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爆竹燃放回归，土葬是不是也应回归？

对祖坟的敬畏，是国人深入骨髓的文化信仰，因为每座坟头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情感和记忆。祭祖，就是寻根，就是为了那种精神。这种精神已传承了千年，形成一种文化，一种信仰。

山西宣布废止烟花爆竹“禁放令”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网友是一片叫好。

中国烟花爆竹协会随后发表声明，表示此举意味着山西省烟花爆竹管理从全面禁放模式，正式转为科学限放管理模式。

消息一出，其他省的网友呼吁更多省份“跟上节奏”，让传统年俗氛围回归。

这不仅被视为“年味”的回归，更被解读为对传统习俗文化的一种理性与尊重的回归。

从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到社会抚养费的废止，再到民间对殡葬改革的深切反思，一系列围绕传统、人口与生命仪轨的公共讨论，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

如果说烟花爆竹的限放与生育的放开，关乎的是节庆的热闹与民族的未来，那么，“土葬是否应当回归”的叩问，则触及了华夏文明最深层的伦理根基、生态智慧与记忆传承。

对于烟花爆竹的禁放，巧哥写过文章痛批这种因噎废食的“一刀切”，并称这是一种懒政。

早在2018年2月22日，巧哥写了《是什么让过年越来越没有气氛了？》，在文中说，各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一出台，似乎连最后一点年味都丧失了。

废止烟花爆竹“禁放令”深得民心，开放燃放不仅让节日有气氛，过年有年味，更重要的是刺激了消费。

2021年8月21日，巧哥写了《这一天，终于等来了！》，因为前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在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决定。

巧哥十五年前写了多篇痛批计划生育的文章，在2011年5月，巧哥发表了《邵氏弃儿，必须追问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谁？》巧哥在该文中说：自从邵氏“弃儿”曝光以来，我没有做任何评论，而是一直在沉思，是什么让邵阳隆回县计生部门如此丧尽天良？

应该说是一个叫“社会抚养费”的东东。为收取社会抚养费，他们将十余名“非法”婴幼儿强行抱走，然后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有的以3000美元卖给了美国人抚养。

由此可见，这个叫“社会抚养费”的东东对基层计生部门太有诱惑力了，要不他们也就不会如此十恶不赦，干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来。

在2012年3月16日，巧哥在中国保险报发表了《20年后国家将花大钱鼓励多生育》，巧哥说，国家间的一切竞争归根结底都是人的竞争。人口是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与实力的载体，生育孕育着民族与国家的未来。人口减少不可能是所有年龄组人口均匀减少，而是从最年轻的年龄组开始，一批出生人数比一批少。在人口减少的同时，人口老化将加速，国力和生活水平都将下降。

如果从适龄学童来分析中国人口，会发现中国人口负增长早已提前。我们还不能忽视环境、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不育症增多；观念的变化、生活的压力，已使更多的年轻人不愿多生。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没有松动，可以说，20年后，国家将要花大价钱来鼓励公民多生育。而到那时候，国家花钱鼓励公民生育，人们也可能不愿多生。

如今十多年过去，巧哥的分析与预言，却变成了现实。

几天前，巧哥与一位农民企业家聊，一聊就是四五个小时，我们聊了很多。从农民工返回村里，到农村光棍汉增多，再到公墓与土葬回归的问题。

他说，公墓越建越大，大理石墓穴越来越多，这些大理石千年都会存在。

对于野蛮的殡葬改革，巧哥撰写了数十篇文章痛批。

在2018年7月23日，巧哥就写过《会不会回归土葬？》(参阅《土葬的回归》)，在该文这样说，如今轰轰烈烈的殡葬改革，一刀切的火化，几十年后会不会回到老路，重归棺木土葬？在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路子，重回老路是很有可能的。

当公墓的碑文林立，越来越多，占地也就越多，那些成千上万的骨灰盒成了难以处理的难题时，才去反思吗？

城市里的墓园都是大理石墓地，看上去很小。但是相较而言，土坟不会对环境有什么破坏，过一百年，土坟也就慢慢地平掉了;而大理石是千年不坏的，对环境会造成实质性的破坏。中国人讲究五服，出了五代之后就不会上坟、填土了。故而尽管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用土坟埋葬，却也没有看到处处是坟的现象，因为老旧的坟头是会风化的。

但是大理石墓地却不会风化，长此以往，不要说几千年了，目前这个问题就已经显出端倪。

如今农村实施的殡葬改革恰恰是“城市化”模式，建公墓好大喜功，到时不也是到处都是大理石墓地，或是碑石林林总总？

当我们为烟花“禁放令”的松动叫好时，本质上是在呼唤对传统节日情感价值与社区活力的尊重。

那种“一刀切”的懒政，以安全或环保的绝对化名义，剥离了文化实践应有的温度与弹性，最终导致精神生活的贫瘠。

轰轰烈烈的“殡葬改革”，其核心指令往往简化为“一律火化、集中安葬”，尤其在农村地区，更伴随着平毁旧坟、强制迁入公墓的激烈手段。

这种改革的初衷或许包含节约耕地、移风易俗的良好愿望，但其执行过程中的“一刀切”，却粗暴地割裂了生者与祖先之间那条脆弱而坚韧的精神纽带。

对中国人而言，对祖坟的敬畏，是渗入骨髓的文化信仰与伦理基石。每一座坟茔，无论简朴还是考究，都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土堆，而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坐标，是情感记忆的实体锚点。

清明祭扫，重阳添土，仪式背后是对血脉源流的追溯，是对先人恩德的缅怀，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教化实践。

当公墓里整齐划一、编号管理的格位取代了山野间依偎着家族土地的祖坟，那份基于特定地理空间而产生的归属感与神圣性便大打折扣。

祭祖不再是一次与家族历史、自然时序交融的“寻根”之旅，而可能沦为一种在标准化墓园里进行的、情感逐渐疏离的程式化活动。长此以往，关乎“我们从哪里来”的集体记忆，将面临被简化乃至虚无化的风险。

从生态可持续的角度审视，当前主推的“公墓模式”，尤其是一味追求硬化、大理石化的城市墓园风格，正在走向环保初衷的反面，形成一种“绿色悖论”。

巧哥曾多次撰文警示：殡葬改革的关键点是要防止硬化和钢筋混凝土化。

传统的土葬，棺木与遗体在泥土中自然分解，最终“尘归尘，土归土”，坟头历经几代人祭扫维护，四五代之后，无人添土，不过百余年便在风雨中自然平复，重归大地循环。

这是一种顺应自然节律的、低环境影响的安息方式。

反观当下许多公墓，为了追求美观、耐久和所谓“高端”，大量使用大理石、花岗岩、水泥等不可降解材料建造墓穴与碑体。

这些石材，正如那位农民企业家所忧：“千年都会在。”它们不仅开采、加工过程耗能巨大，其最终产物更成为大地上一块块难以消纳的“生态疤痕”。

当传统的土坟遵循自然法则悄然消融时，这些现代石材墓地却可能成为遗留千古的环境负担。

更严峻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墓园必然面临“满员”困境，后代如何处置这些坚不可摧的“先人遗迹”？

将视角延伸至乡村，近年来强力推行的“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水土不服”和异化。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地区的公墓建设好大喜功，盲目模仿城市墓园的“硬化”风格，开始出现“大理石墓穴越来越多”的情况。这不仅未能节约土地（传统土坟是点状、可轮回的，而硬化公墓是块状、永久占用的），反而将城市墓园的生态弊端引入了乡土，破坏了乡村的自然景观与生态肌理，也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当乡村也竖起一片片冰冷的石碑丛林，我们所失去的，将是那份“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的，带着温度的人间烟火与生态智慧。

因此，“土葬回归”的呼声，绝非保守的怀旧，而是基于文化延续、生态理性与情感需求提出的建设性反思。

我们需要的，或许是探索一种“多元并存、绿色导向、尊重自愿”的新模式：允许在生态脆弱区和耕地保护区之外，在严格规范（如深度、无水泥石材硬化、使用可降解棺木、限定面积、种植特定林木等）的前提下，恢复土葬作为可选项。

这既是对数千年“入土为安”文化心理的尊重，也是倡导一种真正“绿色殡葬”的可能路径。

土葬的仪式感里藏着教化，宴席中也肩负着刺激消费的“大任”。在巧哥看来，政府没有干预的必要。

披麻戴孝，扶棺哭送，那一路的香火与呜咽，是子孙对先人最后的凝视，是家族血脉在生死门槛前的一次庄严确认。

这种仪式感的教化力量，能使乡村社会更加文明与和谐。

至于那坟前的香火该烧几炷，宴席该摆几桌，只要不违法、不危害公益，便应归于民间自治与文化选择的范畴。要管就管好体制内的干部，那是政府该管的。

再说，摆宴摆越越多，不是刺激消费更多吗？这也限制，那也限制，消费怎么制激得起来？

乡村的活力与和谐，从来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一片自由、受尊重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

殡葬，这门关于生命终章的“艺术”，更应获得同等的审慎与智慧。

土葬能否以更文明、更绿色的形态回归，考验的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管理能力，更是一个文明社会对待生命、死亡与记忆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