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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步入建筑行业至今,近30年的时光荏苒,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基础建设事业从初步市场化探索期到高速发展的狂热期,再到逐渐品质化的冷静期的发展历程。
初入职场时,正值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发展的初始阶段,西部大开发的宏大序曲已然奏响,但在西北腹地的甘肃却尚未感受到开发的脉动。那时的国内,高速公路并不多见,我家乡的省会城市兰州都是未曾得见。
二十一世纪初,住房制度从单位分房逐渐过渡到房产商品化,房地产产业链迅速崛起。2002年,我当时身处四川广安市,当地房价约为每平方米七百元,而根据我当时在网络上查询,一台72英寸等离子电视却要28万元之多,都够买四套百平米的房子了,随后房价一路攀升,直至2020年左右基本达到极限,据查广安房价最顶峰时达到二万元左右。
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加速了建筑行业的提前崩盘,很多人按揭了期房银行贷款都还完了但是房子却迟迟拿不到手,还有一些人收入暴跌房贷断供,房子被银行拍卖之后残余价值寥寥无几,白白搭进去几十上百万,杠杆失衡之后房市萧条房价不再上涨,而建筑市场却逐渐冷清,如今繁华已是不再,业态渐显萧瑟。
第一章 初入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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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中旬,在河北保定的一个临近首都北京的县级市的原铁道部某工程局某工程处机关基地结束了两个星期的岗前培训,怀揣着忐忑与梦想,坐上火车去四川泸州隆(昌)纳(溪)高速公路项目报到。那个时候我们坐火车还可以享受免票,花两元钱手续费就可以坐火车,出差的话可以乘坐硬卧,而探亲就只能坐个硬座了。直到2001年年底,国家实施政企分离政策后便没有了这个待遇,而单位名称也改成了中国铁建某局集团公司第某工程有限公司。
从重庆下了火车,瞬间体验了南方城市扑面而来的蒸笼般的热情;青山绿水的秀丽风景,以及山城雾都的朦胧感和阶梯感,也同时刷新了我见惯了西北荒凉与贫瘠之后对生存空间的重新认知。由于来接站车辆的载员有限,我和两位一同参加培训的未来同事,只好先乘坐城际大巴从重庆赶往泸州,并在泸州城里住宿一夜。
由于之前上学时来回途中中转住宿都是在几元钱的小旅社,所以第一次住80元一晚的酒店(员工报到住宿费可以报销)。我和一位甘肃白银老乡的同事住一屋。晚上洗澡时,俩人愣是没找着拖鞋,于是就光着脚洗了。第二天闲着没事翻抽屉,看到里面有两双一次性拖鞋,当时还感慨住高级酒店待遇就是好,还给送“鞋垫”呢!然后就和老乡一人一双分了,结果打开包装一看——这哪是鞋垫啊!于是两个人肆意地放声大笑、完全没有土包子进城的尴尬与窘迫。
我和老乡都是技校毕业,由于学员分配是按学历高低逐级安排,按理我们技校毕业的学生是要等下批分配的,但急于见识未来工作场景的我们事先到人力资源部门查询分配去向,在得知是四川泸州工地时,我们便迫不及待地买上了火车票和大学生们一起奔赴泸州,结果到了项目把领导搞懵了,明明通知的是7个人,怎么成了9个了,不过好在领导通权达变,一句善意的玩笑就化解了尴尬。晚上,项目部食堂大摆酒宴,为入职新人接风洗尘,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领导也对每个人的专业、性格、能力有所掌握,哪个学员由哪个师傅带,哪个学员安排在哪个部门工作,便都在心里有所盘算了。
隆纳高速公路项目部租用的是村里的一所废弃的土坯房学校(其时学校已经搬迁到新建的砖瓦房校舍),教职员工的宿舍以及一些教室被从中间隔成好几间成了我们的宿舍,会议室、食堂则都是原来的大教室,甚至还有一间土坯房的教室被安装了五颜六色的投光灯,还有各色的反光饰带布满天花板和四周墙壁,绚丽缤纷,再配备上VCD、彩电和音响设备,俨然是一间别具一格的工地歌舞厅。员工们结束一天的辛苦劳动,晚上偶尔可以在里面娱乐放松一下。
工地报到的第二天,我们被安排先跟着现场值班领导去工地熟悉环境、了解以后要去从事的工作内容。初到工地,一座被从中间劈成两半,中间被掏空的巍峨山峰(专业的术语叫做路堑)映于眼前,像极了一块被切开的蛋糕,不同地质结构层叠有致,一目了然,而为了不影响村民土地浇灌,又在两侧堑顶之间修筑混凝土渡槽。我们刚到的时候渡槽已经成型了底部两道横梁,跨度七八十米左右,每道梁宽六十厘米,间距两米左右,当时的安全管理不是很严格,两侧也没什么防护措施、很多老员工挺胸抬头、昂首阔步就从梁上走过去了,我们跟在后面不敢走,只好慢慢趴着过去,四五十米高的梁,看着下面乱石嶙峋,那叫一个心惊胆战啊,爬几回,再慢慢尝试站着走,习惯了也就不怎么怕了。闲坐期间,领导发烟给我们,我们也便半推半就接过来抽, 同登峦巅、共赴堑壕的战友情谊,就此缘起。
熟悉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新毕业的学员都被具体分配到了各个岗位,我和一名本科毕业的大学生被分到了测量班,而和我同来的老乡被分到了试验室,其他人则都分到了施技科。本来我在学校学的是桥隧专业、按道理是该去施技科的,但是由于学历所限而且因为测量班正式员工储备不是很足,所以就被分到测量班了。至此,我的工程生涯就算是正式开始了。
我进测量班的时候,班长是个女生,是施技科科长(武汉测绘大学测量专业毕业,我们后来使用的卡西欧工程计算器的测量程序原型就是这位科长编撰的)的女朋友,基本上不上工地,主要负责资料,我们测量班部门里基本上都是外聘人员,包括带领我们干活的副班长。副班长不太愿意教我们实质性的技能,而且测量仪器也不让我们触碰,后来有一次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让我试用了一次抛物线对准整平的光学水准仪,结果还因为太紧张读数居然读错了,后来就再也碰不到仪器了,人家很直白:“你们都学会了我的饭碗可就没了”。说实在的,在学校里学的东西都很笼统,实际操作时还是有很大出入,所以我们就只能干干扛仪器、吊垂球、跑腿立杆之类的辅助工作了,我能接触的最具技术含量的莫过于后视棱镜基座的对中整平,这也是以后经纬仪、全站仪架设的基础,后视棱镜一般都是架设在离测站较远的地方,而且为了便于通视,后视点基本都是埋设在山包上,有一次大家着急吃饭,回项目部时居然忘了通知我,直接开着车就回去了,我等了很久不见有人说话(使用全站仪是配备有对讲机的),都过饭点了还是没人搭理,结果拿对讲机一问,人家都已经吃完饭了。
后面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后视基本上都是我的专职任务,直到成南路各分部成立测量班开始分班我才被分到了三分部。不过这样也挺好,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倒也不用操什么心。
刚毕业那会,由于工作上没什么具体任务,再加上刚从学校毕业思想比较单纯且充满正能量,眼里看到的全是积极向上的美好,于是我还时不时的写一篇散文抒发激情,并且投稿到单位内部的报刊上。还记得有一次在工地看到石匠师傅们喊着口号抬着大石头艰难行走,虽然满头大汗却铿锵有力、步伐坚韧:“吼一吼,抬起来,千斤石,压肩头,嘿,嘿咗,嘿咗,嘿咗咗,前排扳弯后排看,头杠伙尾看中间,后排扳弯前排慢,齐心协力扳过弯,左(右)边有个大石包,不会石匠你莫摸,抬头望,往上升哟,仰仰坡,带到梭”,步调统一、抑扬顿挫,很是振奋人心,当时感触颇深,于是就写了一篇题为《号子文化》的散文,后来还被女班长喻为“小才子”。那个时候项目领导比较重视宣传工作,经常请单位内部报道人员或社会新闻工作者对项目施工进程撰稿宣传,而项目内部职员写文章只要能被刊登,项目部都会额外奖励200块钱(当时一篇文章稿费是10元),年终还给我评了个“宣传工作先进个人”,发了个大红荣誉证书。
对于当今的年轻孩子来说,工地的生活单调而枯燥,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们能够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而且也仅仅是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耕种生活来说,我们是何其幸运,工资从每月三百八十六元慢慢涨到七八百再到一千多,每天看到的都是新的希望,幸福指数直线飙升。
在泸州工地待了大概一个多月,公司中标了德阳市中江县的成(都)南(充)高速公路,我们一拨人包括和我一起毕业的白银同乡被调派到新工地工作,而且公司从其他工地调来一批有技术有经验的老员工,我们三分部负责左右线两座桥和两座隧道,虽然仍然是搞测量,但总算是接近了所学专业。
三分部驻地租用的是一处离隧道不远的废弃私人酿酒小作坊,原有的土坯房被从内部用砖砌了一圈,算是进行了简单的加固。我住进去的时候房子还是湿的,为了方便挂衣服,我在两边墙上打了两个铁钉然后准备拴上铁丝,结果锤子敲击铁钉一震动,白灰抹成的墙面上居然有许多水珠渗了出来,同事们纷纷从工地找来碘钨灯(按照现在的安全管理要求是不允许的),放在床底下一直开着烤,那时候夏天也没空调,一个屋发一个台式电风扇。三个人住一个屋,风扇开着摇头模式,勉强都能吹得到风,但是天最热的时候,风扇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
刚到成南路不久,有一次甲方领导和监理单位来检查,浩浩荡荡几十辆越野车开赴工地,烟尘滚滚,场面非常壮观,我敢发誓在此之前我从没一次性见过这么多豪车(其实一辆也就是三四十万,但对于当时乃至现在的我来说就是豪车中的豪车了),我的分部的测量班长也是甘肃靖远的一个老乡。他同时还兼顾隧道隐蔽工程的拍照,当时正好拍下了这一幕,于是我私下找班长要了一张照片,然后拿回老家给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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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时一台日本进口的拓普康全站仪价格约十三万左右,整个项目部仅有一台,由项目部精测班使用。那时的全站仪可是金贵呢,乘坐火车都得在怀里抱着,单位更是有明文规定,严禁坐卧仪器箱。而我们三分部负责的隧道和桥梁,测量设备则是一台J6的光学经纬仪和一台自动安平的光学水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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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普康全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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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光学经纬仪
测量时事先将直角坐标换算成极坐标(角度和距离)然后再计算出夹角,用钢尺丈量距离然后再用经纬仪拨角测量方位角确定中线,再用水准仪测定隧道拱顶顶点设计高程,再从顶点挂钢尺每50厘米拉出一个圆弧的弦线宽度逐一做好标记,最后再用油漆刷把这些标记连接成一条平滑的弧线。一个隧道的轮廓线就完成了,工人便根据这个轮廓线钻眼爆破。当时我们分部测量班连对讲机都没有,测量对话都用嘴喊,隧道深了前面听不到,就在中间加一个人传话,看仪器的人喊左前面就往左,后面都开始喊右了从仪器里面看前面的人还在继续往左移呢,效率非常低下,但在那个年代习惯了也就不足为奇了。
隧道越深,里面光线越暗,而且机械尾气积累越多,隧道掌子面(即将钻孔爆破的岩石断面)也就越看不清,以前用的手电筒都是装干电池和钨丝灯泡的,不知道哪位大师发明的,我们在隧道测量时就把手电聚光灯罩卸掉,然后将手电放在掌子面上来回移动,用经纬仪的望远镜观测手电的灯泡然后定位隧道中线,在那个时候来说也算非常先进了。如今的国产全站仪便宜而且功能多,内置计算功能甚至线路放样程序且有激光导向,测量工作就更加轻松便捷了。
二十一世纪初期,通讯设施尚不普及,跟家人、朋友联系依然是靠书信往来,给父母转钱都是从邮局填汇票电汇,手机绝对算是奢侈品,看到别人拿着手机能够千里传音,心里那个羡慕嫉妒恨啊。由于通讯不便,从小一直心仪的那个女孩也因为误会逐渐疏离最终失之交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相隔千里,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现在回想当时我们往来的书信,其实也并非是冷若冰霜,也亦非是拒之千里,那些小暗示、那些小暧昧如今再回想却是多么的昭然,当时咋就是那么木讷、那么愚钝,那么不解风情呢,只是把羞涩当成了排斥,只是把矜持当成了婉拒,原来,那些年我们错过的,不是缘分,而是我笨拙的“解码能力”。
大概是在2000年后半年的时候,我和老乡一番商量,两人痛下血本一人买了一部摩托罗拉的下翻盖手机,两千块钱稍过一点,三四个月的工资啊,心疼钱是真的,拥有手机的兴奋也是真的,手机是有了,电话却不知道打给谁,父母在老家连座机都没有,也没法联系,那个她有没有手机我也不知道,认识的人也没几个有手机的,当时跟老乡住隔壁房间,中间就隔一堵墙,电话没处打两个人就互相打着玩,那时市内基本通话费一分钟6毛钱而且是接打双向收费,还是会舍不得钱,但是更按耐不住拥有了手机的兴奋和激动。
时间匆匆而过,转眼之间上班已有一年多,由于施工进度需要,我又被派驻到山的那一边,从隧道另一头反向掘进,由于需先行开挖一个小导洞确保隧道提前贯通,而且处在直线段,班长就给了我两根花杆让我用三点一线的原理进行隧道定向,然后他不定期的过来检查复核一下,到了计算距离差不多该贯通的时候,分部经理和班长来我负责的这头等待庆祝贯通大吉,结果等了两个小时也没见通,分部经理脸色越来越难看,班长也开始急眼了,对着我一顿破口大骂:“明明计算距离只有两米多了,那边用5米的钻杆在钻,怎么还不通,你把隧道打到哪里去了”,说真的,我也没什么经验,心里那个恐慌啊,这边正嚷嚷着呢,那边一根钻杆哐啷哐啷就从石头里钻出来了,只听见隧道对面工人兴奋的大喊:“通啦,通啦”,班长不吭声了,分部经理笑得合不拢嘴了,我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隧道顺利贯通了,剩下工作的重点便是洞身扩挖和全弧闭合支护了(分初期支护和二次衬砌)。
大概是在2001年春天,工地所在的镇上开了家网吧,用五八六处理器的电脑连接电话线输入账号密码一六三拨号登录上网,登邮箱发邮件、上QQ聊天,在当时来说如梦似幻般神奇,打开网页等个三分钟,一点都不感觉慢,满满的魔幻感啊。要不是上过大学的发小同学教我,我都没听说过的玩意。
那时候人和人之间没什么防范意识,也不存在什么电信诈骗,QQ聊天无话不说、无话不谈,没有拘谨与羞涩,临了直接留电话号,然后就约见面,年轻男女的初见,新鲜而澄澈,单纯而自律,一起吃吃饭,赏赏景,一种别样的美妙。由于从小很少接触家人之外的异性,在懵懂的情感受挫之后,在接触了网络以后才发现,所谓的女神,并不是高高在上,只是没有勇气去表白,过分的谨慎其实就是卑微,过分的仰慕其实就是疏离,有些人一但错过就不会再回来。
还记得当时取了个诗意的网名“柳逸”,然后有个女孩子用四川话打电话找我;“你好,麻烦找一哈柳逸”,“啊,你六姨,我哪认识你六姨?”,“哎呀,麻烦你找一哈嘛”,“我真不认识,你应该是打错了”,然后对方就生气地挂断了电话。天地良心、我当时真不知道她其实就是找我的。
2001年4月至7月,有幸被项目领导垂青,我被单位选派到湖南湘潭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技校进行铁路线路高级工培训,培训结束后,学校组织我们乘坐快艇到毛主席故居、韶山卧虎山、滴水洞以及长沙海底大世界一日游,不一样的南方,不一样的山川江河,伟人的故乡更见巍峨壮丽,听伟人故事,踏伟人足迹,兴奋之余,我提笔写下散文《湘江之旅》,抒写潇湘好风光、赞美湘江两岸青山秀水、感慨汽油客艇一日千里、素练翻银,发表于公司内部报刊,届时正好赶上网络时代初见端倪,单位的报刊也共享于网络平台,一位湖南的中学生小妹妹看了我的散文后,在评论区留言,你把我的家乡写得太美了,我一直生活在这里,以前咋就没发现有这么美呢?还硬是索要联系方式要跟我交笔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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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培训结束回工地后没多久,班长因和现场工人发生肢体冲突赌气回家休养,返岗后便申请调离三分部去其他分部工作了,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外聘人员继续测量工作,基于责任承担的可追溯性,业务尚不熟练的我成了被赶着上架的鸭子,莫名其妙的就成了代理班长,责任催人成长,当了班长就得负起责任,虽然没有对应的工资待遇,但是一个班长的称谓就是责任啊,半年时间,除了不能独立计算(线路坐标的计算我的老乡班长其实也不会,由于我和项目的大多数人都熟悉,而且我是刚毕业的小白,跑腿的事非我莫属,所以老乡班长经常派我到项目部找精测班把最近要放样的坐标给抄回来,每次放样时只需用简易的函数计算器拿抄来的坐标计算一下方位角和距离就行,坐标用完了再去抄),工作的基本流程还是都掌握了的,基本上也能达到原来老乡班长的水平了,当然工作经验肯定不能和人家同日而语。
第二章 巴山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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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公司中标了四川广安的一段一级公路项目。在项目组织班子甄选人员时,我被选中的理由颇为离奇——竟然是因为‘血型’。当时负责该项目的项目经理(也是曾经泸州项目的一位科长-我刚毕业时的室友)仅凭我的言行举止,就断定我是A型血,理由是觉得我们性格相仿。说实话,人的性格特点几乎是写在脸上的,但在此之前连我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是什么血型(估计他是从书上或网络上查看过类似的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吧)。后来体检验血的结果一出来,我竟真的就是A型血。这种阴差阳错的缘分,让我就这样踏上了广安项目的征程。(后来项目中期因进度滞缓,项目经理换成了王经理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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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经纬仪和电子测距仪组合的半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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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IO fx-4800编程计算器
由于广安项目体量不大,投资较小,所以人员配置较少,我当时不仅要负责测量,还得兼顾技术服务工作,放样完成后还要进行技术指导甚至还要指挥机械作业,有一次指挥挖掘机刷坡时那个司机水平不怎么样,眼见我在坡顶站着挖掘机铲斗直挺挺转过来就朝我腿上撞了过来,虽然我下意识用手去推,卸了一部分力,但我还是被撞得飞到身后的稻田里了,然后大腿肿了大半个月,由于测量作业至少要两个人,受伤之后没人代替我,所以我只能带着伤一直上班,当时项目经理王总还打趣道:“好在撞的是自己人,这要是别人指不定得讹多少钱”
老家那头养了二十多年的毛驴老死厩门时,我正在四川广安的的宿舍里填写施工记录。父亲在电话里声音嘶哑满是伤感(毛驴生前顽强、倔强,拉车上陡坡时哪怕无力前行一尺也从不退缩半步,听说快要不行了的时候,一看见家里人靠近就拼命挣扎起身跪卧,而且还不停的流眼泪,似乎想要诉说什么),毛驴的生命走向终点,是一次悲恸的告别,也是一个时代终结的隐喻。而我能做的,除了口头安慰就只能是经济上的支持了,于是自己凑了凑,又跟同事借了一些,一共凑了三千块钱从邮局电汇给父亲,让父亲直接买一辆农用三轮车(父亲虽酷爱机械,但为了省钱还是想再买一头毛驴)。
2003年2月,广安项目基本完工,我被调到四川绵阳的一个人防隧道项目负责隧道一端的掘进测量放样和一段道路施工的测量放样,也是班长给我编好程序,我自己操作、计算。上班三四年了,测量放样的基本流程和要领都基本掌握了,但是始终得靠别人编程序,这让我心里很是不安,不能自己编程序,始终是在别人的庇护下成长,技校毕业底子是薄了一些,但不能就此认为自己比别人笨吧,迟早要脱离庇护独当一面,那么自己就得摆脱依赖。
于是我便将班长编好的程序抄在纸上,反复阅读,查找规律,研判程序里各种数据和图纸上数据的关联以及计算器里各个符号的含义,白天看,晚上看,看出点门道了就在计算器里做实验,一遍一遍的修改,一遍一遍的失败,睡着了在梦里满脑子都还是计算器里的符号,而且有时偶尔还能梦出些灵感,于是索性一个手拿着计算器一个手拿着手电,困极了就睡、灵感来了继续琢磨,有时候把班长编好的程序给弄乱了不能运行了,就去找班长给恢复。班长(还是和我同年毕业的那个本科生)为人忠厚温和却不善于表达,不能给予我透彻的讲解,但是很有耐心,我一遍一遍的弄乱,他一遍一遍的恢复,在经历了大概两个月的反复推演之后,我终于完全吃透了程序的所有规律,终于可以编辑出可以正常运行和正确计算的程序了。
编程与撰写文章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就个人而言,我对于汉语语法的具体规则并不是十分精通。然而,通过大量阅读各类文章,就如同在语言的海洋中不断汲取养分,长期浸润其中,那些语言的习惯用法会逐渐内化于心,进而在意识层面自发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体系。同理,没有专业的程序语言基础,只能靠找规律来编程序,哪个符号应该用在哪里,搞不清原理,但就知道它应该是放在那里。会编程序了,换个工地再当班长,也就不用依赖别人来编程序了,那一夜,我睡得非常香,睡得非常踏实,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一边完善程序一边着手撰写关于卡西欧系列编程计算器在工程测量中应用的论文。
绵阳项目工作期间,我将曾在原来上学时在校报《含羞草》发表过而且获得过全校一等奖的散文《初出家门》又在企业报刊上发表了一遍,项目部奖励我50元钱,同事们纷纷予我以真诚祝贺,而项目赵经理则调侃我:“文采不错,下一步再给咱们写个初恋、初婚、初当爹”。
在绵阳项目工作两年一共受过两次伤,刚到工地那天,爬脚手架去隧道顶准备看看如何埋设沉降观测测量点,结果工人搭脚手架时钢管未用管扣固定,我用力拽着钢管要往上跳的时候钢管突然一转,我就脱手掉了下来,掉在了下方的一根横着的钢管上,腰被硌得疼了好几天。第二次是在隧道一个小会车洞里走路时被电线绊倒了,肩膀上背着的仪器脚架由于惯性砸到了手背上,手背上至今还能看到一个月芽形的伤疤。自己不够小心是一方面原因,但是的安全管理真心是有些纰漏,经常出没人员的地方没有照明措施和警示标志绝对是安全管理大忌。
2004年的时候,经班长(和我同年毕业的本科生、一直为我编程序的班长)的夫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当时在公司内部企办商场上班),电话恋爱了半年时间,应对方家里要求,跟二叔借了两万块钱,在单位基地买了一套五十平方左右的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内部职工保障性住房,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买房花了一万六千四百零九元,又跟同学借了两千块钱,两万二千块钱连买房带装修带买家具差不多全搞定了,老丈人还给我买了一台25英寸的彩色电视机,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那时候单位也是可以借钱的,但是我当时的项目经理赵经理为人比较苛刻(也有可能是我在项目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计),我向赵经理请求借五千块钱,赵经理很不客气地驳斥:“你咋不借五万呢,还五千,单位有规定,私人不得无故借款”,我辩解道:“赵总,我这也不叫无故借款吧,结婚买房子是人生大事”,赵经理说:“那好吧,借给你一千块钱”,我委屈的说:“赵总,一千块钱我坐火车从绵阳到基地再从基地到绵阳就没了,还哪有结婚买房子的钱”,赵经理说不耐烦的说到:“那你去问财务李部长能不能借”,然后我就去找李部长问,李部长告诉我:“要说不能借吧也能借,你是正式员工,借了慢慢从工资扣回来就行了,但是领导说了不能借那就真不能借,要不你找领导再磨磨”。
其实之前在四川广安项目时也从单位借过钱,因弟弟考大学分数差了一点五分,在教育局招生办上班的二叔说,只要我能想办法凑五千块钱,他再想办法凑五千,然后找大学招生部门通融通融,多交点学费就能上本科了,凑不上的话就只能上个专科学校了。我当时打了四千块钱借条找项目经理王总签字,王总连数字都没看直接就签了,后来我又找朋友借了点,加上自己领的三个月工资,直接凑了一万块钱就打到学校账号上去了。
后来我厚着脸皮再去找赵经理软磨硬泡,最后赵经理怒气冲冲说道:“这样吧,就两千块钱,想要就马上打借条我签了你去财务拿钱,不要的话现在立马就滚蛋”,我当时真想就不要了,可形势逼人怂,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更何况我也不算英雄,尊严值几个钱。于是拿了两千块钱就回基地了。两千块钱刨去路费还剩一千多,还能贴补贴补装修呢,顺便花四百五十元给妻子买了一枚金戒指(当时成品金价一百二十六元)。
相比较项目经理的苛刻,项目刘书记还是比较有人情味,我说了单位规定不结婚不能分房,但是女方家要求不买房不让结婚的矛盾,刘书记豪爽的说:“这事你找我就找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位你甘肃的老乡,你给他买一瓶酒,买一条烟,不用花太多钱,认个老乡,我再给打个电话,只要他给房产科打个招呼,保证你房子能买到然后把婚给结了”,然后刘书记直接告诉我买什么烟、买什么酒。事实也正如刘书记所说,一切都水到渠成。
由于出身偏远山区的西北农村,家庭经济条件一直比较拮据,父亲在村里担任村书记收入微薄(每月八十五元)老家水田人均仅有两三分地,04年的时候我一月工资大概一千七百元左右,除了自己小家生活用度,要给弟弟交学费,交生活费,还得给父母一些生活费,一直都是彻头彻尾的“月光族”,身边的同事经常被小偷光顾,但是唯独我却从来没被偷过,如果说不是怀疑小偷对项目部情况非常熟悉,甚至我自己都有些怀疑同事的钱是不是我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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