光葵、永野茂门等战犯出任战后内阁大臣者司空见惯。战犯重返和活跃于战后日本政坛、军界和财界，不仅使追究战争责任和揭露战争罪行趋于风化，而且为日本右翼势力东山再起种下了祸根。

△ 岸信介（1896-1987）

(三)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军事实力的增强，重新燃起了日本右翼势力称霸亚洲和称雄世界的野心

世纪之交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所依仗的，一是经济实力，二是军事力量。就经济实力而言，经过战后半个世纪左右的发展，日本早已从战败的废墟上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20世纪5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仅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美国占到40%；但到8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比重就上升至14%，而美国下降到22%；进入90年代初，全世界年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0万亿美元，美国和欧共体(12国)分别为5万亿美元，日本一国多达3万亿美元；即使在“经济泡沫”破灭的今天，日本也一直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地位。

经济实力的膨胀，使日本右翼势力亟欲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形象。1983年，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正式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不久又进一步确定了“政治大国”奋斗目标。此后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着实现“政治大国”目标而展开的。就军事力量而言，日本在依靠经济实力积极谋做“政治大国”的同时，也加速了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战后以来，日本突破了和平宪法和有关法律设置的一个个“禁区”，不断重整军备和扩充军事力量。自1987年起，日本军费开支开始突破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成为世界第二军费开支大国。从1995年起，日本年军费开支均超过5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若按人均计算，则是世界第一军费大国。日本长期以来致力于质量建军，其自卫队已成为一支兵种齐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亚太地区除美、俄两国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一支军事力量。日本自卫队总兵力约为30万人，规模不大但编制精干，军官和专业技术骨干所占比例高，一旦战争需要，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充为拥有百万人的庞大军队。日本陆上自卫队人数超过美国，拥有坦克数量超过英国和法国。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一支配备四艘“宙斯盾”驱逐舰的亚洲最强大的舰队，其扫雷能力居世界第一，且正在加紧制造万吨以上的准航空母舰，以期形成以“航母”为核心的海上战斗群。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世界上技术最先进和性能最好的F—15、F—16战斗机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而其拥有的最新型的“AWACSF767预警机”在亚洲绝无仅有。核武器方面，日本不但有美国强大的核保护伞保护，而且拥有制造核武器的充足原料和尖端技术，可以说“日本已经具有核力量”，已经建立了“没有核弹头的核体制”(羽田孜语)。

据日本原子能资料情报研究室的高木仁三郎透露:“一旦日本决定制造核武器，只要一个月或者两三周就能制造出来”；美国核不扩散专家威廉等人也推断:“日本仅用一个星期时间就能把现成的部件组装成一颗原子弹。”而日本目前蓄存的核原料钚和铀，足够生产出100颗原子弹。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使日本右翼势力“扬眉吐气”、备受鼓舞。实际上，无论战前右翼还是战后右翼，他们都只相信实力，既包括经济、军事硬实力，也包括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精神力量这种软实力，尤其迷信硬性军事力量的功能。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如果日本有了与经济力量相称的军事力量，那么就会自然赢得亚洲邻国的“尊敬”。

(四)部分日本国民秉持错误的“战争史观”，为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和蠢动提供了社会土壤

1982年10月，日本NHK以全国16岁以上的国民为对象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回收数为2623份，回收率为72.9%。(1)在围绕“资源贫乏的日本军事进出他国是为了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提问方面，回答“是”者占44.8%，回答“不是”者占38.7%，回答“因为是过去的事，与己无关”者占4.7%，回答“不知道”和不回答者占11.9%。(2)在围绕“太平洋战争使深受欧美国家压迫之苦的亚洲各国早日恢复了独立，对此给予评价”之提问方面，回答“是”者占45.5%，回答“不是”者占25.1%，回答“因为是过去的事，与己无关”者占5.5%，回答“不知道”和不回答者占23.9%。上述问卷结果表明，尽管有部分日本国民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具有正确的认识，但也确有部分不觉悟的国民秉持错误的“战争史观”，尤其竟有44.8%的人认为日本对他国的侵略是“不得已而为之”，45.5%的人认为“太平洋战争使深受欧美国家压迫之苦的亚洲各国早日恢复了独立”。部分不觉悟的日本国民的存在，正是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的社会土壤。正如日本学者堀幸雄教授所说:右翼团体所鼓吹的陈旧思想和反动观念仍然存在于日本的社会意识之中。只有经过一场思想理念和心理深层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才能彻底清除右翼团体得以滋生繁衍的社会思想基础。

(五)日本政治右倾化，为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和蠢动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宣告冷战结束，日本“保革”对立的“五五年体制”随之失去存在的国际依据，自此日本政治在政局动荡中趋于右倾化。主要表现在:一批鹰派政客从幕后走到台前，牢牢掌控了从地方到中央的一些重要权力；近一半的政治家否认侵略历史，矢志摆脱所谓“战败国后遗症”；挑战和平宪法，图谋回归战前；以“集体自卫”代替“专守防卫”，扩大自卫队的实际活动范围等等。而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掩盖侵略战争本质的“战后决议”，日本文部省先后四次篡改历史教科书，中曾根康弘(1985年)、桥本龙太郎(1996年)、小泉纯一郎(2001—2006年)三位首相率群僚“公职”参拜靖国神社挑战历史认识底线等等，则是日本政治总体右倾化的集中表现。此外，右翼政客与民间右翼分子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例如，日本遗族会拥有1万多个支部、数百万会员，其中成为自民党党员者超过17万人。世纪之交日本政治的全面右倾化，为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和蠢动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六)渠道多、数额大的资金来源，为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和蠢动提供了经济条件

战前，日本右翼势力主要靠军部保护和财阀施舍取得活动资金；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资金来源渠道更多，金额也远超战前。其筹资渠道主要有五个:(1)企业“捐赠”。右翼团体经常用投寄恐吓信等流氓手法向企业敲诈勒索。多数企业因恐惧或出于继续经营考虑，只好“花钱免灾”。(2)强拉“赞助”。他们经常派出小股人马到全国各地巡回拉“赞助”。由于伴有威胁恐吓伎俩，这方面也“收入”不菲。(3)向政界人士伸手。防共挺身队总队长福田进就曾经坦承:只要去拜访政界人士，就绝不会空手而归，至少也可以搞到5万日元的“小费”。(4)通过投资股票、房地产、贸易、商业、制造业等正当行业谋利，以补充经费不足。(5)统治阶级的慷慨解囊。1953年日本政府将国有财产东京九段会馆无偿借给“遗族会”经营使用，是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经济上支持右翼势力的典型事例；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频频曝光的经济丑闻，也大多是企业或银行向右翼团体提供资金之黑幕。据统计，1988年向政府申报资金收入的右翼团体有655个，总金额达66亿日元，平均每个团体的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如此雄厚的资金，是确保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经久不衰”和重新抬头、猖狂活动的物质基础。（节选自《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