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访谈｜建立完善的照护体系，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全球范围内，女性每天承担着160亿小时的无偿照护劳动，付出的时间约为男性的2.5倍。在有偿照护行业里，女性也占多数，如家政工、护理员、护士、幼师等。在中国，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显示，女性每天平均承担的无酬劳动时间为3小时29分钟，约为男性的1.9倍。照护劳动是支撑着家庭、社区与经济运转的基础，其价值却被长期被忽视、被低估。

联合国妇女署一直倡导将照护视为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柱，牵头制定了《照护体系转型：联合国系统政策指南》，为各联合国机构、成员国及其它相关方提供了建设全面照护体系的实践框架，以实现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

联合国妇女署致力于推动对女性承担的无偿照护劳动的认可、减轻和重新分配，鼓励男性参与分担照护责任，消除有害的刻板印象和社会规范，确保照护从业者获得体面收入。自2020年起，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与合作伙伴发起“”倡议，先后落地北京和澳门，呼吁家庭成员共同分担无偿照护，鼓励企业创建有利于女性职场发展的环境。2025年，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主办“”主题对谈与展览，让更多公众了解照护劳动价值和照护者处境，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合作、可持续的照护体系。

家政工在“看见隐形照护者”活动现场 ©丁沁

10月29日是联合国照护与扶助国际日，联合国妇女署邀请两位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照护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专家和社会组织负责人，分享关于照护劳动的研究发现与在地经验，探讨共建照护体系的现实路径。*

受访人

苏熠慧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性别社会学、劳动社会学

梅若

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创始人、主任

Q&A

Q1：照护劳动对社会发展为什么如此重要？全球和中国的照护现状如何？

苏熠慧：照护劳动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它帮助我们自身、家人或其他的社会成员恢复生命力，是很重要的“再生产劳动”，也是所有生产劳动的基础。打一个比方，如果人类社会是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今天获得薪酬的那些劳动，就是冰山上可以看见的一部分，而照护劳动就是隐藏在海面下的部分，它是冰山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不被看见。

中国和全球其他地区一样，都在经历着“照护危机”。这个危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老龄化使得照护需求不断上升，但目前的照护资源远无法匹配照护需求。二是照护质量难以保证，被照护者未必能获得高质量的、“有温度的”照护。三是照护资源存在分配不均，例如在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往往为发达国家的公民提供照护，但自己的家庭无人照护。在中国，大量的农村女性在为城市家庭提供照护，而自己在农村的家庭成员往往缺乏照护。

©UN Women

梅若：在今天的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与人口老龄化让照护需求不断攀升，照护劳动也逐渐变成一个更加具有公共性的讨论话题。据统计，2022年中国家政服务业已步入万亿级市场，从业人员约3800万人，企业数量超过100万家。很多农村女性为了家庭和生计，离开家到城市里做家政工。以照护为职业的家政工、育婴师、养老护工等——却常常是“隐形”的。我们看到无论是无偿还是有偿，照护劳动的价值都长期被低估与忽视，照护者的劳动付出与困境依然是整个社会需要关注的话题。

Q2：在现实生活中，照护劳动为什么容易被忽视？

苏熠慧：性别不平等是让照护“被忽视”或“不可见”的重要原因。不管是家内的无偿劳动，还是市场上的有偿照护工作，女性仍然是主要承担者。在照护劳动市场化以前，照护被视为女性在家庭内的义务，甚至被认为是“天性”或“爱”的自然体现，这直接掩盖了照护劳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

长期以来，男性中心的社会规范注重生产劳动，认为家庭里的无偿劳动不创造价值，照护劳动的价值受到贬低。后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证明了家务劳动不仅让家庭成员生活得更好，还为社会培养和维持劳动力（既创造了使用价值也创造了剩余价值）。这些价值以家庭的形式流向了社会，成为了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照护劳动中包含大量情感付出，但这种“情感劳动”过去被当作女性的“天性”而被忽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情感劳动同样能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

©UN Women

梅若：家政工是职业照护劳动者中很重要的一种。但十几年前我刚开始接触家政工群体，就发现这是一个被认为没有尊严、没有价值的职业。很多家政工姐妹来鸿雁参加活动都不敢发朋友圈，害怕别人发现她的身份。

2000年，家政服务员首次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取代了过去的家庭佣人、保姆等非正式称谓，开始进入职业化发展。现在，中国有3800多万家政工，可是过了这么多年，这个职业依然被认为是不够体面的、低阶的工作。

国内家政服务业的用工形式以中介制为主，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家政工仍未被列入受保障的范围内，家政公司和雇主家庭都认为自己没有为家政工缴纳社保的义务。而除了雇主家，家政工在城市中仍找不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落脚处。

鸿雁创立的初衷：有一个地方能让家政女工在一起，在这里，她们彼此看见、互助，去度过工作中甚至人生中的困难时刻。我们鼓励家政工姐妹们看见自身的价值，这从底层上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她们看到了自己的潜能和价值。

Q3：照护经济的发展是否可以有效缓解家庭的照护压力？

梅若：中国社会大部分家庭“上有老下有小”，每个家庭都有照护的需求，尤其有病患的家庭，照护的负担更重，家属需要面对精神、情感、经济等多重压力。在香港，有一些由企业资助开设的照护者中心，向普通家庭中的无偿照护者提供心理支持、健康检测等公益服务，也可以把家里的病患或老人送过来临时照护，让照护者有喘息的机会。

我们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80、90后这一代人大部分是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如果一对独生子女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照护的负担无疑是巨大的，不可能完全依靠家庭照护来完成，必需有职业照护者的参与。有偿的职业照护者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照护者和被照护者的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让家庭成员可以维持生活和工作的正常运转。

如今，照护者的社会可见度相比十年前有所提高，人们对于照护的需求增加，过去是城市中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家政工等职业照护者解决家庭照护问题，但在未来的老龄化社会里，大部分人都需要依靠职业照护者来协助应对日常生活。

©UN Women

苏熠慧：市场化照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的照护压力，政府也出台了不少规范市场化照护服务的政策——比如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推动行业标准化、加强照护人员培训等——但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市场化照护依然有明显的局限。

理想情况下，照护劳动是为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的，照护者和被照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在信任、情感和关怀之上，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重要纽带。然而，照护在市场中变成了一种可以买卖的服务，照护者和被照护者也变成了“交易双方”。这种关系天然存在矛盾：双方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于是照护关系容易变成一种对立关系。

根据我们的调研，这种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很明显。一方面，一些照护人员为了尽快找到工作或提高工资，可能会在简历中夸大技能或经验。另一方面，一些客户则希望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多的服务，提出许多不合理甚至过分的要求，让照护者感到被压榨和不被尊重。这种利益冲突是市场化照护体系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无法靠市场的力量单独解决。

Q4：建立完善的照护体系，还需要做哪些努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等各方应做出哪些行动？

梅若：照护是一项高投入、高专业度的工作。家政工提供的照护，是一种非标准化的服务，每个家庭的需求都不一样。我始终认为，家政行业需要的不仅是技能培训，而是一种“成人教育”——既培养专业能力，也关注人的成长与发展。对于照护从业者而言，硬技能和软技能同样重要。

2018年，鸿雁提出了“绿色家政”的理念，其中一个层面强调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社会及环境的关系，这些都是为了提升家政工的软技能。我们现在也在做“特需照护”的培训，培养家政工掌握照护心智障碍、身体障碍人士及临终老人的能力。之前有一位家政姐妹曾因雇主家的老人去世而感到“晦气”，于是我们引入生命教育、死亡教育，帮助她们重建对老年照护的理解，让照护重回“关怀”的初心。

随着有偿照护市场越来越成熟，雇主也需要认识到自己不只是一个发工资请人干活的角色，更是照护关系的共建者，需要与家政工共同成长、互相尊重。

©UN Women

苏熠慧：要真正走出照护危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温度”、多元、整体的照护体系。照护者在工作中投入大量专业技能和情感劳动，这种付出需要被看见。社会应当认可照护劳动的价值，让照护者得到尊重和社会保障。只有当照护者在工作中找到意义，被照护的人才能感受到温度。

照护不能只靠单一的主体来提供，市场化照护不是唯一的答案。如今，大量照护劳动仍然是由家庭成员来承担，但家庭已经承担了很多功能，甚至有点不堪重负。政府可以将照护服务更大程度地嵌入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挪威政府提供普惠照护服务，同时鼓励社区合作社、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瑞典则采取减税政策支持家庭申报照护劳务费抵扣。

在国内，上海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之后，已有许多社会组织在政府支持下为本地老人提供照护服务。研究表明，社区共育项目能有效缓解家庭成员的照护压力。因此，一个完善的照护体系应该由政府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动员社区资源、家庭作为决策主体整合资源、市场服务则作为补充手段而非主要依赖的对象。

*本文中受访者的观点和引述仅代表受访者本人，不代表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或其他联合国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