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风华：慕尼黑朗诵会丨天涯·“时代与阅读”小辑

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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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阅读”小辑

编者按

阅读参与生活，阅读重建生活。《天涯》2025年第6期“作家立场”栏目特别策划了“时代与阅读”小辑，赵焰、邵风华、阿乙、贾梦玮、周雪光等作家、学者，从充满切肤之感的阅读谈起，在他们关切时代的阅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工智能时代，真正体现人的感受的阅读，绝非AI数据流输入、输出所能取代。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时代与阅读”小辑中邵风华的《慕尼黑朗诵会》，以飨读者。

慕尼黑朗诵会

邵风华

他们想要一种比阳光更好的光！

——佩索阿

他的眼睛如此明亮，眼神又如此深邃。1916年11月10日。时间是傍晚。慕尼黑。天气还不算太冷。他曾如此喜爱这座城市。追溯到几年前，他还计划长居于此。不过那已经是过去时了。过一会儿，他就要朗诵自己的小说片段。听众不少，但不足以让他感到紧张。现场有他的终生挚友，那个将来的遗嘱执行人马克斯·布罗德。他一直相信布罗德会照他的话做，不会有丝毫违逆。但他真的相信吗？布罗德一直对他的天才笃信不已。在他的心里，并非没有一丝暗暗的期待：他的朋友会背叛他的遗嘱。但那又如何呢。在他看来，在这个世界上，人终究不过是一只甲虫而已。这一天，里尔克也在场。对，就是赖内·马利亚·里尔克。一个大诗人。比他年长八岁，早已名满天下。

弗朗茨·卡夫卡与挚友马克斯·布罗德

大概没有哪个写作者没有设想过能有一个像布罗德这样的朋友，可以将自己的手稿交托给他，让世人记住一个无名作家才能写出的那种真诚的文字。有一部美国动画片说，当一个人离开了，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想着他，他就不会真正死去；或者说他的灵魂就不会真正湮灭。我承认，我希望我的朋友们会因为某部作品而时常想起我，最好还能发出唏嘘和感叹。可卡夫卡说的是，生命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会终止。他也许是对的。他心怀大勇，早已看透了这一切。所以，当1914年那场改变了欧洲格局的战争打响的时候，他只在日记里记下了漫不经心的一句：“8月2日，德军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

我至今不能明白这个破折号的用法。但它又用得实在太妙了，像闪电一般精妙。

那天傍晚，他朗诵的那篇小说名叫《在流放地》。本月更早的时候，他曾经读过一次，那次是朗诵给布罗德和另外两个朋友。除了文学，他觉得自己乏善可陈。或者说，除了文学，他什么都不愿意谈论。他的眼睛如此明亮，他的眼神又是如此深邃。他用心掩藏着的一切，已经在那部题为《审判》的小说里露出端倪。他需要爱，女性之爱，也有男性之爱。他时常想起自己在酒吧交往过的妓女，他称为“暂时的欢娱”。但那一切仅仅与孤独有关。那些日子早已过去了。在那篇唯一的在日记本上一气呵成的小说里，他已经决然地为父子之爱宣判了死刑。而《在流放地》这篇小说中，他又想表达什么呢，是什么让这个世界变成了一方流放之地？他的意识的力量如此之大，足以压制住任何同情——这大概与他的偶像尼采所言说的强力意志不无关系。毕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他大学时期的最爱。

我常常想，卡夫卡的文字是从他骨肉里生长出来的。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为绝望的作家。那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绝望，像一只来自地狱的乌鸦。也只有从他的骨肉之中才能长出真正绝望的文字。他刚好拥有一副能够长出绝望的躯体。他身材瘦削，面容清俊。他画的漫画里那个瘦长的身影肯定就是他自己。他的眼睛有时像孩子一样天真无辜，可我们却常常从里面看到惊恐。他的心里住着100个巫师。在生活中，他渴望的一切总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现在我们知道，他的绝望正来自于——与生活无法和解。他曾一遍遍叮嘱自己：不要绝望，也不要为你的不绝望而绝望。这句话所包含的决绝也只有真正绝望的人才能明白。

他走向人群中间。在人们的注视之中，他的左腿微微颤抖。不是紧张，而是一种习惯。他手里捏着那部小说的打印稿——要一直到三年后，这部小说才在德国正式出版。当然，那与这次慕尼黑之行不无关系。此前，他曾想将这篇小说与《判决》和《变形记》合为一辑，以“处罚”为名出版，但遭到了出版商的拒绝。

他的声音与他整个人特别协调。他是一个优秀的朗诵者。自大学时代开始，他就进行过无数次朗诵，向他的朋友、恋人诵读刚刚写完的作品，或刚刚写出的一个开头片段。当然那都是私下进行的，往往只有几个人在场。而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卡夫卡的一生中仅有过两次公开朗诵会，这一次就是第二场。

他的朋友奥斯卡·鲍姆在一则回忆中称赞他“以令人头晕目眩的舌头速度”，完全沉醉于“无限长的呼吸和渐强的力度阶梯加强分句的宽阔音域中”。

“这是一台奇特的机器。”他抬起头，向面前的人看了一眼。“这是一台……”他重复了这第一句，“奇特的机器。”这重复不是出于羞怯，而是一种肯定。人群只有在你重复时才会安静下来。前面的第三位把右手插进了裤兜。他旁边的那位，也就是第二位，正把眼镜扶正。

米兰·昆德拉曾断言，卡夫卡得益于他用德语写作。我们也许可以说米兰·昆德拉得益于他出走法国，尽管他只用法语写下一小部分作品。德语也许是最适合思考的语言，它与卡夫卡的内心相得益彰。当然，昆德拉指的是另外的方面。这种语言曾控制半个欧洲，在传播上不是捷克语可以比拟的。但如果我们反过来，说卡夫卡提升了德语文学，应该也不会有人反对。

“‘这是一台奇特的机器。’军官对从事研究的旅行者说，并以略带欣赏的眼光观看着这台他早已非常熟悉的机器。”他扫视了一下眼前的几个人（仅仅是眼前的几个人），对于自己朗诵水平的自信开始恢复。

多少个夜晚，他坐在房间里。多少个夜晚，他伏在那张古旧的书桌上写作。正像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在生活中不能生气勃勃地应付生活的那种人，应该用一只手稍稍挡开笼罩着他命运的绝望，而用另一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中之所见。”那么，他是承认自己是个无能为力的人了吗？至少，他已经确认了自己身在废墟之中。

每年九月，他都要到郊外的树林里漫步。那是他在高中时代就养成的习惯。大部分时间，都有布罗德陪伴。他们就是在那里第一次提到了那个举世闻名的遗嘱。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阳光照在林间空地，远处还传来几声奇怪的鸟声。布罗德说那是鲣鸟。关于鸟，他懂得不多。“在我的家人中间，我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而他们是最亲切、最好不过的人。”这就是他的困境。或者说，困境的来源。一切都从这里出发。当然，他在日记中记下的这句话，在布罗德那里早已不是秘密。

“旅行者对这台机器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再次抬起头来，想看看听众的兴趣。

卡夫卡的工作和他的文字，极易给人留下刻板的印象，仿佛他的生活一直禁锢在布拉格及其附近的波希米亚地区，其实他是一个旅行的狂热爱好者。他的脚步遍及大部分东欧和南欧、北海和波罗的海，包括柏林、莱比锡、巴黎、米兰、苏黎世、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他甚至多次制定详细的旅行计划，以便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想法。为了1910年秋的那次巴黎之旅，他甚至去上了一段时间的私教法语课。

现在，里尔克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就像对他这个人越来越感到好奇。这也许是一个好兆头。卡夫卡快速在心里掂量了一下。

我第一次读到《在流放地》，还是在高中时期。自此，我有很长时间陷进一种难以言喻的状态之中——被震撼、被打击、被俘获，诸如此类。通过卡夫卡，以及之后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我才真正进入文学的内部，明白了文学之探索人性和存在的本质。我现在所能记起的中学时光，全是靠各种各样的阅读记忆才能补充完整。这也算是文学对我的奖赏之一。

卡夫卡全心投入他的朗读中。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亢，越来越稳定。他仿佛来到一片荒野，眼前最显眼的东西，就是那架结构奇特的机器。而他自己就是那个狂热的军官，正在向一个陌生的旅人介绍着它。要知道，机器在卡夫卡的文学和精神世界中是一个至为重要的象征物，官僚体制的代名词。

从1914年开始，他的失眠症和头痛、心衰越来越严重了，这使他痛苦和焦虑。尽管纠结和矛盾如影随形，不停地折磨着他，但他绝不放弃与禁锢他的一切进行对抗。“我在思考观察、判定、回忆、讲话、群体生活方面的无力感愈发严重，我呆滞如石了，我不得不指出这一点……我躲避人群不是因为我想要安静地活着，而是因为我想要安静地死去。”他在当年7月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尽管他的文学追求那么坚定，他的痛苦仍然来自他的写作是否顺利：

8月29日：没能成功结束一个章节……我无法依赖自己，我非常孤独。

8月30日：冰冷，空虚。我非常能感受到自己能力的边界。

9月1日：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下写了不到两页。

9月13日：又是不到两页。

直到10月7日：为了把这本小说往前赶，我休了一星期假……但我无法预料到写作之事会变得更糟。

在日记所记述的这段时间直到年底，卡夫卡只写完了一篇小说，那就是他正在朗诵的《在流放地》。

“军官先前几乎没有察觉到旅行者漠不关心的态度，现在却注意到他开始表现出的兴趣，因此停止了解说，好让旅行者安安静静地观察。”

他是一个终生练习观察的观察者。在他出生的布拉格那混乱而又著名的约瑟夫大街上，他和共同成长于此的友人无数次徜徉。正像他在大学时期一篇未完成的小说里写到的那样，一个“夜间的散步者”。那里拥挤，混乱。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的首府。好在，现在“破旧不堪的老房”已被拆除，“弯弯曲曲的小路”也已修建成宽阔的大马路，就连地下管道也进行了改造。当然，他们也早已搬离了那里，定居于原为犹太人聚集区的尼克拉大街。但童年时期的记忆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他，包括每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

“军官显然忘记了站在他眼前的人是谁，他一把抱住旅行者，头靠在他的肩上。旅行者感到十分尴尬，焦躁地超过军官的脑袋向别处望去。”

“从一笔一画开始，带着绝望写作。”五年前的一个下午，同样是11月。卡夫卡和他的朋友勒维在一起。一整个下午，后者都在朗诵戈登的戏剧作品和他自己的《巴黎日记》。关于那次巴黎之行，卡夫卡只写了一篇篇幅不长的散文。而在第二天，他则被他的朋友们拽到牌桌上。他对这种喧闹的场合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世俗的交际消耗着他——“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我们可以听出这句话中蕴含了多么深切的痛苦挣扎。

“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他就是那只鸟。他的名字卡夫卡在捷克语里就是“寒鸦”的意思。而那只笼子就是无所不在的体制。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黑人瑞德说：起初你对监狱恨之入骨，然后你对它习以为常，时间够久之后你会变得无比依赖这里，这就是“制度化”。在短暂的一生中，卡夫卡都在直视并亲身体验着世界的荒诞。他的撕裂感也由此而来，像他的偏头疼一样贯穿他生活与写作的全过程。

“我将几乎活不到40岁……”那是1911年10月9日。在这天的日记中，他详细地记下了由神经衰弱引起的幻觉：脑袋里左上方一个闪烁而清凉的小火光。这篇日记真是一语成谶，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在41岁这一年，他将永远告别这个异化了的人世。

而在《在流放地》中，他的绝望也丝毫没有减弱。但他总是能恰如其分地将自己的真实情感不动声色地隐藏在语言背后。在卡夫卡的作品里，这篇小说算是较为流畅的。写作这篇作品时，他还带着从巴黎旅行归来的畅意。他的想法是，用一种行云流水的方式写下自己的思想火花。但孤独所带来的痛感却不时尖锐而猛烈地向他袭来，将他通过写作获得的力量消耗殆尽。

并不是单纯为了排遣孤独，他也渴望爱。父爱已经被他“判决”，情爱他也在不断尝试。他和好几个女人发生过关系。而他为女作家密伦娜写的情书，我从来都当一部文学作品来读。这也许是打开卡夫卡对爱的认知和他作品的恰当方式。书信的数量在卡夫卡的全集中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而情书又占了一半以上。当记者问海明威什么时候写得最好的时候，海明威回答：当然是爱着的时候。文学作品里如果没有爱，就如同人没有了灵魂。在我看来，诗人卡瓦菲斯的所有作品也全都是爱情诗。在1911年11月2日这一天，卡夫卡的日记只有一句话：今天早上，长久以来第一次又因为想象一把刀子在我心中转动而感到快乐。这个转动的刀子的隐喻多么适合爱情。

“旅行者默不作声。约过了半晌，军官不再纠缠他，自顾自地张开双腿，双手叉腰，静静地站着不动，眼睛看着地面。随后，他向旅行者露出一个鼓励的微笑……”

在某种程度上，军官的形象与卡夫卡所展示的父子关系不无相似之处。“我在父亲那里，像往常一样，在那些极端的时刻感受到了一种智慧的存在，从这种智慧中我只能抓住一次喘息的机会。”——在最好的情况下，卡夫卡对于父亲的感觉是如此温情。他的内心当然是柔软的，也是纠结的。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和密伦娜的交往上。长达七年的情感纠结。两颗真挚的灵魂热烈地跳动。但时时充斥着恐惧、犹疑，以至于最终退却。在卡夫卡那里，爱情关系既是生活，也是作品本身，这是理解他作品的一把钥匙。在与两个女人解除三次婚约的折磨之中，他开始写作《诉讼》和《乡间医生》；在与密伦娜分手之后，他写下不朽之作《城堡》。这正是如今人们对婚姻的比喻。细读之下，这些作品的思想或内容与他经历的情感失败有着丝丝缕缕的内在联系。

弗朗茨·卡夫卡与菲莉斯·鲍尔合照（布达佩斯，1917年7月）

《在流放地》写于他与菲莉斯·鲍尔解除婚约的三个月以后。与菲莉斯撕扯的五年里，他们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菲莉斯是马克斯·布罗德的亲戚，两个人分分合合，既有“哭泣、互相折磨”，也有过“爱情的甜美”，他相信“赴死和自持的愿望交织，这一切就是爱”。但我们并不能说卡夫卡对婚姻是抵触的，恰恰相反，他曾于写在日记里的一部小说草稿中表达了对家庭的渴望：没有一个中心，没有职业、爱情、家庭、养老金，就意味着没有在世界上站住脚。他常说对安宁和家的追求是他想要通过婚姻达到的主要目的。他甚至引用犹太教典中的话：“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不是人。”当然，他渴望爱情婚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摆脱父亲的控制，在《致父亲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打算。

而《在流放地》中，他的痛苦和接受刑罚的心理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卡夫卡曾在给菲莉斯的一封信里写道：菲在受刑，刑具操纵在我的手里，可是双方都在受罪。这句话几乎就是对《在流放地》最准确的解读。

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确知那天晚上的朗诵会进行了多长时间。或者说，他诵读到作品的哪一部分。毕竟，《在流放地》的篇幅并不算短，如果一口气读完，难保不会有人因为疲倦而离席，即便那位里尔克也不知是否能坚持到底——回到现场，现在人们还都兴致勃勃。《在流放地》虽然听起来有些琐碎周细，但里面自有一股潜在的吸引力——也许是一种危险性——这才是最要命的。

卡夫卡的作品大都有一个失败的主人公，像那位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的倒霉蛋格里高尔·萨姆沙，还有现在他正在朗诵的作品中的军官。他们都是困在某种制度中的人，这当然与卡夫卡本人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他也曾想过挣脱这种束缚去过自由的生活，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做到。“由于我的作品产生缓慢，由于其独特的特性，我便不能赖文学以生存。”（1911年3月28日）因此军官的结局是注定了的，正像卡夫卡对自己未来的预设。他为自己发明了一个奇怪的方法，以便从琐碎、刻板、无聊的工作中找到乐趣：那就是把每一篇工作报告都当作写作的训练来对待。

大厅里灯火通明。1916年，慕尼黑已经是欧洲的重要城市之一。我们的卡夫卡稍作停顿，他想喝一口水，但杯中已经空了。他望向左侧的高窗，那上面隐隐有他的影子。自1909年秋天开始，他就按照一本丹麦的体操教材锻炼身体，每天裸体对着窗户做15分钟的伸展运动。两年后，他又结识了一位自然疗法的倡导者，自此成为这一疗法的实践者。他的周期性功能紊乱从大学时期开始就一直侵扰着他，导致他饱受失眠、头痛、胃胀、消化不良等诸多折磨。当然，他对自己的容貌还是颇为自恋的。1913年12月12日，他不无炫耀地写道：“一张面目清秀的、几乎五官端正的脸。头发、眉毛、眼窝的黑色很有生机地从其余的静候着的主体透露出来。”他是一个对女人有吸引力的人，况且还那么注重着装打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照片中的卡夫卡，总是西装精致，穿搭时尚，有时还戴着一顶漂亮的高顶礼帽。每次出门会友，他都花不少时间打理自己。

他靠着对写作的狂热在自己所厌恶的机械性工作与身体的病痛中前行。他也从未停止对周遭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对出现在身旁的各色人等的记录。这些不断积累的记述每每会为他的作品“增加体积”。这个方法在另外的大师级作家那里也得到了验证，比如契诃夫和加缪。而前者也是卡夫卡喜爱的作家之一。因此，对于每一个热爱写作的人来说，卡夫卡的经典性永远都无法绕过。如果可能，我们也希望能从卡夫卡的阅读及其所私淑的作家那里得到一些提示。正像博尔赫斯曾经从多位优秀的作家身上找到他们的“前驱作家”。但我们却很难找出卡夫卡的某一位“前驱”，只有他自己才能成就自己。对现代文学而言，他始终是一个启示性的存在——注定只能成为他人的前驱。有一段时间，我热衷于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寻找卡夫卡的接棒者。在这个小分队里，不但有男性作家，也有不少女性作家。

在卡夫卡那里，阅读是一件十分严肃而重要的事情。他明确表示人们只应该去读那些“咬人”和“刺人”的书。“如果我们所读的一本书不能在我们脑门上击一猛掌，使我们惊醒，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它呢？”他的另一句话则是一种更为确定性的说法：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

卡夫卡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一把把锋利的巨斧。不仅如此，还有他那用怀疑、抗争和折磨所充斥的一生。但是，我们该如何拯救我们的文学英雄？

假设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论多好的假设，都不能改变时间那永恒的弧度。祈祷也不能改变上帝那顽固的头脑。而我终于在卡夫卡的日记、手记和情书中找到一种更好地接近他的方式。日记是他内心的真实坦露与日常观察所得，手记是他思想与灵感的闪耀，情书则展示了他对于情感的渴求。正是这些正式作品之外的文字，还原了有血有肉的作家本尊。在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卡夫卡别具一格的思考方法：一种生动的形象而非抽象的话语使他的作品充满了象征意味。比如：“我们可以亲手将意志、皮鞭，在我们上方挥舞。”（1916年10月16日）比如：“乌鸦们宣称，仅仅一只乌鸦就足以摧毁天空。这话无可置疑，但对天空来说它什么也无法证明，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无能为力。”

无论阅读卡夫卡的日记还是小说作品，我总是惊诧于他怎么能看到那么多别人无法看到的事物。哪怕在一个又一个深夜，哪怕在一个又一个孤独的深夜。他如此关注细节。“从每个细节都闪射出一道光芒，指向永恒，指向超验，指向观念世界。”这是马克斯·布罗德对他的指认。我们应该明白的是，这道穿透形体的光是一切伟大的作品所不可或缺的。

而这样的细节，《在流放地》中也不时闪现出来——

“旅行者不想面对军官，他别过头去，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军官以为他在凝视这座荒凉的山谷，于是抓住他的双手，转到他面前，攫住他的目光，问道：‘您察觉到此地的耻辱了？’”

军官的热切渴望在这段文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渴望无疑又隐含了某种不确定的因素，不免让人暗自揣度。刚刚好——卡夫卡觉得，他的朗诵到这里结束正当其时。

我一直关注着卡夫卡与里尔克的交集。不知朗诵结束之后，他们是否有更多的来往。只知此前里尔克读到卡夫卡的《司炉》后被他那异乎寻常的写作所吸引，并通过出版社预订了后者即将出版的全部作品。而对那部启发了太多人（包括马尔克斯）的《变形记》则进行了有保留的褒奖。以上大概是他前来参加这次朗诵会的原因。这是两个巨人间的相会，是两颗伟大的灵魂的相互吸引。

这样的时刻总是那么激动人心。

而与多拉·迪亚曼特的相逢则简直可以说是命运对卡夫卡最美好的赐予。在生命的晚期，终于降下一道炫丽的爱情之光。这一神启时刻发生在1923年夏天，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米里茨，他在那里遇到了在柏林犹太人之家的厨房里忙着刮鱼鳞的姑娘，多拉·迪亚曼特，时年十九岁。“这么文雅的手，干这样血淋淋的活儿。”从此之后，卡夫卡终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走向了人生的反面：他第一次感到了幸福。

这多像那个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他终于和心爱的女孩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柏林，他愉快地投入写作，虽然健康状况出了严重问题，但内心仍然充满了希望与勇气。多拉是他的救赎，使他变成了一个新人。不再热切地谈论死亡，而是憧憬未来的生活和生命的健康。他的爱人多拉和他的好友兼医生克罗普施托克一直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从柏林到布拉格再到奥地利，为了调养身体他辗转多处，但他的喉结核还是进入了晚期。

《在流放地》，赫尔曼·瑙曼（Hermann Naumann）画作

“那天夜里，一只猫头鹰在弗兰茨的窗口出现。”多拉将之视作不祥之兆告诉了布罗德。

41岁的卡夫卡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可怜的多拉不停地低声呼唤：“我的爱，我的爱，我的好人。”她想要跳进墓穴，被人抱住；她悲痛欲绝，晕倒在地。

当然，这是八年之后的事了。现在慕尼黑的街道上行人络绎不绝，卡夫卡和布罗德慢悠悠地走过他们曾去过的那家咖啡馆门前。布罗德看了卡夫卡一眼，推开门，一前一后走了进去。这是他们多年来形成的默契。布罗德想知道小说里那架奇特的机器是怎么来的。

让布罗德意想不到的是，这架机器的灵感来源竟然与菲莉斯有关。那是一种正在渐渐普及的“口授记录机”，出自菲莉斯供职的公司——用来记录文字，可以在“纸片”上画出“迷宫似的、相互交叉重叠的线条”——像图形乐谱似的文字。这种操作与小说中的机器何其相似：将犯人绑在“铺着棉花”的处刑台上，一种被称为“钉耙”的锋利的长短不齐的针排不断在受刑者的皮肤上像记录装置那样刺写“判决”。

《在流放地》的写作给他与菲莉斯的爱情纠葛画上了句号。正如他在日记中记下的那样：“现在，我得到孤独的报酬了……孤独只会带来惩罚。”

谁又能否认，只有体味了最深的孤独才能真正领略爱之甜蜜呢？

作者简介

邵风华，作家，现居山东东营。主要著作有随笔集《不辞怀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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