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诺贝尔奖：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英国的真正原因！

上一篇《》来自于《权力与进步》的第五章，今天我们来揭开谜底。

新贵之国

英国真正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其实在于经过长期社会改革之后，成为一个充满新贵的国度。

时至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数以万计的中产阶级开始相信，靠着创业与掌握技术，就能让自己平步青云。虽然西欧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经历，社会阶级松动，男性怀抱雄心壮志，一心追求致富或是出人头地（当时是父权时代，女性很少出头），但都不像英国有如此众多的中产阶级尝试打破社会阶级制度。英国在整个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大多数时候正是这些中产阶级带来了创新、引进了新的技术。来到十八世纪初，丹尼尔．狄福所谓的「计划时代」已经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英国的中产阶级一心找出向上的机会，可以是透过稳健的投资、也可以是透过一夕致富的投机。1720年破灭的南海泡沫是个极端案例，但也可以看出当时新创企业在民众眼中多么有魅力，特别是许多小投资人追求获利无比积极。

这种背景催生出一些创新者，致力于研究新的工业（生产）程序。早期最成功的几位，包括有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发明以焦炭为燃料用高炉铸铁，1709年）、汤玛士．纽科门（发明蒸汽机，1712年）、理查．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纺纱机，1769年）、约书亚．玮致活（Josiah Wedgwood，创设伊特鲁里亚陶器厂〔Etruria pottery works〕，1769年），以及詹姆士．瓦特（大幅改良蒸汽机，1776年）。这些人多半没有阅读拉丁文的能力，也没花什么时间来读学术著作。

达比出生于自耕农的家庭。纽科门本来是个专门把工具卖给矿场的五金商。阿克莱特家里穷到上不了学，而他的第一份职业是帮人理发和做假发。玮致活出生于陶工家庭，排行十一。瓦特的父亲则是造船业者，社会阶级本来比其他人高了一截。但等到瓦特要就学时，父亲原本的生意失败，于是从事乐器制造商的工作。至少在西元1850年前，无论是这些先驱、或是几乎所有形塑技术发展的人，都没有接受过全面的正规教育。这些人就像史帝文生一样，小人物出身，但随着投资人与客户开始欣赏他们的新产品，就能在几十年间长期成长。

在这个时期共有两百二十六人创办大型工业企业，其中只有仅仅两人来自贵族阶级，与上层社会有关联的也不到10%。但这些人倒也不是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多数人的父亲就是从事小规模制造业、某种手工艺、又或是做贸易。此外，这些实业家多半身怀实用技能，也曾投身于同类型的小型企业，之后才创办日后的大型企业。

这些人都有着极为远大的志向，如果是在过去中世纪欧洲那种功能阶级的社会，出身不高的人很难有这样的眼光。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相信技术，既认为这能够推动进步，也认为这能够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居然还真的成功了。他们的胆识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想到可以利用技术来达成目标？此外，又是什么因素让他们的努力没有受到阻碍、也没有以某种方式被抵消？

其实，当这群人出现时，一场缓慢进行的社会与政治改革已经渐渐抹除英国社会阶级制度最叫人窒息的面向，为这些大胆的行动奠定基础。此外，一千年以来流传下来的「主权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概念，以及一部分的个人主义想法，也可能发挥了一些作用。不过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则是一连串重大的制度改变，不仅形塑这场社会改革的过程，也说服贵族阶级愿意接纳这些新人的加入。

解开束缚

在西元1300年，大多数英国人应该都没想过有人可以从没没无闻变得举国知名，而要说透过「发明」来实现这种目标，也似乎再荒谬不过。

1577年，牧师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的《英格兰概述》（Description of England）描述当时社会的特征：「我们在英格兰，通常会把人民分成四类，分别是绅士（包括贵族）；住在城镇的公民；自耕农；最低层级的劳工、贫穷的农夫、工匠与仆人」。一个多世纪后，格雷戈里．金恩（Gregory King）写下他著名的《阶级、等级、头衔与资格》（Ranks, Degrees, Titles and Qualifications），分类上也大致相同。不论在1577年或是1688年，出生在哪种阶级群体，就会决定一个人的地位与权力。

这种分层的「等级社会」得到众人接受，也有深远的历史根源。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的新统治者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权力多半掌握在国王手中。君主希望靠着婚姻与征服来取得更多领土，各地领主与小贵族则是在封建制度下，有着提供军队的义务。商业活动很少是君主的优先事务。但早在西元1300年，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包括先前1215年著名的「大宪章」（Magna Carta），为未来第一届国会的成立铺路，并让部分权利来到教会与显赫的贵族手中，而且至少在口头上，也要保障更广大人民的权利。虽然如此，但等到伊莉莎白一世在1558年即位，英国的社会阶级制度似乎与十四世纪还是没什么不同，经济上依然远远不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不像现今比利时与荷兰的一带已经发展出蓬勃的纺织业。

伊莉莎白的父王亨利八世，曾经让传统制度大受冲击，诸多政治改革深深影响着后世。像是他不顾天主教廷与教廷命令，执意与安妮．博林（Anne Boleyn）成婚，最后在1534年宣布自己成为英国国教圣公会的领袖。他接着还在1536年开始解散修道院，没收他们的大量财产。在这个过程一开始，英国男性人口约有2%属于修会，总共拥有全英国四分之一的土地。这些土地出售后，又引发新一轮的社会改革：部分富裕家庭的财产显着增加，而至少拥有一些土地的人数也有所提升。

等到亨利八世晚年，中世纪那种阶层化的社会已经有多项基础正在崩解。但要正式看到改革开花结果，还是要到伊莉莎白一世长久执政期间（1558-1603），情况才更为鲜明。在这几十年间，强大的商人阶级崛起，特别是在伦敦与其他港口城市最为明显，而且在海外贸易表现得更为自信与活跃。至于各项农村变化的重要性还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自耕农与熟练的工匠开始崛起，影响着社会与经济。英国开始海外扩张之后，社会改革也加快脚步。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达伽马在1497年绕过好望角，都为欧洲人开发出全新的商机。在殖民冒险这方面，英格兰迟来后到，就算到了伊莉莎白统治尾声，在海外仍未抢下重要的殖民地，海军也只是勉强能与西班牙或葡萄牙抗衡。

但就这点而言，英国可说是塞翁失马。等到伊莉莎白决定加入这场殖民争夺战局，就找上了像法兰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这样的武装民船（privateer）。这些民船经过自行武装，取得国家颁发的特许权，能够劫掠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船舶与货物。在事情顺利的时候，君主分到的那一份可不小；德雷克成功环球探险，为伊莉莎白带来大笔进帐。而就算事情不顺，官方至少也能有不承认的空间。大西洋贸易大大颠覆英国政治力量的平衡，海外商人与他们在国内的盟友开始变得有钱又大胆。只要你肯反对高额税率、抵抗国王的专制权力，伦敦与其他港口就会是你强大的政治后盾。商人与海外殖民利益人士在政界愈来愈敢直言不讳，在这个政治与社会风起云涌的时代格外重要。

十七世纪初，詹姆士一世宣称他继承了「神授君权」（divine right of kings），这种社会观对于诺曼君主或埃及法老来说肯定再熟悉不过，认为国王就是地上的神，有权以父亲统治家庭的方式进行统治，至于社会则该像个乖巧的孩子一样仰望服事。詹姆士一世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抱着这样的态度，表现出高压的行径，结果农村地主与城市里的商人无法接受，才导致1642-1651年的英国内战（又称「清教徒革命」）。

如果是当时身处其中的参与者，不可能预料到这场内战最后会带来怎样的全面影响，但在某些时刻肯定能感受到英国社会有些发展正在酝酿。而要说政治与社会改革的程度有多大，从极端分子「平等派」（Levellers）所表达的想法可以看得最为明显。

平等派是在英国内战初期掀起的一场社会抗议运动，在国会的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得到相当的支持。他们的主要诉求是让人人都能享有政治权利（「一人一票」），以及我们现在所谓更广泛的「人权」。在1647年10月至11月所谓的普特尼辩论（Putneydebates），平等派与军队领导者正面对峙，也让他们的诉求达到顶峰。托马斯．雷恩巴勒上校（Colonel Thomas Rainsborough）是平等派最善于言辞的一位，他是这样说的：

本人真心认为，英格兰最贫困的人也应享有如最富有的人同样的生活；因此阁下，本人认为事理非常明白，要让某人活在一个政府之下，首先该得到他同意将自己置于该政府之下；本人也确实认为，即使是全英格兰最贫困的人，若是未能发言将自己置于政府下，严格来说，就不该受到该政府限制。

雷恩巴勒的这项愿景是基于普选权的概念：

本人在上帝的律法中里找不到任何一条，规定领主能够选择二十位议员、士绅只能选择两位、而穷人只能选择一位。无论在自然法或国际公法中，都没有这样的说法。然而本人确实找到的规定，则是所有英国人都应遵循英国律法；本人亦坚信所有人都会同意，任何律法的基础都在于人民；而若在于人民，本人认为应豁免此般规定。

当时的军方领导人，包括奥利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与当时的总司令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 Fairfax）都反对这种说法。在他们看来，政治权力必须掌握在拥有土地与财产的人手中。经过几轮激烈辩论，平等派败下阵来，他们的想法也淡出了这个舞台。英国内战最后由国会派胜出，组成英格兰联邦，一直持续到1660年。但回头看来，接下来三十年其实仍然持续着这场斗争，希望限制王室的权力，并且争取由哪些社会团体填补上这个权力的真空。局势发展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达到高潮。但我们不该被「革命」一词给骗了，这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完全是两回事，财产并未重分配，没有出现平等派要求的普选权，国家的治理方式也没有出现大幅改变。而最重要的是，此时得到权力的人认为，政治生活的核心组织原则是在于保护财产，保护财产拥有者的权利。这些社会潮流的重要之处，除了让我们得以理解英国与其社会如何开始迅速变化，更解释英国的几项显着特征。

至此，对于先前提出的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一些答案。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一群出身相对普通的新人所具备的创业与创新精神。这些人除了有实用的技能，也抱持着要在技术上创新的雄心壮志。

理论上，最有可能创新的应该是封建领主或地方强人，但这种事却很少发生。虽然领主也能命令由手下农民进行创新，但这种情况也同样少见。至于修道院院长，能运用修道院的资源来带头发展；虽然这在中世纪偶有所见，但也并非经常如此。

因此，要推动工业创新，实在必须有新一批人的崛起。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必须善于解决问题、又一心努力发家致富，而且社会还不能横加阻挡。也正是由于英国封建社会没落，让这些人开始能够怀抱梦想，而且这些梦想无比远大。

当时，封建主义在欧洲其他地区同样开始势微，只是受挑战的程度不如在英国严重。法国、德国与瑞典都有农民起义，也萌生新的哲学思想，但都没能像是英国内战与光荣革命那样改变权力基础，也比不上英国经济与社会改革的程度。

从这种理解，也能解释中国的发展。虽然中国拥有科学上的突破，也具备工业化部分的条件，但制度架构上却无法鼓励一批有创新精神的新人来挑战既有的生产组织方式与阶级制度。就这点而言，中国与全球其他大多数地方并无不同。在整个组织井然的社会，虽然从社会边缘发展出一些科学思想，但无论是看起来或是实际上，都从未威胁到社会秩序。此外，中国的某些创新虽然可能具备军事价值（例如火药），或是能够协助计算确切的宗教节日时间（例如天文学），却肯定无法成为工业革命的基础。

虽然英国确实出现一场社会革命，却并未真正挑战既有的社会阶级制度。那是一场体制内的革命，主要的志向是执着在财产上，认为致富的人就该得到重视。想在社会更上一层楼，就必须得到财富。只要有了财富，地位要升到多高都没人挡得住。

此外，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迅速转变，除了能靠土地取得财富，也能靠着贸易或兴建工厂作为财源，让社会地位随之而来。既然这个环境已经具备相对较高的流动性，如果出身寒微但志向远大，自然是想努力在这个经过稍微修改的现有秩序当中取得成功，不会想把整个庞大的社会结构彻底颠覆。

从汤玛士．特纳（Thomas Turner）的日记，就能看出十八世纪中叶中产阶级的抱负：「哦，做生意真是太愉快了！积极忙碌的生活（如果做的是诚实的行当）实在比懒惰闲散更为宜人；能在一个鼓励行商的环境，让人有机会大力推动贸易，这样的幸运令人快乐无比。」

在大航海时代，如果中产阶级怀抱着梦想与雄心壮志，除了商业与生产制造，自然也会想到研发新技术这一块。过去古老的真理与既定的方式正在逐渐崩溃。一如培根所预料，人类愈来愈会想到如何控制自然。

「新」不代表「包容」

英国工业是靠着一场关于愿景的革命而兴起，而推动促成工业化的就是成千上万出身普通、教育程度有限、祖上财产不丰的男性（与少数女性）。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些人是在社会秩序里的反叛者。如果说到「新人取代古老的阶级制度」，或许会让人以为将带来充满包容性的愿景，将人类推向共享繁荣的未来。但很遗憾地，这绝不是在短期内我们看到的情形。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英国的贫困劳工在政治上没有人代表他们说话。除了偶尔的示威游行，并没有别的方式能表达这群人共同的想法。相对地，中产阶级现在胆子大了，正渴望在现有体系力争上游。这群人接受这个体系的价值观，包括理查．阿克莱特在内，许多人竞相购入庄园，希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当代评论家索姆．詹尼斯（Soame Jenyns）就说：「无论在房宅、桌子、家具或设备上，商人一直在与顶级贵族竞争。」又或者如同属当代的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菲利普．斯坦霍普（Philip Stanhope）所言：「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竭力模仿着更上等的人。」

这些力争上游的人也学了辉格党（Whig）贵族那一套，对农村与城市穷人充满鄙夷，觉得这些人「较为卑下」，与自己这种有抱负、能够加入体系的中等阶级大不相同。格雷戈里．金恩就认为这些穷人没有给国家带来贡献，只是在「减少国家的财富」。同样当代的威廉．哈里森也说这些人「就公共财而言既无能发声、也没有权力，只能被统治、而无法统治他人」。在这种愿景之下，满怀抱负的中产阶级自然就把重点放在累积财富，压根不会想到要提升员工与更广泛社群的生活水准。所以，工业创业家在选择技术、组织、成长策略与薪资政策的时候，重点是让自己富起来，而不是让手下的劳工同享生产力提升所带来的好处，唯有等到劳工自己掌握足够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事情才得以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