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温州夫妻深圳创业的悲情晚年：遭强拆，欠债500万，被迫流浪

上世纪80年代末，黄秀林携妻儿南下深圳，凭借一手木匠手艺绝活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从打工做起一步步取得成功，创下财富实现人生价值，如今年过古稀，厂房遭强拆，老两口被迫流浪。

2025年临近十一假期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70岁的潘红霞在约定的时间准时摁响酒店房门。她穿一件暗灰色短袖，左肩挎一个包，落坐后，从包里掏出一叠厚厚的资料。

她站起身来望向窗外，说：“刚来深圳的时候，这里一片荒芜，酒店门口的这条路还是泥巴路，下雨天一脚踩下去就看不见鞋了。路口是菜市场，旁边有个露天电影院。”

这30多年来，潘红霞和丈夫黄秀林见证了深圳的日新月异，繁华的城市犹如一座巨大的宝石，“来了就是深圳人”更是彰显深圳的态度和宽容。

可这句城市宣传语，在潘红霞身上是一种讽刺，她来了几十年不但没有成为深圳人，而且晚年凄惨，欠下500多万债务。

聊起这些年的遭遇，潘红霞的泪止不住的流。今年7月29日，她被强行带走，公司厂房被夷为平地，至今未获一分钱补偿。工厂早在两年前因强行停电被迫停产，没了收入，贷款成为压垮他们一家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去年过年前，我大姐担心我没钱吃饭，说她有点私房钱，让我二姐的女儿转给我，我让转给我儿子了。我儿子受我们牵连公司也倒闭了，儿媳天天闹着离婚，儿子比我们更需要钱。”潘红霞说。

前两天，潘红霞接到儿子征求意见的电话：“妈，干脆我跟她去把离婚手续办了算了。”

在潘红霞看来，离婚是很残酷的事情，谁都不愿意听到这句话。她在电话里告诉儿子说：“这事你不能问我，最好还是好好哄哄媳妇，你有两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8岁，你要上班，如果离婚了，谁给你管孩子？”

潘红霞哽咽说，是自己连累了儿子。但她实在想不明白，这里搞开发，所有人都得到拆迁补偿款和搬迁补偿费，唯独自己不但一分钱没拿到，还被拘留。

“他们就是欺负我和我老头子是外地来的。”潘红霞十分无奈的说，当年，她和丈夫黄秀林响应南下号召，在深圳打拼几十年，把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深圳，到晚年却是如此下场，让人心寒。

潘红霞和丈夫黄秀林在广州

爱情

黄秀林，1954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老家乡下，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

18岁那年，黄秀林开始跟随师傅学习木工。彼时，河南洛阳栾川兴办工厂生产算盘，由于缺乏技术人员，派人到浙江温州一带寻找技术工人。

黄秀林被选中。他第一次背井离乡，来到栾川这座小城，教学徒做算盘。算盘主要由算盘外框和珠子两部分组成，黄秀林负责做算盘外框，算盘珠子则由潘红霞负责。

潘红霞比黄秀林小两岁，温州永嘉人，父亲有工作，母亲会持家理财，在当地算条件不错的人家。两人在异乡一见钟情，私定终身。

潘红霞看上黄秀林的为人本分和木工手艺，父亲上班工资才50多元，而黄秀林在栾川一个月就能拿300元。在她看来，黄秀林虽然没文化，但有手艺肯定比种地强。

从栾川教学徒结束回温州后，潘红霞去了黄秀林家，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黄秀林家住的居然还是毛竹房。房子破败不堪，他父亲不管事，喜好喝酒。兄弟四人，黄秀林排行老大，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在外挣钱。黄秀林每月寄回家的300元，全部被家人吃光用光。

潘红霞把这些情况告诉母亲后，母亲坚决反对女儿跟黄秀林交往。但黄秀林心有所属，八匹马也拉不回来了，姐姐见状赶紧劝母亲：“算了，她自己喜欢就好了。”

在潘红霞决定嫁给黄秀林后，母亲还是好话说尽，劝女儿不要同意这门婚事，但没劝住，最后对女儿说：“你不听我的就算了，我也没办法，但我送你一句话，你结婚过后，如果没有饭吃，不要抱着孩子到我家里来哭。”

在家人的一片反对声中，潘红霞最终还是嫁给了黄秀林。出嫁那天，为了让母亲放心，潘红霞对母亲说：“妈，您放心，我和秀林打拼一年，就能盖两层楼的房子。”母亲没说一句话，只是掉泪。

黄秀林在隔壁邻居家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婚房，两个月后两人搬回毛竹屋。潘红霞坐在垮塌的毛竹屋里大哭，问黄秀林：“你这些年出门打工也赚了不少钱，你是长子，房子房子没有，结婚用的还是旧床。”

后悔也没用。有了女儿后，潘红霞要求分家。她在家带孩子，黄秀林外出打工，她省吃俭用，将老公外出打工挣回来的钱存起来，一年时间就建起了两层楼的房子。

师傅

随着黄秀林的木匠手艺尤其是做算盘的手艺日益精湛，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可计算机和计算器的出现，传统算盘受到不小影响。

加上进入80年代，外贸已经在温州流行起来，不少人开始做手表、录音机等外贸生意，但黄秀林除了会做木工，不会做其它生意。

正在他们为生计发愁时，1983年，陕西镇巴县城关综合厂的人到黄秀林的老家乐清磐石镇，寻求政府帮忙找两名做算盘的技术人员，作为师傅教他们工人生产算盘。

政府工作人员推荐了黄秀林夫妇，问他们去不去。当时，潘红霞正怀着老二，听到这个消息，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应允下来。

潘红霞在镇巴县生下儿子，夫妻二人拼命挣钱。潘红霞回忆说，有一次工厂算盘产量跟不上，跟丈夫和领导商量后，把三姐从老家叫过去帮忙。有一天，黄秀林外出，晚上潘红霞让三姐陪自己睡。他们兄妹7人，自从出嫁后，她从来没给娘家人诉过苦，怕被母亲知道后骂她“活该”。

那天晚上，潘红霞把自己嫁到黄家这些年来的不容易一股脑儿和盘托出，姐妹俩一直聊到下半夜两三点，“我姐眼泪掉个不停，我也哭。”潘红霞说，后来姐姐回老家后，将她的苦告诉母亲，“我妈说这个死鬼，嘴巴硬得很，这么苦怎么一句话不说，我说跟你说，你只有骂我，说了您能帮我吗？”

潘红霞夫妇年轻时和儿子的合照

就这样，潘红霞夫妇在镇巴县一待就是4年，两个人的工资有近600元。潘红霞自称，当时，县委书记的工资才50多元，整个县城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工资最高，“大家眼红死了，去菜市场，我说买半斤肉，卖肉的一大刀割下来，说你们工资那么高，不吃拿来干什么？”潘红霞说，虽然工资高，但并没有存下什么钱，每个月还得给自己带孩子的公婆支付工资，几年下来，也就攒了几千块钱。

潘红霞的大哥来信，让赶快回去找点生意做，说永嘉老家万元户的万元户多的很。

1987年，潘红霞和丈夫黄秀林辞去算盘师傅的头衔，回到潘红霞的老家永嘉县，看到家家户户24小时不停生产阀门、合页等五金产品，尤其是叶克林、叶克春兄弟在永嘉县桥头镇摆摊试销形成的中国桥头钮扣城，当时已初具规模，他们被繁荣的市场感到震惊。

黄秀林夫妇因为没有别的手艺，只能选择做木工生意维持一家老小生计。

南下

潘红霞回忆说，1988年开年后，身边都是南下的声音。周围人都在说，去深圳等于去了香港，不但有面子，而且工资高。

1991年海天出版社发行的一本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执笔，时任市委书记作序，以丰富的史料，勾勒了经济特区第一个10年的峥嵘。

书中记载，1987年，每天约有12万人从内地进入经济特区，其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怀着求职的目的，照此算来，当年来深圳的求职人数超过400万人。

这就是“百万奋斗者南下”的历史名场面，他们涌向深圳，求的是“逆天改命”的新生。

在时代浪潮下，黄秀林和潘红霞也想南下深圳寻求发展。黄秀林的姐夫在深圳的工厂做管理，帮忙打听到香港人在深圳开的美联红木傢俬公司急需木匠。1988年春天，34岁的黄秀林携妻子和6岁儿子，一路南下来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深圳。

美联厂是香港两兄弟共同成立的，那时工厂周围还是一片农田，种的都是稻谷，后面有座小山，山上有不少坟墓，很少有人进去，不远处有一家露天电影院，人们闲暇之余会走泥巴路去看一场电影。

黄秀林进厂后，被安排做柜子，一天9块钱，晚上加班4小时，有4.5元加班费，一个月满打满算最多400元。

半年后，黄秀林迎来机会，由打工转向包工，月收入慢慢提高到两三千元。接着，做钟楼的师傅向老板发毒誓不再做钟楼，老板就把这个机会交给黄秀林，厂里的钟楼全部外包黄秀林做。

黄秀林做的钟楼

当时的钟楼，主要出口日本等。黄秀林做事认真负责，别人一张单要做几个月，他最多25天就能交货，“别人都是带徒弟，机器调好，安排徒弟做，自己则到对面的小店喝啤酒；他是自己做，从来没到对面小店喝过一瓶汽水和啤酒。”潘红霞说，正是这种干劲，他们一个月的收入，由打工时不足500元涨到七八千元，“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有1万多元收入，这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挣不来的钱。”

在那个还流行万元户的年代，他们用5万元回老家买地，前后花费30多万盖了一栋6层高的楼房。

财富

有了积蓄，黄秀林夫妇进军家具店。

由于生意红火，货源不足，加上美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到深圳等地大批量进货，潘红霞和一个在国内开家具店的老乡商量，决定开一家加工厂自产自销。

他们还把家具店开向全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在四川成都、河北邯郸、山东东营、江苏蠡口等地开了近10家家具店。

1997年，深圳市宝安区观澜恒鹏工艺家私厂成立，经营者为黄秀林。因中途被骗过几次，几十万的货没要回来，按照老家“换个人换运气”的风俗，夫妻二人商量，将公司“恒鹏”更名为“华宝”，法人变更为潘红霞。

之后，他们的生意风生水起，最辉煌的时候，一年能挣七八十万，最多时能解决近200人就业。

华宝家私厂租用的厂房，系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镇牛湖石马径股份公司。潘红霞称，马径公司并没有注册，厂房实际是石马径村村民投资修建，由大股东陈福仁具体负责，大家都叫他陈董事长。

华宝家私起初租用的是两栋厂房、两栋宿舍，厂房面积2050平方米，宿舍1200平方米，厂房月租金每平方米7.5元，宿舍每平方米月租金6元，年租金共25.65万元。

随着生意逐渐扩大，华宝家私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再租用一间铁皮搭建的房屋用作厂房，加上之前的厂房面积一共2650平方米，但还是不够用。潘红霞找到董事长陈福仁商量，想在现有厂房的东西两面空地上通过交土地租金的方式修建厂房，陈福仁开会同意华宝家私在租赁土地上自建厂房。

按照双方约定，租客自行搭建的建筑物，如果以后不做或搬离，不能拆除，因为拆除会影响墙体。

租赁合同上，明确载明了承租方“自行兴建或盖搭之建筑物，一律不准拆除”的约定。

厂房租赁合同

厂房租赁合同

潘红霞说，有了董事长陈福仁的许诺，从1999年开始，他们手上有剩余的钱，就拿出来修建厂房，至2008年，他们前后耗资数百万，分4次修建了800多平方米的厂房。

投资在修建厂房上的钱，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效益，尤其是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国内家具市场开始火爆，到过年库存全部清空，一直持续到2010年左右，生意都挺好。

由于管理跟不上，华宝家私在国内开的店铺很快相继关闭，只能依靠发货维持。

潘红霞和黄秀林年轻时在深圳合影

通知

潘红霞说，虽然市场萎缩行情不佳，但如果按部就班，他们的晚年生活也会不差，可老头子偏偏不死心，他还梦想做红木家具，再拼一把，然后向亲戚朋友借钱，甚至用儿子的公司物业抵押贷款，筹集1000来万，漂洋过海到老挝等国购买红木酸枝木，准备大干一场时，没曾想遇事了。

2020年3月，潘红霞收到一份《关于君恒路（君新路-观和路）工程征地拆迁项目相关事项的通知》，知道这里要被征收了，就打电话给聘请的厂长老张过来商量。

征地拆迁通知

厂长老张是深圳本地人，为便于谈判，潘红霞让他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参与谈判。一年后，潘红霞发现后面的山开始挖了，感觉离征收不远了。

2023年回老家过完年回深圳，她特意带了老家的特产，联系厂长老张来公司办公室喝茶。老张称前两天和开发商吃饭，开发商说现在房地产不景气，这里暂时不征收，让老板娘放心做生意，租金也不涨。

潘红霞说，几天后的2月27日，深圳市智汇城市更新置业有限公司过来两名工作人员，其中一名叫陈锦峰。一起来的还有李称花，李称花是房东陈福仁的老婆，陈福仁去世后，厂房租金的收取及管理等事宜均由李称花负责。

“他们一进来，陈锦峰就说厂房要征收了，这个通知给你们。”潘红霞说，当时她就懵了，因为前两天自己聘请的厂长说不征收了，怎么现在就要征收了？“房东当时还替我说话，让他们赔我钱，教我说‘你就要几百万’。陈锦峰把通知放桌子上，拍完照后就走了。”

过了几天，潘红霞还收到李称花的告知函，称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已于2022年4月30日到期，双方未再签订续租合同，“我方需收回租赁物业且不再出租，请贵方于2023年4月27日前搬离租赁物业内所有物品，将租赁物业腾空后交还我方，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及责任由贵方承担。”

告知函

一个月后的3月28日，陈锦峰再次来公司找到潘红霞，问她：“你怎么没搬的意思？”

潘红霞说：“我一个工厂这么大，搬这么容易吗，里面这么多机器设备和货，需要找场地，需要装修，最起码要3-6个月。”

陈锦峰说：“这里是我个人买的，就给你2个月的时间，你必须搬走。”

潘红霞称搬可以，但必须给搬迁费，自建房也必须补偿。

陈锦峰最后说了一句：“如果你不搬，我们到时候法院见。你也不用找人，找谁都没有用。”

潘红霞说，周围的老乡都征收完搬走了。潘红霞有个关系很好的老乡，老乡租的厂房比他们的大一点，但自建房没有他们的多，她特意到这位老乡家咨询，老乡告诉她自己得了800万补偿，还要了一套房子。

这让潘红霞更加有信心了，但她没想到自己最后的遭遇竟会这么惨。

守房

开始，有时候三更半夜工厂后门莫名被撬开，接着是五六十人带着口罩，从后面偷袭进来，试图强行拆厂房。潘红霞说，她报了五六次警，在警察未到之前，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丈夫拿刀自己拿木棍，就这样，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与数十名闯入的陌生男子对峙。

“在这个过程中，我老头子被抱摔在地受伤，警察将人带走验伤，没住院，自己买膏药贴，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潘红霞说。

黄秀林被抱摔倒地

到年底，黄秀林的病情加重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没钱就没上医院看。过完年，有个朋友来厂里，让带去医院治疗，不然瘫痪就麻烦了。潘红霞给女儿打电话，女儿说：“妈，放心，带爸去看病，我20年的社保没用过。”

黄秀林用女儿的医保，在医院住了10天院，诊断结果是反应性关节炎，需要终身服药。

2023年5月17日，他们就强制给我们停水停电，工厂被迫停工，剩下的10多名员工就地解散，一个老板此前运过来加工的黄花梨，加工到一半工厂断电后就没再进行。

为了守护自己花数百万修建的厂房，潘红霞和老头子在没水没电的厂房里熬过了三个夏天两个冬天。

回忆起那段守房的日子，潘红霞两眼泪光的说：“没水，老头子用摩托车去朋友家拉水应急；没电，必须赶在天黑之前吃晚饭；到了晚上，烧废木料照明；夏天没空调屋里热得根本无法睡觉，只能把床搬到屋外睡露天坝。”

烧木材照明

夏天睡露天坝

中途，一位老客户过来订货，到晚上看到这种场景，说：“大姐，这样不行啊，都黑黑的。”潘红霞半开玩笑说：“没事，晚上可以看月亮。”

老顾客走后，潘红霞根据其建议，花280元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太阳能灯放厂房门口用于晚上照明。她觉得太阳能灯好用，又买了两个放在房间。

在守房期间，潘红霞接到法院传票，她的华宝家私厂被房东李称花告了。

李称花向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华宝厂向原告支付逾期占有使用费95983.33元（自2023年2月1日起至2023年3月31日拖欠的部分租金20650元；自2023年4月1日起，按日租金666.67元计算至实际腾退之日止，暂计算至2023年7月22日为75333.33元)；

2、判令黄海敏对被告华宝厂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35783.33元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自2023年4月1日起，按日租金316.67元计算至实际腾退之日止，暂计算至2023年7月22日)；

3、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垫付的2023年3-5月份电费10807.68元；

4、判令两被告在判决生效后十天内腾退、搬离并返还非法占用的房屋、设施设备及附属土地（不动产所在地：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牛湖社区君新路162-2)；

5、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20年4月23日，被告华宝厂与原告签订《合同书》，约定：被告华宝厂承租原告的厂房及宿舍，厂房一栋，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宿舍二栋为1200平方米，租用期为二年，于2020年5月1日起至2022年4月31日止；厂房及宿舍租金每月贰万元(20000元整)包括铁皮车间450平方米；未经原告同意，被告华宝厂不得转租厂房、不得在厂房或宿舍内另起建筑物或搭棚，否则原告有权立即拆除，其一切费用由被告华宝厂负责；租约即将届满，被告华宝厂欲继续租用，则需三个月前通知甲方。被告华宝厂承租涉案房屋后，转租给被告黄海敏使用。2022年4月30日，被告华宝厂承租期限届满，双方未再签订续租合同。截止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华宝厂仍未搬离其物品，将租赁物业腾空并将涉案房屋返还给原告，且仍旧与被告黄海敏共同非法占用房屋。

被告华宝厂、黄海敏答辩称，1.原告方并非涉案房屋适格的出租主体，原告也未提交相关的证据证明其对涉案物业具有合法的占用来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合同书期满后无权再向被告主张房屋占用费；2.涉案物业包含合同书中约定的建筑面积1000方，宿舍1200方，同时还包含华宝厂自建部分物业至租赁合同到期后，华宝厂一直占用其自建部分；3.涉案物业在合同期内租金缴纳情况为按月华宝厂支付租金1万元，黄海敏支付租金1万元，其作为单独主体直接向房东交租；4.关于原告方主张的电费与实际情况不符，未产生1万多万元的数额，该电费为附近几个工厂的电费，并非仅为两被告占用涉案物业部分所产生的电费。

2023年11月28日，深圳市龙华区法院作出判决：

一、被告深圳市龙华区观澜华宝家私厂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牛湖社区君新路162-2号内的厂房一栋、铁皮房以及相关附属设施、用地腾还给原告李称花，并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称花支付上述物业租金和占有使用费（上述费用按照10500元/月的标准，自2023年4月1日起计至上述物业实际腾还之日止)；

二、被告深圳市龙华区观澜华宝家私厂和被告黄海敏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位于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牛湖社区君新路162-2号内的宿舍二栋以及相关附属设施、用地腾还给原告李称花，并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李称花支付上述物业占有使用费（上述费用按照9500元/月的标准，自2023年2月1日起计至上述物业实际腾还之日止)。

一审判决书

一审判决书

潘红霞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潘红霞坚称，自己没有拖欠房租，也没有拖欠电费，“这是他们套好的，目的就是赶我们走，让我们一分钱也拿不到。”潘红霞说。

强拆

不幸的事，发生在2025年7月29日。

这天，潘红霞被强制带走，到龙华区法院后，工作人员说如果几天时间内搬走，现在就可以回去。

潘红霞问工作人：“我的补偿呢？”

工作人员说：“你是违建。”

潘红霞说：“这是历史遗留不是违建；为什么当年修建的时候不说是违建，而且网格都给了编号，20多年后，要征收了就说违建。”

法院的工作人员不说话。

潘红霞拒绝签字，工作人员说拒绝签字要拘留，潘红霞还是坚持不签。

最终，潘红霞因拒不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被拘留15日，时间自2025年7月29日至8月13日。

拘留解除证明书

潘红霞说，她被拘留的第三天下午，丈夫黄秀林也被带走，几台挖掘进场，没多久厂房就被铲平了，“晚上7点，我老头子被放回来，回到厂里已经是晚上9点过。他站在厂房门口一看，发现厂房已被夷为平地，厂房大门紧锁，被钢筋从里面焊死。他流着泪不知道怎么办，身上又没带钱，无奈只好向朋友借钱，在附近找了一间旅店住了一夜。”

潘红霞站在拆迁后的厂房门口

解除拘留后，潘红霞夫妇走上了漫长的上访维权路。他们在一份举报材料中提到，9月2日晚上9点左右，两人订了第二天深圳到广州的高铁票，没想到9月3日凌晨一点左右就接到社区书记电话，劝他们不要去广州。

上车前10来分钟，牛湖社区、观澜街道办等5人突然出现在潘红霞夫妇面前，让退票不要去广州，他们会解决的。

“我们还是没听他们劝，继续上车，他们也跟着我们上车。在广州期间，他们继续跟踪我们，当天下午3点多我们被迫和他们一起回深圳。”潘红霞说。

9月5日，潘红霞夫妇乘坐别人的私家车，再次来到广州，向中央巡视组递交材料。

他们在向有关部门的举报材料上，提出了11个请求事项，表示如在广东得不到处理，将去北京反映，去新闻单位喊冤。

潘红霞夫妇的举报材料

“现在我所有卡包括社保卡都被冻结了，我和老头子就靠他温州老家每月给老人发放的400元生活。”潘红霞说，南下深圳近40年，没想到会落到如此下场，“对这里贡献我不谈，我最起码有付出吧，纳税、解决就业，这几十年光是养肥了别人，自己老了却被沦落到流浪，这个老乡家住两天，那个老乡家住两天。”

潘红霞称，按照深圳的规定，有房本没房本，征收都有补偿，而且她手上还有不少当地项目补偿安置方案。

潘红霞说：“他们这样对我这个外地人，实在是欺人太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