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方到东莞，老板和打工人的故事

11月10日，我离开北京，到现在快一个月了，北京的生活似乎成了记忆。离京前，我特意去了地坛公园、后海，那时正是京城红叶最绚烂的时候。此后，我一路向南，开启了一种近乎流浪般的生活，一路遇到很多人，经历了不少事。

一、上海的纠纷

我的第一站是到上海，陪当事人处理充电宝代理纠纷。如今充电宝布满大街小巷，由充电宝公司寻找代理商进行轻资产运营，我的当事人所经历的纠纷大致如此，投资几百万代理充电宝运营，钱砸了也有运营流水，但流水以各种理由被扣，双方的合同对权利义务的约定模糊。本来我打算直接诉讼，但他却说信用卡已刷爆，等不起。

我想还是速战速决，于是转向谈判，冲突、争吵、劝和，第一天勉强达成意向。对方公司的负责人是个80后的内蒙沪漂，北漂遇沪漂，倒是有挺多共同的话题。随后两日，耗在公司走流程，如今互联网企业也官僚化，一份合同须经七八个领导审批，我们点外卖守在办公室，直到最后一人签字，才松一口气，但问题也只是解决了一半。

二、信贷陷阱的餐饮人

11月13日，我结束上海的工作，坐沪昆线回到江西老家，路上两个多小时。在南昌，和老朋友们聚会，他们现在做企业，对经济形势有着直观的感受。现在干企业不容易，一桩合同诈骗案，让公司雪上加霜，正在走刑事报案。

晚上公司高管们一起吃饭掼蛋，大家感叹现在生意难做，越做越亏，恶劣环境下，上下游互相碾压，供应链的公司也来骗，让他们始料未及。我们回忆起几年前，那时赚钱容易多了，楼市与股市，两台经济的发动机日夜不停息，空气中弥漫着金钱的味道，市场上催生了各种财富的神话，即便股灾之后，依然有互联网金融狂奔了几年，如今，发动机有些偃旗息鼓，各种富豪归隐，企业家躺平。我想起一句话：老板罢工比工人罢工还可怕。

在南昌几天，我借老铁的媒体办事处办公，办公室靠江，风景不错，每天我骑车十多分钟来上班，媒体相当于信息中枢，属于社会的窗口。办公室偶尔有人来，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餐饮企业的老板，他过来寻求解决个人不良贷款问题。

大致：他有一百多万的贷款，申请银行减息政策，结果利息是省了一半，但是他的贷款变成债务重组，个人征信变成了关注类，他无法再贷款了。三个孩子、房贷、餐饮资金周转，全部压在身上。我找金融记者打听才知，他这个上报到央行征信，银行未尽提醒义务，但他也签了字。个人征信由正常变成关注类（近乎不良），用个比喻就像健康档案上被打了一个模糊的问号，资金活水的闸门悄然关紧。

眼下信贷收缩，个人命运就这样被卷进系统风险里。

三、风电老板

在南昌时，我和老铁还去谈了个案子，一个南昌本地企业家，赚了不少钱，买了辆一百多万路虎，结果行驶几千公里发动机坏了，4S店不换发动机也不退车。他找媒体维权没用，想着是不是法律跟进下，我们详细了解了来龙去脉。又说到这个老板的工作，他是干风电、光伏行业的，这是政策性行业，经济下行，依然有钱可赚。他见我做过风电的竞调，说起行业的各种门道比如路条、指标等，但要平衡国企与民企的利益分配等。

我在他的江景办公室，我喝了二十多杯茶，上了四五次厕所也没有谈到正题，委托不委托的问题，最终还是不谈了，就当认识个朋友。如今法律行业越来越卷了，律师费卷成了白菜价，企业的付费意愿也低。南昌老板请常年法律顾问才三万，此案更难投入。想起这两年中年转型三件套：外卖、滴滴、法考。律师行业吸引了大量跨界者，寒窗苦读备战法考，可今年律师难注销律师证的话题频频被报道，也是挺讽刺。

四、毛派企业家

11月15日，我抽空去了一趟武汉。我视频号上有个粉丝说刷到我在记者节录的视频，想让我帮忙解决点问题。我好奇谁会关注我、刷到我，对方找我无非是看中我的媒体经历，亦或者现在律师的身份。

他的故事大致：他来自湖北农村，到武汉从工地小工作起，白手起家历尽几十年干了建筑公司，赶上时代的红利，企业做到行业标杆。如今他却陷入房地产爆雷与政府拖欠款的泥潭。他不敢起诉政府，怕惹上行政官司；但他也不敢亲近官员，害怕被牵连。

我去了他们公司，公司摆着毛主席像，他主动说起自己是毛的忠实粉丝，从小就崇拜毛主席，他公司的办公环境和企业文化有些意思，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公司的账本全部摆在一个房间，像图书馆一样，他说他自己是认真做企业的人，员工跟了他二三十年。

晚上，公司高管陪着一起吃饭，饭局上说到后疫情时代喵喵、结结等公共话题，话题沉重却也真实。喝了点酒，我的职业病犯了，我问他是“毛派企业家”吗？他笑说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用那一代人的方式管理企业——少用杠杆，如家长般对待员工。

作为建筑公司，还能活着就挺不易，或许也正应了他毛派企业的作风，也是传统企业家的坚守与困境。我和他接触了半天，大致知道他所遭遇事的公共价值所在。

五、赣南的果农

11月22日，周六，我在南昌忙了几天，前往赣南看老婆孩子。这些年，经常在外出差，聚少离多，陪孩子时间少，孩子的成长，更多的是在视频见证，像是看一部电影。我对女儿的印象还停留在牙牙学语阶段，她已会识很多字会背古诗了，她会跟着我说欲买桂花同载酒。

此时的赣南寻乌，正是脐橙上市季，公路边、大街上到处是橙子。寻乌街头的脐橙两三块一斤，如果到地头采摘一块多钱，一斤橙子不如一瓶矿泉水的价格，这是果农辛苦一年的回报。且不说化肥、防护物等农资，就是快递费、纸箱费也要比果子贵。赣南有成千上万的果农，小而散，没有品牌溢价，赶上消费降级，脐橙更难卖了。

赣南脐橙是季节性水果，年产量高达185万吨，除了果贩、果汁厂收购，其他得靠果农自己。家人没太多社会关系，我五六年前开始卖脐橙，也只能通过朋友圈卖卖，很多江西人在朋友圈卖橙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网红现象，借助快递点对点模式，完成一轮大规模的蚂蚁搬家运动。朋友圈卖橙子靠的是个人信用，如果品质不行早就噶了，好在赣南脐橙能打，但如今的低价、劣币驱逐良币，也让不少果农萌生退意。

六、肇庆的大案

11月24日，我在赣南呆了几天，决定去肇庆。我从寻乌搭汽车越过岭南，到梅州坐高铁，从梅州直下深圳再转车到肇庆，总共三个小时。不得不说，现在高铁的方便，大大拉近了人与人的物理空间和心理距离。这是我第一次到肇庆，之所以到这是因为有一个大案开审：美个朋友案。

这个案子由刑辩大咖朱明勇、武广轶担任辩护律师，是一次学习的机会。这个案子简单来说，一名男子在交友APP被女主播骗了钱报案，肇庆公安到杭州端了整个公司，搞了3.2亿所谓诈骗金额，相当于400万受害者、25万涉诈人群，这被喻为是社交行业远洋捕捞第一案。

远洋捕捞并不新鲜，是地方财政困难的缩影，最近最高检表示针对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只不过这个案子有些魔幻的是抓了一群打工人，包括财务、专员等，堪比远洋绝户网，尤其还抓了一些写代码的程序员，写代码有没有罪引发诸多讨论，增加了案子的黑色幽默感。这个案子最终因为证据未移送、关键证人未到案，只开了两天半就休庭了。

在肇庆，我遇到了全国各地赶来学习旁听的律师，不得不说还是刑案热闹，民案庭通常只有四个人，这个案子15名被告辩护律师再加上助理，辩护席上二三十号人像个小教室。底下除了当事人家属，还有不少热心群众。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知名的旁听士，旁听成为推进司法公开透明的重要力量。

七、回到东莞

离开了肇庆，我顺路去了广州、又去了深圳。在深圳，我和大学同学聊天，他们有的在腾讯系有的在先进制造企业，日子过得挺舒坦，我到前海转了转，公园里、海边都是晒太阳的年轻人，深圳的活力还是比北方强。

在广州的饭局上，我遇到一位广东老板、还有云南的建筑商，第一次吃蛇。哪怕是老板，不同的行业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广东老板主要做电网生意，最让他放心的是不用担心回款的问题。云南老板则不同，他经常被政府欠款，说到自己和政府打官司的经历，我对专项债等问题倒比较熟悉问了几句，云南老板说现在化折打折厉害，从七八折降至五六折，他不接受就起诉了政府。饭局上，只有说到华为、鸿蒙这类公共性话题大家才有些共鸣，坚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11月28日，在湾区了一圈，我又回到东莞，东莞有我很多同学也有我的家人，他们大多是二十年前、十几年前加入到世界工厂的打工潮中，在此安家落户。我二十年前曾到东莞打工，中间来过多次，如今再回到这里，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东莞特有的区镇、工厂房、霓虹灯的光、各种口音的打工人，陌生的是很多区镇已经不复当年人山人海的景象了，东莞正在产业升级，华为及供应链企业在松山湖造出的一片新城，这成了东莞的新中心，有种沧海桑田感。

和家人聊起外贸行业，他感慨最大的不确定性莫过于贸易战带来的冲击。而像他们这样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往往难以进入主流话语的视野，成为一种沉默的叙事。宏大叙事与个体生存，常常运行在两种逻辑里。无论宏观层面如何论述，东莞的外贸产业，至今仍承载着大量农民工的就业。

我想起我的老乡，在同一家鞋厂工作了十几年，直到工厂主体迁往越南。他们被迫面对的选择——是留下等待未知，还是提前返乡——真实而沉重。最近在湾区，我也刷到很多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短视频。背影匆匆，行囊沉沉。经济若是感冒，首先吃药、承受苦涩的，终究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如今的经济形势，只能说是一言难尽，老板不易，打工人也难。这种经济环境下，每个人都在寻找安身立命的方式。呆了几天，我又启程北上。但这一路，像走过一幅流动的中国剖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