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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正在维修的楼宇群发生大火，截至目前已造成超过百人罹难，死亡人数料将继续上升，成为香港回归以来最严重的火灾和灾难事故。
这起惨剧令人震惊，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发生火灾的宏福苑是高层建筑，高层建筑一旦着火，救援难度极大。香港当地的云梯车无法完成对高楼层过火区域的灭火作业。
其二，则是一系列的管理疏漏。这些管理疏漏包括，维修外墙时使用了高度易燃的材料；居民对维修安全的相关投诉遭到无视；火灾发生之后对楼内住户的火警不及时。
其三，是大楼维修过程中外部使用的脚手架是竹质而非香港之外通行的钢结构，竹子本身是可燃的，客观上也会在着火后加剧火势。
这三方面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对应了香港社会深层次、多方面的问题。
其一，香港拥有众多的高层建筑，表面上是因为其地狭人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香港对于土地开发的极度限制。香港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对房地产业的依赖，任何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行的政策，都会遭遇多方面阻力，而严格控制土地供应，限制填海和对丘陵地的开发，则是维持房地产价格稳定的核心举措。由此，大多数香港人注定只能居住在又高又狭小的鸽子笼里。高楼的维护、翻新都需要极高的成本，要应对高楼的消防隐患又需要超高云梯车等更多的投入，香港已经缺乏应对这种风险的足够冗余。
其二，一系列的管理疏漏，反映出香港当前的行政效能存在问题。长期以来，香港以高效、专业的行政体系而著称，宏福苑的事故却暴露出香港目前的行政体系在应对社会、民生问题上的力不从心。
其三，香港仍然在使用竹质脚手架，是行会等团体强势运作的结果。在香港“小政府”的运作逻辑下，香港社会的行会性质组织影响力巨大，相当多的类似组织客观上形成利益群体，香港政府在面对这些群体时，通常采取“无为而治”，遇到困难即绕道走的处理方式。
自港英时代以来，香港就是一个没有政治，只有行政的社会。所谓政治，即“众人之事”，换言之，就是通过政治机关（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调和。香港社会的基本逻辑是“行政主导”+“司法独立”，公权力被限缩在很小的范围，政府的行政只提供最小限度的必要公共服务，对社会面的介入不深，尤其在“华洋分治”的逻辑下，香港华人社会长期沿用《大清律例》，成为了前现代传统社会的“活化石”。
香港回归近30年，香港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没有政治，只有行政”的惯性仍然非常强大。这些年，香港发展面临许多波折，无论是错过科技创新浪潮，还是深陷土地地产依赖，乃至于在此次大火中暴露出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这就是香港政府太小了，小到只能处理行政事务，缺少从全社会层面作出重大方向性决断的能力。
然而，世间安得两全法。香港无为而治和低税率的“小政府”，和普通法系的司法环境，是其能够吸引全球资本的基础。如果没有“小政府”，香港很难成为亚太金融中心，时至今日仍然在连接中国和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香港高度“偏科”（依赖地产金融）的经济结构，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结构饱受批评，但如果照“大政府”的解决方案去解决这些问题，又必然降低香港经济的“自由度”。
今天香港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建立和维持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如果许多结构性问题注定难以解决，但香港至少应该保持行政体系的高效性，这长期以来是香港的显著优势所在，当这一块金字招牌蒙尘，香港的竞争力就面临更大隐忧。
站在内地的立场观察香港这场火灾，如果只停留在“香港比内地还传统，还守旧”的视角，那就太片面了。
一方面，香港这次火灾再一次暴露出现代城市的风险和脆弱，不管一个地区选择“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政治组织，政府的“强”和“精”都是最难的。无论是“小而弱”的政府，还是“大而弱”的政府，都不足以应对复杂的风险挑战。
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香港是对内地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在土地政策和大兴土木建造高楼等层面，香港是内地的“祖师爷”。宏福苑这样的社区，就是内地高层住宅的未来。这一把火，应该再一次敲醒高楼长期维护和消防安全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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