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之智 | 应对中企出海数字治理挑战，推动技术全球化有序发展

导语：

当前，我国企业出海已从传统的产品输出，迈入技术、品牌、生态协同出海的新阶段。在本轮以AI为核心的新数字技术爆发下，我国出海企业具有哪些变化？以阿里巴巴的商业实践为观察窗口，中企出海正在从传统的“贸易出海”，转向高阶的“贸易和技术出海”并行，整体呈现出三大结构性演进趋势：一是商品贸易数字化仍然坚韧，如跨境电商面对关税压力依旧保持增长；二是商品与服务深度融合，中国的设备、终端产品向“硬件载体+智能服务”升级，并成为出海动力；三是技术直接全球化输出，以开源模型和云计算为核心，中国的技术服务生态在海外全栈落地。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本轮出海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有哪些特征？通过系统梳理中企出海及技术全球化的最新现状，本文发现出海中企步入了传统壁垒与新兴监管交织的复合博弈，尤其以数据跨境、平台责任监管、AI治理等为核心的新兴数字规则带来了系统性不确定性：一是数字技术应用与全球贸易深度交织，数字监管所覆盖的行业范围极为宽泛，只要参与全球贸易往来的企业都可能受到监管；二是数字治理范式产生广泛外溢，全球学习欧盟将治理当作博弈工具；三是数字治理风险企业虽尽全力而为，但仍亟需推动基于“整体利益平衡”的国家间制度互认。

面对新一轮全球化更为复杂的多方利益平衡与数字规则对接，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更好应对？一方面需要与时俱进，以“内外统筹”来扫清数据跨境等传统制度堵点，基于我国实践寻找与国际规则的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以终为始，以打造事实影响力为目标，更多促成、参与全球治理标准的共识形成，同时发挥我国新技术出海在开源开放和合作共赢上的核心优势，定义事实标准。

一、中企出海及技术全球化现状概览

当前，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仍然稳固，而以AI为代表的新一代数智技术的比较优势也在凸显。截至2024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设立境外企业5.2万家，较上年末增加超3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1]。这些中企海外布局，为我国的AI 技术体系域外落地提供了广阔空间。

以阿里巴巴的商业实践为观察窗口，本轮中企出海呈现出三大结构性演进趋势：一是商品贸易数字化仍然坚韧，跨境电商面对关税压力依旧保持增长；二是商品与服务深度融合，中国的设备、终端产品向“硬件载体+智能服务”升级，并成为出海动力；三是技术直接全球化输出，以开源模型和云计算为核心，中国的技术服务生态在海外全栈落地。中国正从传统的“贸易出海”转向高阶的“贸易和技术出海”并行。

（一）跨境电商：克服关税挑战，向供应链本地化与市场多元化进阶

中国跨境电商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适应力。以阿里为例，尽管面临美国关税壁垒及全球小额包裹税改的冲击，其跨境业务同比增速虽从2023年的45%回调至2024年Q2的29%，再到2025年Q2的19%，但仍保持了双位数的稳健增长。这一成绩与跨境商户在供应链、运营与市场端的敏捷转型相关。

基于平台商家调研反馈，商户主要采取了以下转型措施：在供应链端，跨境商户依托国内产业优势，通过提升“小单快返”与定制化比例，灵活适应海外订单碎片化及贸易主体“小B化”的趋势，以柔性供给对抗需求波动；在运营端，为增加与所在国本地商贸物流的协同，商户大幅增加海外仓备货，采取“产品+供应链+多平台”策略深度嵌入当地生态，或者与海外电商平台合作以换取经营确定性；在市场端，为应对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商户分散目标市场，在以欧洲替代美国承接高客单价需求的同时，积极下沉至东南亚、中亚等价格敏感市场，并拓展拉美等高增长蓝海，或灵活转为内销，构建起多元化的风险避险体系。

图一：跨境商户面对经贸挑战采取的经营举措调整

（二）产业升级：智能终端出海，推动“产品+服务”的融合贸易形态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赋能下，中国智能终端正从单纯的硬件输出向“硬件载体+智能服务”融合出海的贸易形态转变。硬件仅作为物理交付的界面，内置或外联的模型与智能服务成为产品的核心价值来源。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汽车、手机，各个细分领域的专业设备也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增强竞争力。以安克（Anker）为例，这家从充电配件起步的厂商，借力 AI 实现了向科技赛道的跃升。它新发布的割草机器人，采用类似于汽车自动驾驶的“纯视觉端到端算法”，放弃激光雷达降低BOM物料成本，同时显著提升了作业的智能避障、自主规划水平。该割草机器人于2025年4月在阿里跨境电商平台上首发，面对关税挑战出口逆风增长153%。

这一案例具备启示意义。 一方面，视觉感知能力的引入，为设备未来拓展庭院巡检、异物识别等“多任务执行”奠定了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可以总结中国机械设备升级的新逻辑：市场中存在大量“劳动重复性高、智能化程度低”的传统品类，如泳池清洁、两轮出行、电动工具等，都可通过“低成本传感器+高阶视觉算法”大幅提智降价。这种通过技术溢价实现的“产品+服务”深度绑定，正转化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

（三）技术出海：开源红利溢出，带动“云+AI”全球双向落地

如果说跨境电商构建了“贸易出海”的支点，设备出海实现了“产品+服务”的融合，那么开源模型与云计算构成了中国技术全球化的基座。中国坚持开源开放战略，在开发者生态构建了极强的技术品牌。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和Hugging Face近期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8月至2025年8月，中国的开源模型全球下载总量超越了美国[2]。以阿里通义千问为例，截至2025年10月已开源300余个模型，覆盖全尺寸、全模态，全球下载量突破8亿次，衍生模型达18万个，超越Meta Llama系列稳居全球第一。剥离政治因素干扰，全球开发者已用8亿次下载做出了选择，证明中国大模型在性能与易用性上已具备全球竞争力。

图二：阿里Qwen模型在海外搜索量的变化趋势

阿里云全球布局已扩展至29个地域、92个可用区，今年以来更在泰国、墨西哥、迪拜等地密集落地数据中心，并计划在巴西、法、荷设立新节点。阿里推进的3800亿AI基础设施建设及远期能耗增长10倍的规划，为中国AI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充足的算力粮仓。“云+AI”全栈能力不仅服务中企，也开始撬动海外本土市场。例如在中东，阿里云技术已深入核心产业——Wio银行利用通义千问模型打造AI银行智能体，医疗服务商ACCUMED则基于通义千问模型开发电子理赔与医疗编码的智能体。

中企出海已完成从“制造红利”向“技术红利”的迭代，但同时也步入了传统壁垒与新兴监管交织的复合博弈。企业不仅要应对因贸易利益失衡引发的关税与市场准入障碍，更需直面日益严苛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平台责任治理，以及尚未形成全球共识的AI安全与伦理规约。新一轮全球化，必须面对更为复杂的多方利益平衡与数字治理规则对接。

二、中企出海面对的数字治理风险分类及特征分析

在对阿里自身业务及阿里云上承载的出海企业开展调研后我们发现：当前显著制约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已经是数据跨境、平台责任监管、AI治理等新兴数字规则，其带来了系统性不确定性，显著抬高了出海成本与运营难度，成为我国“技术红利”兑现过程中的关键阻滞点。

表一 现有数字治理对出海企业的影响和合规难易度分析

一是数字技术应用与全球贸易深度交织，数字监管所覆盖的行业范围极为宽泛。

当前，任何涉及数据采集、处理或模型部署的中国企业，无论其所属产业是传统制造还是前沿科技，只要参与全球生产和贸易，即可能被纳入以欧盟为代表的数字监管体系。数字监管不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专属风险，而是贯穿智能硬件、工业设备、生物医药、消费电子等全领域的普遍约束。例如，中国生产的智能摄像头、工业机器人、AI手表等产品，虽在性能与成本上具备全球竞争力，但因内置算法需调用云端模型并传输用户行为数据，在欧美市场面临“功能受限”甚至“服务不可用”的困境，其服务开通、实时分析、远程运维、软件升级、金额支付等基础功能都受制于地方法规对数据出境的严格限制。

二是数字治理范式产生广泛外溢，全球学习欧盟将治理当作博弈工具。

全球已有数十个司法辖区借鉴了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字服务法》（DSA）、《数字市场法》（DMA）和《人工智能法案》（AIA）等数字监管体系的理念和立法框架。例如，欧盟已裁定16个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国家或地区提供了“充分”的数据保护水平，这表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与 GDPR“基本等同”（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越南、泰国、巴西、南非、阿根廷等我国重要海外市场）。这些国家可以“借鉴”欧盟方法用数据跨境来对中国企业进行定向辖治。例如，韩国已经更新其个人信息保护法案，引入了GDPR“充分性认定”原则和基于全球营业额的罚款机制，并在近两年据此对出海中企进行处罚。巴西等国也在效仿AIA框架，将教育评估、医疗诊断等场景纳入高风险清单，或迫使中国AI企业为进入这些市场，被迫重构模型架构、牺牲性能以满足“可解释性”要求，或放弃本地部署、转为低功能版本。

三是数字治理风险企业尽力而为，但仍亟需推动基于“整体利益平衡”的国家间制度互认。

数字治理部分关键风险本质上源于国家间在治理领域的结构性差异。以欧盟GDPR数据跨境框架为例，即便TikTok投入巨资建设欧洲数据中心、设立独立监督机制、采用端到端加密，仍无法消除欧盟对中国整体法律环境的不信任。DeepSeek技术实力获开发者广泛认可，却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国遭调查质询、应用下架，其在2025年遇到的海外监管事件中三分之二涉及数据跨境问题。数据跨境已成为限制中企全球化发展最趁手的工具。同时，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及其配套GPAI实践准则正在将合规压力从“事后追责”前移为“事前锁定”。企业不仅需证明数据合规，更需在产品设计之初就满足欧盟定义的“高风险”分类、算法透明度、人类监督、风险缓解等复杂合规要求。GPAI实践准则虽为自愿签署，却已成为全球AI开发者事实上的“准入说明书”：企业若不遵循其关于训练数据来源披露、模型偏见评估、内容安全过滤等技术指引，即便技术领先，也会被主流云平台、应用商店、金融机构拒之门外，使得我国AI技术体系在海外市场遭遇极大不确定性。

必须明确，数字治理合作并非单纯的法律技术对接，其背后还包含国家间政治互信与宏观经济利益的统筹考虑：即通过在贸易准入、市场开放或产业链合作等领域的整体利益平衡，才能换取数字治理规则的互信与互认。

三、对中企出海和技术全球化的整体思考

对于中国出海企业所面临的全球挑战，需要政企协同发力，共同推动高质量开放，为中国企业和数字技术的全球化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对此，我们有如下思考和初步建议。

一方面需要与时俱进，以“内外统筹”来扫清数据跨境等传统制度堵点，基于我国实践寻找与国际规则的最大公约数。以《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发布为基点，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得到激活、各地积极探索自贸区负面清单、地方积极促进企业体验“由繁到简”，这些制度创新和技术建设对于中企数据出境经营效率有很大助益，但面临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及全球监管的水位不一致，内部改善无法完全解决出海中企的数据回流的监管风险。相反欧盟、美国和采用GDPR法律框架的多个国家，或以保护数据主权为由要求数据保留在本地，或以损害个人信息保护为由对企业进行处罚，甚至整改关停。国内数据出境制度的单向改善并不能完全解决海外国家顾虑，还需要对外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充分尊重各国政策和实践差异性基础上，主动对外讲好中国的安全故事和治理成效，增强国际信任，同时更多尝试开展双边、小多边谈判，在部分区域率先推动建立数据保护标准的等效互认机制。

另一方面需要以终为始，以打造事实影响力为目标，更多促成、参与全球治理标准的共识形成，同时发挥我国新技术出海在开源开放和合作共赢上的核心优势，定义事实标准。一是主动宣传中国AI治理经验，积极参与全球AI治理规则制定，提高对全球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广泛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标准规范并推动互认，降低出海企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技术适配的成本，尤其是技术类的国际标准，相对于监管类标准更加客观中立，在国际上有更多的对话空间。二是静水深流，全球传播落在强调开源开放和合作共赢。李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表示，中国技术创新持续突破跃升，呈现出明显的开放、开源特征。在外部合作中，应重点构建全球化的发展范式，通过市场秩序发挥作用、定义有效的事实标准，来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9/P020250908508134967854.pdf

[2] Longpre S, Akiki C, Lund C, et al. Economies of Open Intelligence: Tracing Power & Participation in the Model Ecosystem [R/OL]. (2025-11-21) [2025-12-01]. https://www.dataprovenance.org/economies-of-open-intelligence.pdf.

作者：傅宏宇彭靖芷袁媛

版块介绍 — 治理之智

在全球化背景下，科技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本板块内容依托阿里巴巴集团先进的AI科技能力、丰富的应用场景与负责任的技术生态，聚焦于AI风险、AI大模型安全、AI大模型开闭源生态、AI大模型出海等AI治理政策研究，基于技术理性的风险观，为大模型发展与安全平衡与取舍提供独到见解。同时，我们致力于收集和分享海内外AI治理先进理论与经验，为构建合理的科技治理体系提供智慧与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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