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前几天已经批评过历史娱乐化，但限于篇幅，并没有说透。
相比于“康熙是不是洪承畴的儿子 ” ，21世纪为什么还有人愿意相信 “康熙是洪承畴的儿子”，其实才更值得被追问。
事实上，说康熙帝是洪承畴的儿子，并不是现代人的创造发明。
早在清朝，关于康熙和乾隆的身世问题，就已经在民间被编排的不成样子了。
清朝初期的历史，本来就乱，孝庄与几个男人之间的瓜田李下，顺治之死，都给小说家提供了非常大的演义空间。
除了康熙雍正乾隆，被民间文人编排比较多的统治者，还得再加上一个慈禧。
这几个人有个共同点，就是对民间的言论，管的比较严，比较宽。
然而，上面越想管住百姓的悠悠之口，下面百姓对上面人的想象空间越大。
清朝前期，对帝王家事的编排，主要来自于反清复明人士。后期则主要来自于同情戊戌变法的文人，以及辛亥志士。
总而言之，当时将帝王家事娱乐化，背后藏着对清朝不满人士的精心算计。
不过这样的编排，如果写出来没有人愿意看，在百姓中间流传不开，那也是白搭。
然而这种担忧，显然是多虑了。
清朝的百姓，和今天的吃瓜群众一样，喜欢听大人物的丑事，一开始是被动接受，后来就是主要要求。
每隔一段时间，民间就会产生新的小道文化需求，以至于许多不是反清志士的文人，也因为要迎合文化市场需求，加入到了编排帝王秘辛的队伍当中去。
康雍乾对待编排帝王之事，不可谓不严厉，只要查出来源，就有人头落地。
尤其是雍正帝，对此类事情非常重视，不但经常派人潜伏到民间打听，而且还根据打听到的消息，专门写了一本《大义觉迷录》，逐条反驳。
不料《大义觉迷录》发行之后，非但没有止谣，反而因为其中描述了很多大家不知道的细节，在民间演义出了更多的野史，起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效果。
文人编故事，也需要消息来源，除了《大义觉迷录》这种“不打自招”的作品，还有很多朝廷重臣的手书和日记（如曾国藩，翁同龢等），也都成了民间文人追捧物。
一旦得到，就能够根据其中细节，演绎出很多故事情节。
综上，帝王的秘辛，之所以成为历史娱乐的重灾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方面，统治者希望百姓仰望自己，把自己当成天子，从骨子里服从统治。
另一方面，百姓也在表面上像绵羊一样顺从，在权力面前战战兢兢。
然而，这都是表象。
统治者的高高在上，注定了他们与百姓离心离德，上下只能在形式上体现“一条心”，却不可能在头脑中实现“一条心”。
百姓的内心里，更希望那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神。
所以，相比于严肃的正史，百姓更愿意相信，龙椅上那个人就是野史中所描述的那个样子，他们的私生活乱的一塌糊涂，连个像样的孩子都生不出来，以至于连康熙和乾隆都成了炎黄子孙-----这意味着，康雍乾以后的那几个龙椅上的人，也都是炎黄子孙。
除了那条辫子，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的说法，不但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也让百姓获得了精神胜利——别看满人坐在龙椅上，其实早已经被我们偷梁换柱。
在强大的民心面前，康雍乾固然失败了，但编排清朝帝王的反清人士，其实也并没有成功。
因为身世不明的康熙，和私下不检点的克某顿一样，从另一种离奇的角度，获得了清朝百姓的谅解：原来他也是这样的人！
关于康雍乾的野史，当然经不起任何实证，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能马上指出其中蹊跷。然而这却并不妨碍清朝百姓相信这种野史，不妨碍今人继续拿康熙娱乐。
今天拿康熙娱乐的人，与信息闭塞的清朝百姓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心里当然不信康熙真是洪承畴的儿子，但嘴上却不会放过这个拿当权者开玩笑的机会。
从本质上说，今人非要把康熙说成是洪承畴之子，把乾隆说成是陈世倌之子，是对严肃的调侃，是对权力的消解，与相信历史本身，反倒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对待这样的现象，认真您就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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