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出来的邻里：社区团购中的地点织造与纹理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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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超越社会建构论的“地点制造”概念，以“地点织造”为理论框架，探讨数字平台条件下的社区团购对邻里空间的纹理化生成机制。通过对武汉市三个居民小区历时四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团购中的邻里与平台在不同的媒介实践中产生动态多元的耦合，催生出复数的社区团购和叠加的邻里空间。大厂商业团的单一自动化装置和平织编码将邻里空间生产为类似平纹织布的均质化网格纹理；居民团的协作自动化装置和提花编码则涌现出如织锦般文质彬彬且独具特色的提花纹理。本研究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平台批判研究，指出平台的大规模技术理性在转化成小范围的具体劳动和日常生活过程中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质变，产生属于小范围的秩序，数字时代的邻里空间仍然存在附近实践的可能。

作者简介

袁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抗疫动员下社交媒体与邻里空间互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AXW006）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2016年以来，一场悄然发生的空间革命改写了数字媒体的存在方式：以“新零售”“场景革命”为代表的平台技术不再悬浮于“云端”，而是通过LBS定位、履约算法和即时配送网络，向街道、社区和楼栋等实体空间深度渗透，将我们从“远方”拉回“附近”。疫情的催化更是让久违的邻里社区被重新看见。然而，再度被看见的邻里显得既熟悉又陌生（袁艳，沈梦晨，2022；谢静，2023），人们一边被技术拉回到“附近”，一边又在感受着项飙所说的“附近的消失”（Xiang，2021）。面对这一矛盾，既有的平台研究往往过于关注技术、资本、劳动、国家等政治经济因素（丁未，2021；Gillespie，2010；Jiu，2024；Srnicek，2017），无力回应邻里的空间属性；另一方面，大量关于空间的传播学研究还停留在由大众传播媒介所带来的“地域的消失”“地方感的重建”等问题中，对具有“超空间偏向（Jansson & Falkheimer，2006：9）的数字技术带来的独特的“空间问题”（袁艳，2024）缺乏足够的重视。数字平台技术条件下的“附近”就这样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媒介地理学的共同盲区。

近年来在中国城市社区异军突起的社区团购正是平台技术“空间下沉”的典型样本，它一边依托数字化的算法编排和界面交互，一边激活街坊邻里的地缘网络和人际交往，为理解平台化的“附近”提供了绝佳的窗口。对于这一新的现象，既有的研究表现出褒贬不一的对峙状态：一派学者沿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认为社区团购是平台逻辑向日常生活和邻里空间的扩张，把用户当作平台资本剥削的对象（陈晓伟，郭典典，2021；燕道成，李菲，2021）；另一派则以传统的社区传播和技术赋能为导向，突出其重塑基层联结、激发公共参与的潜能（易若彤，2022；朱春阳，毛天婵，2023）。两派研究看似对立，但均带有对媒介技术与邻里空间的本质化倾向，对重新思考“附近”在当下的意义和可能性作用有限。区别于以上路径，媒介地理学主张将传播现象视为人与技术、媒介与空间的“相遇”（Adams，2017），它不仅使既有的事物产生联接，更改变联接的对象、孕育新的可能。沿着这一思路，有必要对社区团购做重新的审视：社区团购在中国邻里社区的出现让我们看到怎样不同的平台化和邻里效应？数字平台技术以怎样的方式在创造新的“附近”？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空间政治和技术博弈？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直面本土化的经验材料，更需要一个直面数字技术场景的批判视角，一个由“人—技术—环境”共同编织的分析框架。本文借鉴人类学有关“织造”的反形质论思想，以“地点织造”的概念更新社会建构论下的“地点制造”，并通过对武汉市三个居民小区历时四年的田野调查，对社区团购现象所代表的“平台化附近”进行技术政治批判。

二

理论框架：从“地点制造”到“地点织造”

（一）“地点制造”还能怎么“造“？

美国社会学家桑普森曾说，20世纪以来的邻里社区研究充满着“挽歌情调”（Sampson，2012：44），其根源来自一种本质主义的地点观，即将地点（place）作为一种“独立、稳定和本真的存在”加以捍卫（Relph，1976：42-43），并用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或“共同体”（community）概念为它赋予浓厚的道德色彩。这种规范化、本质化的地点观，让“邻里”面对社会和技术的变迁显得无比脆弱，不断周旋在“社区失落”“社区存续”“社区解放”的争论中（Wellman & Leighton，1979），无法打开更深层次的分析性研究（Sampson，2012：45）。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种僵化的地点观受到以哈维、苏贾、马茜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建构学说的挑战。它们主张“地点”是社会物质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不存在先于社会实践的本质。这一反本质主义的态度让研究者普遍将焦点从“地点”（place）转向“地点制造”（place-making），从关系和动态的视角重新理解地点的生成机制和背后的权力关系（谢静，2013a；Cresswell，2004：83-84；Yuan，2014：20-21）。社区研究开始走出“共同体意识形态的陷阱”，转而从“日常生活的空间社会组织的可变性”中理解何为“邻里”和“邻里效应”（neighborhoodeffects）（Sampson，2012：46）。更有学者主张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社区”概念，结合中国城市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制度，观察来自国家、市场和民间的多元行动体如何互动博弈（桂勇，2008；肖林，2011；朱健刚，2010）。在传播学领域，“地点制造”的概念也改变了传播与地点的关系。传播不再只是“‘关于地点’或是‘在地点中’的表达”，而是“构成地点的特殊要素”（亚当斯，2009/2020：9）。没有传播，就没有邻里，也没有社区（谢静，2013b：13）。

承认地点“可造”，固然是一种解放，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在造”以及“如何造”。社会建构视角下的“地点制造”研究向来重视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差异、协商和“粘连”（桂勇，2008：184；Feuchtwang，2004：17），但看似“多元”的主体却指向同一个行动者——人。所谓“地点制造”，往往是指人“通过向其中加入目的和欲望，使环境变得适于居住”（Certeau，1980/1984：xxii）。这种制造模式的底层逻辑可追溯到亚里斯多德的“形式质料说”（hylomorphism）（Aristotle，350BCE/1999：34-35），即万物产生于原始质料（hyle）与形式（morphe）的结合，而“制造”则是将人类头脑的“形式”和“观念”强加到被动僵化的“质料”上。这种主客分离的制造模式难免会导致另一种本质主义：用人类意图（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主宰“制造”的意义，以“目的”决定“过程”。

对社会建构论的批判一度主要是学理之争（Malpas，1999；Sack，1997），但在数字时代却变得尤为现实和紧迫。不同于大众传播技术通过虚拟表征和叙事的方式参与空间生产，数字技术通过数值化的方式将万事万物转化为数字符码，使世界具有可编程性（Chun，2008），再运用算法规则将各种元素进行整合和运行，让空间与代码不可分离（Kitchin & Dodge，2011）。在此背景下，世界不再完全由人发号施令，而是“软件说了算”（Manovich，2013）。软件代码不是表征现实，而是积极参与其中、操纵并创造现实，并与世界一道演化。媒介技术不再是“死的”工具，而是表现出“活着”的特征，“以一种自主的方式在世界上工作”（Kitchin，2011：948）。面对媒介技术的范式性变革，继续固守形质论的制造观来理解数字平台条件下的地点生成，无异于刻舟求剑。

如何才能突破形质论的桎梏？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Ingold）从传统的纺纱织布、编篮结网等编织技艺中提炼出“织造”这种“反形质论的制造模式”。以编篮为例，篮筐的形态并非人类将预设形式强加于藤条，而是在手指与藤条韧性的持续角力中涌现。这种造物模式下，工匠不再主宰被动的质料，而是与材料的特性（如藤条的弹性与阻力）展开动态对话，积极地响应人与物相互纠缠的“力量场”（Ingold，2000：345）。英戈尔德进而指出，这种共生共创的造物模式并非编织活动的专利，它曾是人类造物的普遍逻辑，只不过在形质论霸权下被贬为“原始技艺”。因此，他主张还原“制造的织造性”（textility of making）（Ingold，2010），以揭示人类造物过程的本质：形式不是人类意图对质料的单向征服，而是人与非人在互动中生成的有机轨迹。

（二）假如地点是“织”出来的

事实上，用编织来理解“地点”并非空穴来风。人类最早的栖居形式之一就是用树枝藤条编织成围栏，建筑的装饰纹理最早也来自纤维加工过程中呈现的几何图形（Semper，1860/2004：242）。人文地理学家列斐伏尔、媒介地理学者亚当斯、扬森等人都提出过用纺织的“纹理”（texture）来替代“文本”（text）以兼顾空间实践中的时间和空间面向，将地点的物质性和象征性结合在一起，并以此作为空间结构与传播能动性之间的中介（列斐伏尔，1974/2021：118；Adams，Hoelscher & Till，2001：XIII；Jansson，2007）。本文尝试用英戈尔德的“织造性”概念进一步发展以上思想，提出“地点织造”（place-weaving）的概念，以跳出社会建构论的形质论模式剖析地点的媒介化生成机制。具体而言，它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本研究提供分析框架。

首先，抛弃制造模式的“目的”导向，从“过程”和“关系”中把握人、物和地点。正如英戈尔德指出：“‘制’出的个体是对理念的表达，而‘织’出的个体则是某种节奏化运动的实体化结果。用‘织造’替代‘制造’，即是倒置运动和物体的关系：不是先有个体，再有个体的运动，而是个体形成于运动。”（Ingold，2000：346）这个观点与巴拉德（Barad，2003）的“能动的实在”（agential realism）以及西蒙东（Simondon，2005/2020）关于技术的“个体化”理论（individuation）不谋而合，都是在强调“地点”和“技术物”的属性并非源自内在的本质或外在的意图，而是在各种力量和关系的交织运动中涌现的结果，因此必须从人与物的相互关系和动态变化中理解平台何以成为平台、邻里何以成为邻里。

其次，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的尺度”转向“人机耦合的尺度”理解媒介技术如何参与地点的生产（孙玮，李梦颖，2022）。不同于传统社区传播研究单纯聚焦社会主体、视媒介技术为工具的做法，本研究将焦点转向两种人与技术的耦合点：装置和编码。前者让我们看到不同的社会技术系统如何决定人与技术的匹配方式，后者指向装置运行的内在逻辑。装置为编码的运行创造条件，编码决定着装置的产出效果，它们共同将研究的视角从平台技术的“文化层”带入“计算层”（Manovich，2001：46），看到更为隐秘的技术博弈和空间政治。

最后，借编织与数字媒介的技术亲缘关系打破技术的新旧屏障，看到复数的“数字技术”和多重“人—机耦合”。回望历史，早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就已通过各种编织技艺掌握了基于二进制的数字技术，不同的文明发展出各自精湛的织法和机具，并从中孕育出早期的计算机（Albers，2017；Plant，1995）。引入“织造”的视角是为了走进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2021/2025）所说的“漫长数字时代”，重新理解“装置”和“编码”。这一时空尺度的转换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当前有关“可编程社会”“代码空间”主流研究中存在的以计算机为中心的盲区，在由计算机工程师和互联网企业所定义的“高科技”之外，发现由“低技术”“旧装置”所构成的数字实践，从不同数字实践的对抗与共存中理解平台社会中的邻里究竟正在成为怎样一种“代码空间”。

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本文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分析：

1.社区团购从何而来？经历了怎样的个体化过程？其中出现了哪些人机耦合？各自表现出怎样不同的技术性？

2.不同的人机耦合发展出怎样的社会技术装置？它们的技术路线有何不同？

3.不同社区团购装置分别遵循怎样的算法程序？从中涌现出怎样的社区纹理？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始于2020年2月的武汉，疫情的暴发和隔离政策迫使本人开始使用社区团购并对这一现象产生研究兴趣。最初的观察聚焦社区团购在社区抗疫和危机动员中所发挥的作用，但疫情退去后，社区团购并未从我所居住和观察的小区消失，而是以不断变化的方式继续存在，这让我的研究欲罢不能，一直延续到2024年2月。长达四年的田野跟踪让本研究的视角从“疫情”这一极端事件逐渐转移动到社区团购所折射出的平台与邻里的深刻纠缠，其间发生的复杂变化让人与物的动态过程得以充分体现，而这正是“织造”模式在方法论上的要求。

本研究的田野范围也经历了逐步成型的过程。最初受限于疫情管控政策，田野点局限于本人居住的C小区，后经熟人介绍增加了S小区和G小区。三个小区位于武汉市不同的城区，在小区人口规模、房屋年代和管理模式上也各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武汉市邻里社区的多样性（小区概况见表1）。由于研究者与三个受访小区的关系各异，调查的方式和深度也不尽相同。C小区是本人的常驻小区，从研究之初就开始参与各种社区团购的线上和线下活动，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今。小区居民的身份方便本人随时进行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化深度访谈，它成为本研究最持久和重要的数据来源。S小区的实地调查发生于2020年4月和2023年4月，各为期一周；G小区的实地调查发生于2023年3月，为期一周。之后对这两个小区的调查主要通过微信回访和团购群的线上观察。最后，综合三个小区的材料并根据深度访谈的饱和原则筛选出15名受访者（受访者信息见表2）。为了还原本地化的日常叙事，保留“附近”的整体性（严飞，2022），本研究以“小区”而不是“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收集和分析数据，结合小区的规模、结构、历史和管理模式来理解访谈和观察所得。

四

成为“社区团购”：
发生论视角下的平台与邻里

现有关于社区团购的研究大多将它定义为数字平台技术从云端下沉到邻里空间、并将其改造为平台消费场景的结果。在这种“先有个体、再有个体运动”的制造模式下，社区团购所表现出的空间的流动性和时间的灵活性被简单归因于“平台”固有的技术性，邻里社区或被动接受改造，或主动把技术当工具，均外在于技术本身。织造模式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个体形成于运动”。这就要求我们打开技术物的时间维度，从技术的“前个体”（pre-individual）状态理解其“技术性”的由来和构成（O’Brien，2022：67；Simondon，2005/2020：32）。正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认识社区团购所折射的平台与邻里的关系，必须从前平台时期开始。

（一）萌芽期（2013年前）

作为一种群体式购物方式，社区团购并非平台技术所发明。早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同住一个街区的消费者自发组织起来，以集体批发或订购的方式获得更大的议价权，这种行为在现代城市中并不少见，在某些西方国家甚至发展为一种微观的公民自治。比如，1965年，岩根邦雄在东京的世田谷区组织200多户居民，共同发起“牛奶共购运动”，绕过经销商直接向奶源地集体订购优质牛奶。这一运动直接催生出“日本生活协同组织”，直到今天还在日本许多城市街区发挥着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Maclachlan，2001：68）。中国城市社区虽然经历了与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但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从C小区的一些老居民那里，还能听到他们谈起上世纪80年代相约到水果市场或者汉正街“打批发”的经历。当然，在缺乏技术和中介机构的情况下，这种“团购”行为的“社区性”仅限于熟人之间，无法形成规模。

较成规模的社区团购大约出现在2010年前后，随着住房商品化的普及，城市居民的维权意识开始增强，BBS论坛、QQ等聊天软件成为业主们分享信息、与开发商斗争的工具，与住房相关的装修建材和家电信息页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我们小区2014年交房入住，但是2012年交了首付款后大家就在网上认识了。为了联合起来向开发商维权，一部分业主在搜房网和QQ上建群，最早是和开发商斗争，后来聊着聊着，有些业主也会约着一起跟装修公司砍价。”（小魏，2020年4月20日）这时的社区团购以居民为主体，把互联网和聊天软件作为工具，但在看似自发的表面下，技术的力量已经将社区团购塑造为一种人与技术、线上与线下混合的空间实践。S小区的一位受访者这样描述：“当时有团购，没团长，因为人人都可以当团长。这次你发邀请就你当，下次我发邀请就我当。有人出面团，就参加。没人团，就自己买。”（陈姐，2023年3月15日）

相比线下组织，线上成团对组织者的号召力和成员的忠诚度要求相对较低，这一方面降低了自组织的门槛，让团购更容易开展。但另一方面，这种无中心的零散状态让当时的社区团购只能在家装和大件商品消费中发挥作用，无法进入日常消费场景，更无法催生民间自组织。

（二）雏形期（2013年—2019年）

从2013年开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商业化，社区团购开始逐步成型。最早的线上团购仍然依附于线下社区，一些网站看准社区团购在建材装修和大件市场上的商机开始做起团购帮买业务，由网站派出的“专业团长”带领小区居民到家装市场一起砍价，从中赚取佣金。G小区的不少居民就是通过当时的“大件团购网”（后改为“大件会”）购买装修材料。第三方代理的出现让基于居住地的“社区”身份让位于以消费为中心的“社群”身份，团购行为所产生的社交资本也不再沉淀于小区内部，而是流向平台企业，这让“团购”与“社区”一度渐行渐远。

从2016年开始，随着移动支付、定位导航和物流网络技术的不断成熟，平台资本开始看中“日常生鲜”这一高频率和高覆盖的消费场景所带来的数据流量，而一向“轻资产”“在线化”的互联网商业逻辑在处理“地点敏感”的日常生鲜商品时难免感到棘手，再度产生对邻里空间的依赖。在这一背景下，“兴盛优选”（2016年）、“你我您”（2016年）、“食享会”（2017年）、“十荟团”（2018年）等一大批专营社区生鲜团购的中小平台企业遍地开花，推出“线上预售、线下自提、以销定采、落地集配”的模式经营，通过在小区内部招募“居民团长”完成线上组团和线下履单的工作。G小区的红姐和C小区的莲莲在2019年分别加入“食享会”和“十荟团”。据二人回忆，最初各平台纷纷用高佣金和其他扶持政策拉拢“团长”。虽然没有长期合同，但一家平台在一个小区只发展一个团长，每个团长一般只为一个平台履单，双方的关系类似包买与家庭代工的关系（谢富胜，吴越，王生升，2019）。

（三）爆发与分化期（2020年后）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和接下来三年“例外状态”无疑为刚刚成型的社区团购注入了催化剂。当大多数线下门店和线上电店都无法正常运行时，原本小众的社区团购却以其分布式的营销模式成为小区居民的“刚需”，用户规模从2016年的0.95亿增加到2020年的4.7亿，2021年达到6.5亿（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22年3月1日）。行业的爆发式增长也带来内部格局的重新洗牌。经过一年多的市场兼并和重组，专业做社区团购的中小平台企业纷纷出局，取而代之的是淘宝、京东、美团、拼多多等大型电商平台旗下的社区团购分支。仰仗雄厚的资本和流量池以及专业平台前期打下的基础，大厂平台对居民团长的依赖大大降低，经营策略从“抢团长”转为“去团长”，转而与菜鸟驿站或周边小店等固定网点开展合作。商业社区团购从早期的“中小专业平台＋居民团长”演变为“大厂平台＋店主团长”的模式。

疫情的冲击在改变商业团内部结构的同时也催生出两种商业逻辑之外的形态。一种是政府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调用平台技术发展出的行政化社区团购，即通常所说的“官方团”。武汉市当时的做法是：由市防疫指挥部向各街道社区下达保供任务，社区干部一方面与辖区内的商超进行对接，签署保供协议；同时，各小区发动业委会、物业管家、下沉党员和志愿者的力量在每个楼栋建立微信群，居民在各自的楼栋群接龙下单，再由社区志愿者和下沉党员组织运输和发放。在这种人技耦合方式中，政府的行政力量扮演核心作用，平台技术充当基础设施，服从于等级化的行政体制和网格化的空间秩序。正因为官方团的运行过度依赖行政力量，需要调动大量额外资源，这种人技耦合方式只能在例外状态下短暂维持。三个受访小区在2020年封控期间都出现过由社区干部或业委会主导的官方团，但它们都在解封后迅速解散。即使后来三个小区再次面临小范围封控时，官方团也再未重启。

另一种有别于商业团的社区团购是由小区个体居民主导、依托微信群和邻里关系网运作的“居民团”。在本研究中，纯粹自发的“居民团”只在疫情降临的初期短暂出现过，留存下来的居民团要么是早期商业团的遗存，要么由官方团派生出来。比如，“食享会”和“十荟团”倒闭后，莲莲和红姐被取而代之的大厂平台边缘化，这迫使她们与固定的平台企业脱钩，开始自主经营。S小区的小刚最开始接触团购是给官方团做志愿者，官方团解散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团购群，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原来的官方团。独立后的居民团长不再依托某家平台企业，而是根据自己的经营实力和邻里需求从不同的渠道自主选择货源和技术手段，具体的做法将在后文中详细讨论。

回溯过往40年社区团购从发育到壮大的过程，我们看到不只是某项技术发明向邻里空间的单向扩散，而是技术演进与邻里变迁这两股运动之“线”如何交构组合的动态领域（英戈尔德，2007/2023：7）。经历着环境和社会变迁的邻里社区不仅是社区团购技术系统的重要一环，也积极塑造着社区团购的功能和运作方式。正是得益于这种异质性的组合，社区团购的内部也不断发生着人与技术的耦合、拆解、再耦合，一边壮大成型，一边裂变分化，相继出现以中小平台企业、大厂平台、官方力量和普通居民为主体的多种团购形态，发展出不同的平台技术和空间策略。

经过上述的跌宕起伏，三个受访小区中的官方团和早期中小商业团相继退出，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大厂商业团和居民团平分秋色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聚焦这两种团购形式，从装置和编程的角度剖析它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嵌入邻里空间、生成不同的地点。

五

装置：两种自动化

在科学技术研究中，“装置”是指由不同技术元素构成的、具备一定特异性和自主性的复杂系统。人们常常误以为是人在操控装置，但包豪斯纺织艺术家AnneAlbers却告诉我们，纺织的基本原则就是直面织机的局限（Albers，2017：242），织机以最直观的方式提醒我们，“装置本身决定了人以何种方式将其自身经验与装置匹配”（吴璟薇，2024：180）。不过，当我们进入比计算机更为漫长的织机演变史，也会发现人与装置之间的关系并非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注定会朝着“单一自动化带来人的异化”这一方向发展。原始的地织机或腰织机将纱线固定在人的身体和某一固定物之间，人是织机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出现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织布机以后，仍然存在由提花织机所代表的依赖人工深度参与的技术路线（Langlois，2019）。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同样可以按照自动化机制的差异识别出社区团购实践中平台装置的多重技术路线。

（一）大厂商业团：单一自动化装置

作为一种平台营销模式，社区团购依赖由线上下单和线下履单两个环节组成的分布式装置，我们也将从这两个部分来分析。大厂平台提供给用户的下单界面均是由平台企业独立开发的专属小程序，如由美团开发的“美团优选”、盒马开发的“淘菜菜”等（图1a）。它背后的经营模式是由平台组织货源并决定开团形式，经团长推送到团购群。团员在群里点击链接，便自动跳转到小程序完成下单和支付。下单结束后，平台自动整理订单信息发给团长，并计算出团长的佣金。整个过程由平台的小程序自动完成，不会在团长的团购群留下太多痕迹。团长要做的只是转发链接，并根据平台生成的订单接货和等待用户提货。在这种模式下，掌握着生产资料和数据资源的平台企业尽可能控制着团购的各个环节，并使之形成闭环，确保销售利润和数据都能流向平台企业。

不同于线上环节，线下履单无论如何都要依赖人工操作，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前后对比才能识别它的自动化机制。如前文所述，商业社区团购刚起步时，中小互联网企业纷纷用高佣金和各种扶持政策在小区内部发展和拉拢居民团长。大厂平台入局后，居民团长的佣金一降再降，线下履单的职能则被渐渐转到了小区菜鸟驿站或周边小店等网点。“居民团长”本人长期住在小区，不仅自己参与团购，还会以试吃、试用的方式带动其他团员参与，他们与邻居之间的互动是成团的关键。而“店长团长”多为外地打工人员，在小区租用店面经营，他们与居民的物理距离虽近，但存在社会阶层和消费习惯的鸿沟。对于这些常设网点来说，把平台的提菜点设在店面一角，可以在不增加经营时间和场地的条件下赚取一定的额外收入，还可以带活店里的其他生意，所以他们对佣金的要求不高。日常操作中，“店长团长”的工作只是推送下单链接、接货和等待提货，几乎不参与成团的过程，与团员之间也缺乏交流。如果说早期商业团需要用较高的佣金购买“居民团长”相对技能化和个性化的劳动，大厂平台则在用极低的佣金购买“店长团长”低技能和去个性化的劳动。经过此番改造，人工因素在大厂商业团的线上下单和线下履单环节中的分量都大大降低，有利于资本和技术对邻里空间的数据化控制。

（二）居民团：协作自动化装置

与此同时，被大厂平台排挤出来的居民团长也发展出适合自身的社区团购装置。从线上下单界面来看，他们同样依托微信的平台生态，却绕开了大平台的企业专属小程序，发展出另外两种下单渠道。第一种是借用“快团团”“接力GO”等通用小程序（图1b）。它允许团长自行寻找货源，利用通用小程序所提供的发布、统计、收款、分享等快捷功能开团，并设置佣金吸引其他团长进行帮卖。通用小程序的开发者和经营者不直接参与社区团购的经营，只向供货大团长收取平台使用费，相当于平台地租。相比专属小程序，它在社区团购中更接近基础设施、而非经营者地位。

另一种更为便捷的下单工具是微信聊天群自带的“（见图1c）。这是一款免费的在线文档小程序。它的功能相对简单，只能用来发布开团信息，并实时统计群内的下单数据，因为涉及到更多的手工操作，团长们叫它“土接龙”，但“土有土的好处”，不仅可以省掉佣金的提现费，更能体现团长的自主性。与小程序的下单方式不同，“土接龙”的信息发布、接龙下单、到货提醒、售后反馈全部发生在团长所主导的团购群内，每个团员的操作对群内其他成员和团长都实时可见。在这个过程中，团长不仅可以自主选择合适的货源和开团时间，还可以对开团的商品补充个人信息，吸引团员的关注，并实时观察接龙进度，在必要时采用私聊的方式与团员沟通，以提高成团效率。

以下是C小区居民团购群的一次成团过程：某天，团长莲莲在某供货平台上看到自己曾经采购过的一款西瓜价格有优惠，她随即在自己的团购群里喊话：“有没有人要早春红玉？”后面配上一张商品图片。供货方给出的条件是：“一箱8个，4箱起拍。”一开始没有回应，估计是嫌8个一单太多，莲莲马上将每箱一分为二，变成“4个一份”，再问大家要不要。马上有一个团员说“我要4个。”接着莲莲就发起＃接龙，等着团员接龙下单。到截团那天，接龙长到了15份，莲莲自己再补上一份，正好以8箱成团。在这个例子中，“土接龙”允许团长发挥搜索、沟通、协调和灵活决策的能力，也依赖他们与团员长期培养的信任关系，团购的过程反过来又可以增长团长的技能，增进团购群的信任合作。团长的个人因素以及团购群的社交属性不仅没有被数字技术替代，反倒被激活。

值得注意的是，“土接龙”中的人工因素并未完全取代装置的能动性。首先，“土接龙”使用的在线文档功能并非简单地记录开团和接龙信息，而是一种克莱默尔所说的“操作性书写”（operative writing）（Krämer & Ljungberg，2016：230），列表所模仿的“接龙”其实是一种深植于人类文明的“活的”游戏，从古老的卡牌接龙到PC机上的“空中接龙”都是它的变种。这种游戏通过一系列的连续动作产生连锁反应，让游戏在正反馈机制中获得持续生长的动力。在团购群里，团长并非完全依靠个人的号召力来组织团购，而是激活和引导“接龙”的连锁反应和正反馈机制，让每个团员的单次操作对其他团员产生带动，让“接龙”朝着“成团”的方向生长。

其次，“土接龙”虽然不具备自动付款、签收等功能，但当它与小区的人和空间形成相对稳定的组合后，同样可以达到类似自动化的效果。小刚团长将提货点设在自家客厅，付款码悬挂在自家的玄关处，鞋柜的台面上放着打印的提货单，邻居提货时进门先扫码付款，然后在提货单上打勾确认提货。莲莲把提货点设在自家的院子里。最初她要花半天时间守在院子里等着司机送货和邻居提货，渐渐地，她和送货的司机混熟了，对邻居也放心了，院门在提货的日子就不再上锁。货送到后，司机直接进院帮她码在台面上，旁边摆上打印好的提货单。邻居在群里接到通知后自行到院子取货，取完后在提货单上打勾确认（见图2）。过了一段时间后，连在提货单上打勾的程序都免了，钱和货却很少对不上。从这两个自提点的运作中，我们分明看到另一种“自动化”在慢慢形成并悄然发挥作用：经过反复磨合后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形成的无需干预的运行状态，类似人与柳条之间的“力量场”让编篮者进入的一种不假思索的工作状态。如果说大厂平台小程序的自动化是将人以“操作者”或者“补丁”的身份置于系统之外（刘亭亭，黄鹰，2024），“土接龙”的自动化则是将人与物、人与技术共置于系统之中，其驱动力来自不同力量彼此“响应”所形成的合力，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这提醒我们，除了人们熟悉的“技术自动化”（technical automation），还存在一种隐藏于具身空间的“身体自动化”（bodily automation）（Bissell，2023：4），“土接龙”呈现的正是这两种自动化的并存和交织，以及由此而达成的人与机器协作的自动化模式。

六

编码：平织与提花

社区团购中不同社会技术装置又如何作用于邻里空间、生成具有特定形态和意义的地点？不同于锻造或营造，织造的成型机制是由水平运动的纬纱在垂直固定的经纱之间有规律地上下穿梭，靠经纬线的相互抱合和张力织出面料，异质元素之间相互交织的组构逻辑——即织法——决定了织物的性状和功能。无形的组构逻辑在重复操作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物质性痕迹，便是面料上可视、可感的纹理。纹理不像“结构”那样强大而僵滞，也非全然的流动和混杂，是一种间于结构和能动、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存在（Jansson & Falkheimer，2006：89），一种相对稳定但又可以变动的配置部署（潘霁，2025；王志弘，高郁婷，2017；Jansson，2007）。站在织者的视角，面料上的纹理并非直接将纹样绘制于织物表面，而是先由“结花本”依照经纬交织的计算规则制定的操作图，再经过一次次提经、压经、穿梭、打纬的操作涌现而出（袁艳，2022）。同样，织造视角下地点的“纹理”也存在着这种“文化层”与“计算层”之间的转码（Manovich，2001：46）。因此，对地点进行“纹理化”（texturation）分析必须首先进入“计算层”，识别其中的编码规则。

德勒兹和加塔利曾经对纺织技术模型所生成的“纹理空间”（the striated space）做过这样的解读：“交织越是有规则，纹理化就越是紧致，空间也就越趋于同质”（德勒兹，加塔利，2023：551）。在他们看来，边界和规则的存在必定导致定居和控制。事实上，纺织中存在着两个不同层次的纹理化。第一层是对经纬线进行二进制编码，通过排列提经、压经的组合构成最底层的三种“原组织”，产生平纹、斜纹和缎纹三种纹理，统称平织（plain weave）（夏征农，陈至立，2015：601）。三种平织产生的纹理质感各异，但均符合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同质和封闭。另一个层次的纹理化叫提花（jacquard weave）。它是对原组织进行编码操作，利用原组织之间的切换作为“起花点”。经纬交织的原组织是有限的，但不同原组织之间的切换方式却是无穷的，灵活随机的切换便能织出织锦和挂毯上呈现的花样百出、栩栩如生的效果。提花织纹在不跳脱二进制和原组织束缚的前提下走向多元和开放，一种“有规律的无律性”（加洛韦，2021/2025：91）。

回到社区团购，不同人机耦合和自动化装置究竟执行着怎样的纹理化机制？在邻里空间又留下了怎样不同的纹理？

（一）大厂商业团：编码与平织

正如工业化的蒸汽织机擅长平织物的大规模生产，而纹样复杂的面料必须依靠提花织机才能完成，织造模式下的编码同样是由装置和人共同决定的。编码规则越单一，越适合机器代理，以效率优先、牺牲多样性的平织自然成为大厂商业团的编码方式。大厂专属小程序通过代码化操作给邻里空间中千差万别的人、空间和商品打上统一的标签，再用统一的算法和规则对其进行连接、打散和分类。小区内的男女老少被标为“团长”或“团员”，大小房屋被标为“提货点”或“周边地点”，各类生鲜商品呈现为“已团”数。这种均质化和标准化的操作也体现在为大厂平台服务的菜鸟驿站和周边商超等线下空间中。在这些常设的经营空间中，管理履单提货的时间成本被拉低，大厂平台一般采取“每天开团，次日提货”的节奏，造成时间上的摊平。商品送到后，被堆放在小店门口或角落，由居民在不同的时间自行提货，难以形成人群的相对集中，造成空间上的均质。同时，在效率和流量优先的算法下，大厂商业团的商品也呈现超市化的倾向，品类齐全但缺乏特色，货源与普通电商平台和线下超市高度重合，这又造成商品的同质。总之，大厂商业团的操作不仅让社区团购与其他社区商业形态的差异变得模糊，也让小区与小区之间变得雷同。

（二）居民团：反向编码与提花

与大厂商业团不同，居民团长所依托的合作式自动化装置将操作者处在装置“之中”而不是“之外”或“之上”，人与物同处一个力量场中，彼此之间随时响应契合。这种人与技术的耦合带来编码上的跃迁：用一个更加复杂灵活的计算规则对既有的代码系统进行重新组合，在新的计算规则下，大厂平台的单一代码系统反过来成为被编码的对象，居民团长在与团员的实时互动中不断筛选调整，从多个平台挑选货源和开团工具，逐步形成适合个人和小区实际情况的团购规模、开团节奏、商品类别以及提货方式。

莲莲是一个全职妈妈，丈夫在外地做生意，独自带娃的她每天花在团购上的时间有限。她所住的C小区位于城市中心，居民多为武汉本地居民，中老年人群占比较大，周边的多个商超和菜市场也已经可以基本满足小区居民的日常生鲜需求。她的团购群维持在250人左右，每周开团两到三次，团购商品以周边小农场蔬菜、武汉本地小吃和外地品牌瓜果等特色商品为主。团购群里推送的是代货团长的通用小程序和“土接龙”，从不发大厂平台的专属小程序。她家住一楼，自带小院，为了团购的需要，她给院子另设一个入口，白天一般不锁门，人和货可以自由进出。

小刚夫妇共同经营社区团购。他们住的S小区在中心城区的边缘，周边的商超和菜市场没有C小区方便，居民多为年轻的新武汉人，对团购的需求较大，这样小刚的团购群维持在500人左右。开团频率和团购的商品类型与C小区类似，只是武汉本地的小吃并不受欢迎。S小区是高层电梯房小区，小刚住12楼。在缺乏户外空间的情况下，自家的入户门厅和客厅便成了自提点。为了协调团购和家庭生活，他会要求团员尽量在约定时段前来提货。

红组也是一位全职宝妈，她所在的G小区位置更加偏远，居民对团购更加依赖，她的团购群保持在700人左右，几乎每天开团，而且不挑平台和开团渠道，既接美团、盒马等大厂平台的单，也发通用小程序和“土接龙”。为应付如此大量的订单，她向业委会申请到小区地下车库的一块空地作为临时收货提货点（见图3）。每天上午，夫妻俩从9点开始在地下车库等候不同平台陆续送来的商品，一边收货，一边将商品按品种分类，再根据订单按户打包，最后按门牌号依次排列。接近中午，当天各个平台的商品都已送到并完成了分装，夫妻两人将打包好的商品按顺序放上小拖车，依次送到每户邻居的门口。每送一家，敲两下门，通知在家的团员。货全部送完后，再在群里统一发通知，提醒大家到门口取货。一般到中午一点之前走完全部流程。

在三个居民团的日常操作中，他们既没有简单复制大厂平台的代码规则，也没有彻底放弃，而是反向使用。这种由劳动者在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前提下将大资本开发的技术转化为基础设施的做法相当于劳动者对平台的“反向编码”（孔煜也，王洪喆，2024：56）。所谓“反向”，并非破除原组织的编码，而是将不同的原组织作为编码对象，生成由单一原组织无法实现的纹理形态。这不仅是劳动关系上的微观抵抗，更是空间实践上的技术跃迁，其实质是纹理化机制从“平织”到“提花”的转变。大厂商业团的平织机制下，团长的个人和家庭因素、所在小区的地理位置、住房结构、人口状况，以及邻里交往中的各种复杂变化都是阻碍单一织法的“断点”；而在居民团的提花机制下，“断点”变成了不同织法的“切换点”，切换产生的像素不断有规律地叠加，清晰可辨的纹理便从中涌现。正如无数次重复的穿梭打纬在面料上呈现出缤纷的纹样，居民团看似简单的日常操作也在邻里空间留下具有辨识度的时间节奏、空间节点、商品偏好和交往方式。正因为这一纹理化机制是通过对差异化因素的激活和响应而“起花”，小区中人与物的个性化特点在居民团实践中不是被烫平，而是得到凸显和认同。

七

结论：从织造涌现出“附近”的可能

邻里空间中的人与物总是丰盈、流动和混杂的。以上分析，是武汉市三个小区历时四年的社区团购实践所依稀呈现的样态，既不能代表其他城市和小区的情况，其自身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新的变化，但透过“地点织造”的视角，我们得以窥见数字平台技术下邻里作为一种“附近实践”的可能。

首先，在织造的生成视角下，社区团购从发育到成型、再到分化的过程向我们展现出平台技术和邻里空间之间相互生成、交织共构的关系。平台技术的权变性与邻里空间的多元性相互成就，催生出复数的社区团购和叠加的邻里空间。其中的媒介地理学不是“既有的技术和本真的邻里如何相遇”，而是“相遇如何在生成技术的同时生成邻里”。正如编织不存在表面与符号、渠道与内容之分，而是在线的交织中同时生成表面和符号（袁艳，2022），社区团购与邻里空间的关系便超越了亚当斯“媒介中的地方”和“地方中的媒介”之分（亚当斯，2009/2020：4），技术与空间的相遇让“成为社区团购”和“成为邻里”同时发生。

其次，织造的视角让我们超越人的尺度，从装置和编码这两个人与技术的耦合点观察社区团购，从技术的“文化层”进入“计算层”、并站在编织技术的“计算史”理解计算，由此观察到两种不同的装置系统和编码程序：大厂商业团采用单一自动化装置，以专属小程序为接口，通过算法闭环将邻里抽象为数据和流量，追求“去人格化”与效率优先的技术路线。与之配套的是单一织法下以“可扩展性”为目标的平织编码；而居民团采用协作自动化装置，以通用小程序和“土接龙”为接口，强调人与机器的分布式智能。与之配套的是以“可适配性”为目标、便于灵活切换的提花编码。

最后，从“计算层”回到“文化层”，上述两种装置和编码分别对应着两种社区纹理化机制：一种同质封闭，如平纹布般呈现出均匀、可缩放的网络，它强化居民与平台的联接而弱化小区内部居民之间的联接，个体邻里单元的识别度被消减；另一种多元开放，呈现出织锦般丰富多彩且独具特色的纹样，它在联接居民与平台的同时，也为居民之间的联接创造出更多空间，让邻里单元的识别度得到增强。

如果单纯从两种社区纹理所关联的社会主体——大厂平台和居民团长——来理解，很容易将上述两种社区团购实践的差异等同于内外之别、或者人与技术的对抗，但是沿着织造模式“由操作看结果”“从计算看文化”的分析路径，便能看到它们背后的纹理化机制均跨越小区的物理边界，也均产生于人与技术的耦合。它们的区别不来自要素本身的内外之别，而在于要素的组合方式。同时，正如提花不是对平织的否定，而是跃迁，两种社区团购之间也存在相通性。居民团的纹理化机制并非对平台资本的抵制或者对邻里身份的有意营造，而是通过更为精细化和个体化的操作使得平台与具体的邻里空间产生有机的联结和触发。这不仅再次提醒我们数字平台并非仅有“平台资本主义化”一种可能（孙萍，王从健，关一诺，2024；王维佳，周弘，2021），而且从空间的角度向我们展示出，当平台技术发生场景转换时，大规模的技术理性在转化成小范围的具体劳动和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质变，产生属于小范围的秩序，这让数字时代的“附近”不必沦为“远方”的投射。

正如项飙指出的，“居住小区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它天然重要，而是在现行的生活方式下，它为我们的附近实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舞台”（项飙，2025：91）。后疫情时代异军突起的社区团购便是这样一种发生在邻里空间的“附近实践”，它让我们对平台技术的风险保持清醒认知的同时，不放弃改变现状的行动力，并通过留下与技术共舞的痕迹，实现对附近世界的编织。

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6期。

本期执编/程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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