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人们当然知道吸毒记录封存不等于删除记录，也能理解要给犯错的人以机会，来避免更大的社会问题。只是中国搞了这么多年的禁毒宣传，吸毒基本上和道德败坏、社会败类划上了等号，我还记得柯震东、房祖名、张默曾在央视痛哭道歉。现在突然一个急转弯，吸毒的危险性仿佛已经降低到了嫖娼、盗窃，斗殴的性质上。
人们的愤怒，首先是体会到了认知上的背叛。社会长期依赖道德审判来动员群众，过去吸毒者要承受全社会的羞辱，正常人去唾弃去咒骂他们，来与吸毒划清界限，现在又要求包容并假装一切没发生，规则可以立马转向，但是人的认知和记忆不会自动清零......我想，如果当初只把吸毒当作法律惩戒和社会支持的复杂问题，而不是简化为一场场道德审判，那么今天推行记录封存，就不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弹。所以，愤怒只是表象，我觉得人们对国家叙事的反复无常，已经感到疲惫和警惕。
人们愤怒的第二层，是害怕不公平。吸毒记录封存这事儿，能在公众心中迅速滑向吸毒洗白，是因为所有政策规则都能被扭曲成特权通道，就好像协和4+4是为了吸引多元背景人才，结果成了权贵快车道。吸毒记录封存是由谁申请？哪个部门审批？查询权限如何监管？决定谁能查谁不能被查，是否又会变成一种权力寻租？查询权限会不会变成一种灰产？某领导是不是能帮亲戚查一查、又能把记录压下去？......就像我之前的文章说，“人们不是不信任预制菜，而是不信任监管他的人。在中国，预制菜本身绝对是算得上非常小的问题。人们把预制菜当成洪水猛兽，只是因为“背后看不见的手”以及“自己说不出的话”将问题无限放大了”。
人们愤怒的最深层，是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优先。我觉得吸毒者应该有重返社会的权利，但这些权利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建立在权利对所有人普遍可及的基础上，在一个能买到烂尾楼、开着自燃车、学生餐发烂发臭、劳动者消费者维权困难的世界里，突然高举人权、进步的大旗保护吸毒者隐私，显得非常荒诞。当然，吸毒者和普通人的权利保护，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但单单把这项推出来，我觉得很可能是：
中国的劳动人口结构需要他们。青年内卷、容易失业，不是社会岗位少，而是大量低技能、高强度、低保障的岗位他们不愿进入，社会不需要大学生，需要能接受低薪、服从管理、不谈996的劳动力，数百万曾因吸毒、嫖娼、小额盗窃等被治安处罚的人，是一种沉睡的劳动力资源。他们技能尚在、身体健全，却因“污点记录”被排斥在正规就业市场之外，开网约车不行，进工厂受限......所以需要低成本地激活劳动力，“记录封存”就可以顺利将这些劳动力重新推入工厂。
吸毒者当然也是人，只是普通人的住房、食品、劳动等更基础、更广泛的权利问题仍然被长期搁置。我觉得这不是修复社会，是在修复劳动供应，也不是社会在乎人们，只是因为社会需要人们，需要安定团结的治安，需要一颗颗螺丝钉。这已经不是权利的保护，而是人力的调度，虽然他们吸毒，但国家需要他们成为好人。什么是好人？就是好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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