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世之乱”背后的隐秘真相（二）：张学政和闻泰科技的“原罪”

故事的主角，是闻泰科技创始人——张学政。

1975年，他出生在广东梅州农村，大学毕业后就到中兴通讯做了一名工程师。在那个电子产业野蛮生长的年代，他白天泡车间，晚上到华强北帮朋友做手机主板方案。靠着这些经历，很快把整个电子产业链的门道摸得一清二楚。

2006年，张学政揣着10万元积蓄辞职下海，创立了“闻泰通讯”，专门做手机主板方案，也就是业内所谓的IDH（独立设计厂商）。那时全国有几百家类似的小公司，竞争激烈到拼命。张学政也不例外，为了拉到客户，他背着电脑和样机，在华强北一家一家的搞推销。好在那是一个画张图纸就能挣钱的年代。闻泰设计的第一个手机主板就一炮而红，首月出货20万片，他也因此一战成名。

一年后，他和展讯合作开发了全球第一款单芯片“双卡双待”主板，直接干掉了市场主流的“双芯方案”。闻泰也借此成为国内最大的IDH厂商。

但风光没持续多久。联发科推出Turn-key方案后，IDH的毛利率从70%直线跌到3%，整个行业几乎一夜之间被缴了械。张学政那时才30出头，他意识到：靠卖图纸赚钱的时代结束了，往更高的产业环节走才能活下去。

于是他开始了第一次转型。

2008年，他投资7000万美元在浙江嘉兴建厂，正式进入手机ODM领域。也就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从设计、采购到整机一条龙交钥匙生产。那一年，闻泰成为中国第一家拥有完整ODM能力的手机制造商。

2013年，小米主动找上门，希望推出一款千元以下的智能手机。随后，定价799元的“红米手机”横空出世——单款销量破千万部。闻泰的出货量也一飞冲天，成了名副其实的“隐形机王”。此后几年，华为、联想、魅族等也都成为了闻泰的合作客户。

2015年，闻泰借壳上市，彻底打开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可这时候，张学政又陷入了新的焦虑：ODM利润率已经不到1.5%，风险高、议价权低，哪怕出货再多，也不过是赚辛苦钱。

他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最终，张学政把目光锁定在了一个更具技术深度与产业控制力的赛道：半导体。

恰在这时，北京建广资产与智路资本从恩智浦手中收购了“标准产品事业部”，并成立了“安世半导体”。在外人眼里，那是一家快要被淘汰的老公司；可在张学政看来，那却是一只潜力股。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拥有完整的技术体系和全球化的销售网络，买下这家公司就相当于获得了一张进入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入场券。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收购安世半导体。

可问题是，当时闻泰的市值才200亿元，而安世的估值高达350亿。为了完成收购，张学政设计了一场复杂的“蛇吞象”行动。2018年，闻泰联合格力等企业组建联盟，以现金加债务融资拿下约20%的股权。2019年，再通过发行股份与现金结合的方式，将持股比例提升至80%。2020年，完成剩余股份收购，总耗资331亿元，成为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最大跨国并购案。同年3月，张学政出任安世CEO。成为第一个掌舵全球一线半导体公司的中国老板。

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闻泰对安世的收购无疑是巨大的成功。在闻泰的主导下，安世不仅没有水土不服，反而焕发出新的活力。

张学政接手安世后，就将安世在欧洲积累多年的车规级芯片潜力，与中国蓬勃发展的新能源车产业深度绑定——欧洲技术+中国市场，为安世的业绩飙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短短几年，安世就成为了全球“功率半导体”领域的一匹黑马。2024年贡献了147亿元营收，净资产收益率从1.71% 飙升到19.51%，堪称奇迹。

与此同时，安世的战略发展也焕然一新。为了顺应全球电气化和绿色能源的趋势，安世在碳化硅、氮化镓等前沿领域全面布局，三年间研发投入翻了1.5倍，新增了近千项全球专利。进一步巩固了在全球市场的领导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闻泰科技也完成了从低端制造向高科技核心产业的华丽转身。然而，正当张学政沉浸在商业成功的喜悦中时，安世半导体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地缘政治棋盘上一颗敏感的棋子。

闻泰收购安世的时间点，恰逢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科技围堵战愈演愈烈之际。那时的西方舆论已经将“中资收购欧洲高科技公司”视为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而闻泰不仅有国资背景，张学政本人还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这在西方眼中，等于直接贴上了“中国国家力量”的标签。于是，一家原本靠技术与市场起家的企业，被政治化为地缘对抗的象征。换句话说，中国身份让安世从一开始就背负上了“原罪”。

而这正是后来安世遇到一系列麻烦的根源。

闻泰并购安世半导体后，曾一度拥有英国最大的晶圆制造厂——新港晶圆厂。但在2022年，英国却以国安风险为由，强迫要求中资出售该晶圆厂86％股权给美国的威世公司。到了2024年12月，美国商务部再度出手，将闻泰科技列入实体清单，理由同样是“国家安全风险”。虽然这时安世还没有被波及，但它显然已经成了下一个目标。

就在闻泰被列入实体清单后不久，一名荷兰官员就致信安世欧洲高管，要求公司必须要“独立运作”。紧接着，今年6月份，美国政府直接点名要求必须“换掉张学政”。随后，就发生了荷兰政府出面接管的“安世之乱”。

事后，荷兰政府否认接管安世是屈从于任何国家的压力，并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张学政涉嫌将产能与知识产权转移至中国；二是公司存在“治理缺陷”。那么如何看待荷兰方面的这种说法呢？

下面我们就从张学政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恩智浦在把“标准产品业务”卖给中国买家的时候，设置了很多限制性的条款。

在管理方面，规定不得改变安世的经营架构和管理体系，闻泰仅拥有“引荐与协助权”。也就是说，收购方在管理层没有实际话语权。在技术方面，虽然把一万多项专利一次性永久地转让给了安世，但同时也规定“专利注册地不得迁出荷兰”，“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再许可，不得用于安世及其子公司以外场所” 等条件。

换句话说，张学政花了330亿买来的是一个没有绝对话语权的公司。从经营到管理，从技术到专利处处都要受制于人，就好像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加上西方对中国技术封锁愈演愈烈，你要说张学政没有一点担心是不可能的。所以，闻泰完成收购之后没有走“贸工技”的路线，躺在荷兰的专利和技术上数钞票，而是采用了“技工贸”的模式。而正是这一点惹恼了荷兰人。

安世的摊子分三块，一是研发中心，二是晶圆厂，三是封测厂。这种从设计到产品全流程控制的模式，是半导体分立器件厂商普遍采用的一种策略。在闻泰收购安世以前，安世的研发中心一直在荷兰奈梅亨，晶圆厂在德国和英国。

但在完成收购安世后不久，张学政就在上海黄浦设立了“安世中国总部”和“安世中国研究院”，成为继荷兰总部外第一个区域总部。此后，又相继在深圳、香港设立了“车规芯片开发中心”，依托原闻泰通讯硬件团队，专注模块封装、SiP与车载摄像头电源管理IC设计研究。

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几十位国内专家到荷兰核心工厂考察，了解安世运作和产品技术的情况。紧接着，闻泰就在上海临港新建了一座12英寸晶圆厂。该厂于2024年底开始量产车规级芯片。不仅完成了技术攻关，原材料也都全部替换成了国产的。这标志着中国首次具备与安世同代的车规功率器件前道产能，打破了“前段只能欧洲做”的局面。

至此，一个“区域总部+研究院+晶圆厂”三位一体的新架构初步成形。张学政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将安世从设计到晶圆制造，再到封测的整个产业链完整复刻到国内。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掌控局面。

但是，这却让荷兰人感受到了危机。中国上海的晶圆厂比欧洲工厂先进得多，上海的研发中心取代荷兰总部也只是时间问题，于是他们就指控张学政是在向中国转移技术。

不过，荷兰有阻止知识产权转移的法律法规，这一次他们没有动用这方面的法律，而是使用了一个古老的“敌国”法案，这从侧面说明闻泰没有转移技术。他们对张学政的指控，只是在泼脏水。

而至于公司存在“严重治理缺陷”的罪名，则是管理方式的问题。

荷兰法院的文件中，将张学政的管理行为描述为“鲁莽”。他们指控说，张学政今年曾要求安世将2亿美元的晶圆订单给上海临港的工厂，认为这是在搞“关联交易输血”。另外，张学政还被指计划在欧洲裁员40%，关闭位于德国慕尼黑的研发设施，并解雇三名欧洲高管，违背了收购时约定的核心技术、财务人员必须留在荷兰境内的要求。

不过，这些都只是荷兰人的一面之词。退一步说，即使存在上述事实，那也只是企业内部的事务，并不足以成为荷兰政府出面干预的借口，更上升不到欧洲安全。

张学政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科技创业者，他从一无所有到创立闻泰科技，做到全球最大的手机代工厂之一，然后又收购了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半导体企业，这种成功固然很了不起。但是做为最高决策者，他却不能放松警惕。

从商业逻辑看，张学政可能只是想整合资源、提升效率、规避风险。在以前，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放在一个撕裂的全球化时代，他的这些行为就是“中资渗透”的象征，很容易成为别人攻击的靶子。而荷兰政府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有了强行出手进行政治接管的口实。

除了外部原因，张学政在收购安世后，坚持“外行不干涉内行”的理念，没有对安世的核心管理、财务与IT系统进行深度整合，这种放任，也为后来内部叛变埋下了隐患。

在安世内部，首席财务官、首席法务官和首席运营官，这三个核心高管，不像是张学政的团队伙伴，而更像是对立面。一方面，他们害怕美国制裁，时刻想与中资切割，来进行自保。另一方面，张学政的强势作风，也让他们有了夺权的动机和借口。所以，他们私下与荷兰政府串通，配合上演了一场“公司政变”的闹剧。

事件爆发后，闻泰科技股价一度连续跌停。就在许多人以为中方只能被动挨打，通过漫长的国际诉讼等待局势好转时，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来自北京的反制措施不仅迅速、精准、果断，而且层层递进，雷霆万钧。它既不是笼统的外交抗议，也不是泛泛的贸易报复，而是直击安世半导体运营体系中最脆弱的七寸。

【“安世之乱”背后的隐秘真相（三）：来自东方的雷霆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