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新西兰政府计划在2050年之前消灭两百多万只野猫，在当地，野猫的确是“入侵物种”，平时会捕杀其他本地小动物，对于当地生态有很大的破坏。但是这个生态的常态运行就是以杀戮和死亡为基础的，并不是一片和谐的。
讽刺的是人类自己制造出自己没法收拾的结果，然后又傲慢粗暴地一杀了之。而且，人还装作自己是生态系统的代言人，在执行正义，而这种生态正义也是自我中心的。
捕猎野猫不是例外，不是倒退，它被视为所谓的必要之恶，恰恰是现代治理逻辑的运作常态，而这是现代世界的病态内核，作为“生态暴徒”的野猫被理性化地重新分类，重新定义其身份，将其流放到自然界所包裹的“生态集中营”，继而被中立化地“管理”“控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某种维持系统正常运行所需的内在暴力。
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不仅仅是人也可以是其他生物，只要他们进入到不断通过排除与纳入来划分界限的传统人类学机器，威胁到人类掌管的话语权力秩序。法西斯主义，与对野猫生命的合法剥夺，只不过是这个高度中心化的系统的极端案例与真相时刻，而非对立面，它可以被掩藏，也可以被合法的程序激活。
这种捕杀的另一面或许是动保或者反虐待立法，准确来说应该是宠物/伴侣动物保护，但是不能说得这么直白，而是对立法精神进行更一般的、一视同仁的包装。
困难在于同一动物保护标准的道德成本不一样，让一个出入上流社会养得起专职司机保姆的人，对世界保持一种假假的浅浅的善意，跟让一个每天拖地洗碗的工人保持同样的善意，难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关键不是同不同情流浪猫狗，不是吃不吃肉，不是动物宠物标准难以定义分类。很多人会说尽管动物友好是虚伪的，但是是有价值的良性的虚伪，不虐待动物人人都可以做到，对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帮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是相对优势群体在把他们的需求和成本转嫁给更弱势的群体，然后自己还占据道德高地。
特殊地保护伴侣动物是合理的，但是当这种保护上升为国家意志，我们就能看到权利与义务、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实质性的不一致。因为宠物依旧是潜在主人的投射和延伸，而不虐待动物在现有的社会机制下是普遍的社会共识，但是对宠物的爱涉及到的是特殊的利益，是一个充满差异和矛盾的领域，很难否认在反虐待中存在着这样的爱，在涉及动物的具体感受方面，社会范围无法统一起来，即便是以不伤害为底线，这种感受也是矛盾的，因为人们对动物的感受要源于他们的生存状态的差异。在人类历史中，主权的功能就是对差异予以规范从而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现代文明则借助皆曰可杀才杀的民主制度实施更精细化、合理化的管理。
这不是为了反对动保立法，只是想说它可能有很多复杂的层次，而这种立法完全可以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而不必建立在各方面条件都完备的基础之上。假装那些联系和矛盾不存在很容易，更难的是如何平等地对待殊异的关切，如何去达到更高维的普遍性，像魔方一样把符号差异逐渐抹消，甚至天性本身都可以被加以改造，让神圣去神圣化，对污浊的去污浊化，创造一个猫和老鼠、人和蟑螂都能和谐共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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