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有个意大利传教士叫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发现读书人重文轻理。《利玛窦中国札记》说，“在这里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就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我觉得利玛窦这话不对，八股文那玩意儿怎么能叫哲学呢，八股文的思维模式是代圣贤立言，不能有自己的见解，或者自己有点见解也要承认这是几百年前圣贤的意思。没有质疑、批判和建构，那就不能叫哲学。
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号称哲学，但我觉得有点像之前的八股文。这个“有点”，是个形容词，和“1999年出生的闵超当上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人们说他的晋升速度有点快”里面的“有点”，是一个意思。有人挖出他的导师是原院长、长江学者刘同舫，不过想借此批评咱们的学术圈裙带关系等种种乱象象。为了避免这种胡乱揣测，我建议以后不能随便公布人与人的关系，要公布就列个名单，比如说，浙大刘同舫的学生是：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
人文社科本该是晚熟的学问，话术和发论文的套路能速成，但思想不行，它需要看得见真实世界。张雪峰之前的文科无用论，主要是没区分是哪些文科没用，又是对谁没用。其实有两种文科，一种是危险的文科，比如去现场调查的新闻记者，要去看看谁在受苦，另一种是安全的文科，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理论创新，能让你升职入仕......我觉得，这两种的主要区别，还不是“有没有用”，而是“让不让用”，因为前一种文科会促发清醒的可能，一种文科却能生产出自信、顺从的乖宝宝，答案显而易见。
我很喜欢马克思，曾经在知乎写过不少哲学相关的内容，尤其是那句“旧哲学都是在解释世界，可问题是改变世界”。只是慢慢发现，现在践行改变世界的人，从来都不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里，比如电影导演、律师、记者、一个个勇敢的普通人、科学家......他们没有发过C刊也不是浙大马院的博导，但怀揣着改变的渴望，做的才是马克思真正关心的事儿。钱学森曾经说，“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试图用它指导我的工作，它是智慧的源泉”，我挺怀疑钱老这话的真实性，但看到后面我就不敢怀疑了，因为钱老继续说，“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利玛窦其实还搞错了一件事儿，不是中国读书人重文轻理，是因为科举考试不考科学，士大夫们就容易养成满口仁义道德、“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统。徐光启是利玛窦的好朋友，他当年要翻译《几何原本》，就曾引来质疑，这对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什么用吗？徐光启对农业、天文和军事等实务很感兴趣，他对此的回答是，“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中华几千年的文明下来，会背论语会八股文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历朝历代的官员多如过江之鲫，用《雍正王朝》里面十三爷的话来评价，“比永定河里面的王八还多”。可流芳千古者寥寥，徐光启就算得一位，我觉得，这是人类文明给求真者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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