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日本安全政策“质变”触发中国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

【1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的公告。青年日本问题学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陈洋认为，这一举措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日关系在安全与战略层面持续演变的集中体现，释放出清晰而强烈的政策信号。】

公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日本领导人近期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可能性，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

- 日本安全政策“质变”是中方管制根源

近年来，日本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2014年，安倍政府废止以禁为要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出台以放为要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者将此前作为“例外措施”的各类武器出口加以合规化，还允许出于安全合作或自卫队海外行动、海外撤侨等需要转让防卫装备。

2023、2024年，日本政府又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南，进一步允许向安全合作伙伴国出口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5类非杀伤性装备；向受到“侵略”或者相关威胁的国家转让非杀伤性装备。至此，除成品武器出口外，日本大部分武器出口限制被变相撤销。

高市早苗全面继承了安倍的右翼政策路线，不断推动取消对武器出口的5种类型限制，计划2026年2月提交相关动议，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南。一旦废除上述5种类型限制，日本武器出口范围将事实上实现全面放开，杀伤性装备也可能被纳入其中。

陈洋指出，日本安全政策“质变”触发中方系统性回应。从根本上看，加强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源于日本安全政策近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一方面，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提高防卫预算、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在军事部署、军工体系和技术研发上加快军民融合进程。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涉台问题上的立场转变。高市早苗拒绝收回关于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挑衅言论，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陈洋强调，日本在涉台问题上的立场明显前移，将台湾问题公开纳入自身安全叙事，这在中方看来已直接触及核心利益和战略底线。

另一方面，日本在所谓“经济安全保障”框架下，对高技术、关键材料和供应链实施政治化管理，并在出口管制、技术限制等问题上与美国高度协同。陈洋分析道，日本已不再只是被动承受外部压力，而是逐步成为对华战略遏制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中方对日本两用技术与物项流向的风险评估必然趋严。因此，此次管制并非针对具体企业或个别产品，而是基于整体安全判断作出的制度性安排，反映出中方对日本军力走向及技术用途外溢风险的高度警惕。

- 短期影响：政治降温与经贸外溢

陈洋认为，从短期看，这一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对中日政治关系产生“降温效应”。在安全与外交层面，中方释放出明确态度：在涉军、涉安全问题上，不再满足于原则性表态，而是开始更多运用制度工具进行实质性约束。未来围绕安全、军备、技术和出口管制的摩擦，可能成为中日互动的常态议题。

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对象国，稳定的中日经贸关系对日本实现宏观政策目标至关重要。高市早苗作为“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拥护者，强调“经济优先于财政”，主张推行“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方针。然而，若高市早苗内阁坚持强推经济安保政策，将难以避免地对中日经贸关系造成冲击。

陈洋指出，管制本身具有明确边界，并非全面贸易限制，对双边贸易总量的直接冲击相对有限。但其外溢效应不容忽视。日本企业，尤其是涉及高端制造、材料和先进技术领域的企业，将更强烈地感受到政治风险上升，进而加快供应链调整和风险分散布局。这种“预期变化”本身，就可能对中日经贸合作的深度和稳定性产生长期影响。

- 长期展望：警示意味与关系走向

陈洋总体评价，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是一次具有强烈警示意味的政策动作，而非中日关系“摊牌式”升级。中方的核心意图，在于划清安全红线、控制技术风险、塑造对日政策预期，而非主动切断中日经贸联系。

不过，陈洋也明确表示，这一举措将使中日关系的安全底色更加凸显。如果日方继续在涉台、安全和对华技术限制问题上不断推进，中日关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将固化为低互信、强防范、有限合作的结构性状态。

就中方宣布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月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中方依法依规采取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毛宁指出，高市早苗首相涉台错误言论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对中方发出武力威胁。中方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撤回高市早苗首相错误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