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耿彦波辱没高洪波了

高洪波卸任重庆市荣昌区委书记的消息，在社交媒体持续引发惜别之情。

对于官员离任，十里相送，恨不能送万民伞，赠遗爱鞋，诸如此类的情境，我向来表示不解甚或反感。

身为一地主官，不管曾经付出多少努力，做出多大的贡献，都是分内之责、道义之需、伦理之义。

民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搞得像生离死别，实在是主仆关系倒置、官民关系错位。

无论官大官小，都是公共职位。组织决定调动，悄无声息走人就是了，没理由像土司离开领地，族长离开山寨，非要整出点动静不可。

包括此次高洪波离开荣昌，骑马骑驴走也好，开三蹦子蹬自行车走也罢，私域的事没必要公共化。

尽管如此，还是要承认，官员还是有好坏优劣之分的。我丝毫不否认，高洪波任职荣昌期间，是个很特别、很出色的官员。

但近来在热议“高洪波现象”过程中，不少人因为一个简单的类比，生生拉低了这场民间讨论的意义。

比如，看到一篇自媒体文字，题为《高洪波：市民最不舍的又一个耿彦波》。

为了阐述高洪波在民众心中的分量，该文横生枝节，“一个区委书记在网友心里的份量，凭什么能和那个在离任时，被大同市民跪地挽留的原大同市长相提并论呢？”

正因为这个设问，此文让人不堪卒读。一个充满暖意的官民关系叙事，被强行塞进一坨直冒寒气的冰块。

在我看来，高洪波与耿彦波决计不能相提并论的。无论是执政风格、治理模式和政治遗产，两者都有着根本的不同。

别的暂且不论，就说卸任离别仪式。

高洪波“骑行离任”，虽被指有“作秀之嫌”，但也称得上朴素、利落和无甚公害。

2013年耿彦波调离大同时，普遍的说法是，市民聚集挽留的规模为千人级别，其中包含下跪、拉横幅场景，较之高洪波属于超豪华阵容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么大规模的跪留，真的都是“自发”么？

凡事就怕“认真”二字。我曾就此在大同深入调查了解，多家企业负责人说，他们承担了来自上面的硬性摊派任务：出钱雇车拉人到现场送别耿彦波。

其中一家小微服务企业，就负担了雇请五辆拉人中巴车的费用。

据介绍，彼时大同东门外下跪挽留耿彦波的数千人，成份很复杂，有工程款未结清的，有拆迁补偿款没到手的，更多是凑热闹壮声势的。

据称在人群最前头哭天抢地的跪留者之一，乃为蒙受市长法外恩惠、发拆迁财的浑源县籍某某人。

正是这种跪地哭喊恳留的戏剧性场景，构筑起一道当代中国罕见的怪异政治奇观——对此有人当资本，众人当笑谈。

再说高洪波模式与耿彦波模式，对当地经济的长期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高洪波模式特点是‌市场导向‌，培育特色产业和民营经济，形成内生增长动力；通过‌轻资产运营‌，以小博大带动经济发展。

耿彦波模式特点‌是政府主导‌，以重资产投入大规模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500亿投资形成的债务压力大，文旅收益短期内根本难以覆盖巨额债务本息‌。

‌‌高洪波模式‌构建了“2335”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即2个500亿级主导产业集群，‌3个100亿级支柱产业集群，3个50亿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5个战略性“新星”产业集群。2022年工业总产值占全区80%‌。

目前荣昌民营经济形成了"78899"发展格局，即贡献70%税收、80%GDP、80%就业、90%市场主体、90%技术创新。

2025年上半年荣昌社消零增速达11.8%，高于重庆市平均增速7.3个百分点，且无显著债务压力，这种轻资产运营模式更易持续‌。

耿彦波模式通过‌“一轴双城”计划，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旅游经济，但“拆真建假”争议，导致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冲突和隐忧。

大同市‌截至2024年政府债务达287亿元，相当于市民人均负债1.4万元，债务总额为财政年收入的4.11倍，文旅收益绝对难以独立化解巨额债务。

高洪波的创新性执法‌，推行“首违不罚”政策，严格依据《重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通过制定191项免罚清单实现柔性执法，既维护法律权威又体现制度温度。

耿彦波的鲁莽性实践‌，以行政命令替代法定程序，大规模拆迁缺乏充分公众参与和风险评估，导致住建部、国家文物局通报批评大同“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

高洪波的共治模式为‌，通过开放政府大院等举措直接回应群众需求，以空间平等消解官民隔阂，契合“人民主体地位”的法治原则。

‌耿彦波的民生悖论‌是，以大规模违法强拆开路，引发大量拆迁补偿纠纷，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失衡，接任者不得不通过“五个凡是”承诺弥补法律衔接漏洞‌。

从经济增速看‌，高洪波的贡献更为显著，荣昌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快速增长；耿彦波的“造城运动”堆砌出靓丽的钢筋混凝土显绩，但债务问题对地方形成巨大拖累。

从可持续性看‌，高洪波在‌市场机制激活、风险控制和制度延续性‌上具有显著优势；耿彦波模式作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尝试，其可持续性受制于债务压力和个人化治理的局限性‌。

从可复制性‌看，高洪波模式更易被其他中小城市借鉴，耿彦波模式需要特殊条件和资源。

从创新性看‌，高洪波注重在法治框架内创新，通过程序优化实现治理效能；耿彦波则以结果导向突破常规，其成效均源于对法治程序的恶性冲击。

高洪波的转型策略以“流量+民生”为核心，通过产业数字化、营商环境优化和城市IP塑造，使荣昌GDP三年突破700亿元，其治理模式被评价为“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破圈实践。

耿彦波‌的转型思路是短期内显著提升城市面貌，虽然目前非煤工业产值占比已超过煤炭，却被批评为“牺牲程序正义换取效率”，且大同全面转型预计到2035年才可能完成。

高洪波式治理，更贴近循吏“法治与教化并重”的传统；耿彦波式治理，以暴猛鹰击闻名，近乎司马迁笔下“严削”的酷吏形象。

于今之计，高洪波式的循吏多多益善，耿彦波式的酷吏最好绝迹。

别将长期自我推动造神的耿彦波，与更具真正“网红”意义的高洪波，进行“捆绑叙事”了。

这对高洪波，是一种贬低、矮化甚至辱没。

当然，高洪波也不应被神话，其离任后最好有别于耿彦波，尽可能远离神话叙事，对自身形象英雄化和神格化的“造神运动”保持戒备。

倘若有一天，高洪波由“人”被尊为“神”，鼓荡出满屏媚附之气息，打造出万民皆颂之场景，高洪波就不是高洪波了。

顺带提一句，文中山西网友的留言截图，并非笔者刻意搜罗而来，而均出自《高洪波：市民最不舍的又一个耿彦波》一文的评论区。

越来越多的山西人能有这种认知，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