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门罗主义与白人至上论

文︱邱立本

特朗普发布了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这份文件不仅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向，更被视为一种“新门罗主义”的宣言。它明确主张美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强调美国在西半球的“预先优势”，并以“特朗普门罗主义附则”（Trump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为名，宣称要“主张并执行”这一原则，以保护美国本土安全、遏止移民潮、打击毒品走私，并排除中国等外国势力的干涉。

这份报告隐含着文化与种族优越论的论调，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移民政策的批评，以及对非洲国家如索马里的贬低，暴露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幽灵。

特朗普在今年一次演讲中，确认他二零一八年称某些非洲国家为“屎坑国家”的说法，将索马里描述为“地狱般的国家”，并宣布“永久暂停第三世界移民”，包括来自索马里、海地和阿富汗的难民。

此言论引发国际哗然，更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形容为一场“文明战争”（Civilizational War），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抗，转向文化与种族身份的全球冲突。

对历史学者而言，特朗普的逻辑可追溯至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理论。吉卜林在一八九九年诗中主张，作为优越种族的白人负有“文明化”落后民族的责任。

这种帝国主义叙事如今在特朗普的报告中重现：美国不仅要守护自身，还要“拯救”欧洲免于“文化抹除”（civilizational erasure），并将非洲视为威胁来源。

这种论调不仅违背了美国民权运动的传统——如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我有一个梦》演说——更抹杀了共和党内部开明派如布殊家族、麦凯恩（John McCain）和罗姆尼（Mitt Romney）的自由开放遗产。

报告更重申对中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的警惕（如中国投资港口和矿产），还将移民、毒品和跨国犯罪视为“存在威胁”，主张美国有权“干涉”该地区以维持稳定。例如报告要求拉美政府与美国合作打击毒品恐怖主义和毒枭集团，确保“关键供应链”和“战略位置”如巴拿马运河安全。这被批评为“新帝国主义”，因它将美国“全球霸权”概念转向“区域平衡”，接受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逻辑，实际上强化美国在美洲的单边主义。特朗普已威胁入侵巴拿马、委内瑞拉，扣留委内瑞拉邮轮，并对巴西实施百分之五十关税。

今天，特朗普的门罗主义版本视拉美为“美国的延伸”，这无异于将美洲国家降格为附庸。

报告对欧洲的描述充满文化焦虑，警告欧洲面临“文明抹除的严峻前景”，因移民政策导致国家身份“被侵蚀”，预测“某些北约成员将在数十年内成为多数非欧洲人”。弗里德曼在评论中，将此视为“从冷战到文明战争”的转变：特朗普不再聚焦俄罗斯或中国，而是将移民与文化变革定为“存在威胁”，这是一场“文明战争”，西方白人文化面临“抹除”。这种叙事强化了种族二元对立，将非洲国家如索马里简化为“地狱”，忽略其内战与贫困的复杂性。这延续美国一九二零年代种族配额遗毒，将非白人移民视为“威胁美国归属”的族群。

历史学者将特朗普的论调追溯至吉卜林的“白人的负担”，这首诗鼓吹白人“优越种族”有责任“文明化”“野蛮”民族，承担帝国扩张的道德责任。这种思维抹杀了美国民权历史。金恩《我有一个梦》呼吁种族平等，共和党曾是其盟友—林肯废奴，艾森豪护送黑人学生入校。布殊家族、麦凯恩和罗姆尼延续传统支持民权法案与移民改革。

特朗普的思想等于否认美国黑人贡献。美国文化界不会忘记，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探讨黑人女性韧性，轰动全球文坛；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揭示奴隶遗毒。美国黑人女数学家韦斯特（Gladys West）开发GPS精准模型，贡献全球定位系统，被誉为GPS“隐藏人物”，是全球司机开车导航时不能忘记的天才。特朗普将黑人与“屎坑”挂钩，种族歧视，更是文化盲点，开时代倒车，令人齿冷。

毫无疑问，特朗普的言论针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与民主党左翼的“零元购”，如过度政治正确与边境松懈导致难民涌入。

但从一极端摆向另一极端，只会撕裂美国。NSS的种族论调损害软实力：皮尤数据显示，美国全球形象已衰落。要发挥优势，美国须回归中道——平衡移民改革与人文关怀，拥抱多元以强化创新。否则，软实力流失将使美国陷入文明倒退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