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摩天大楼森林里，长出了一座“书山”

当琶洲矗立起一幢幢崭新的科技大楼时，广州呼唤一栋能够同时在物理高度和人文高度上重新定义天际线的文化地标，这就是广州国际文化中心。

当AI重构人类语言，算法成为商业逻辑，一座城市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我们要把城市带向何处？

广州的回答，在琶洲。这里曾是万国商船争相泊岸的地点，是中国最早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坐标；今天，它是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最密集的激流中心。

在这片科技密度最高的土地上，一座新的摩天大楼——广州国际文化中心（GICC）——破土而出，尝试在广州树立新的人文标杆。

千年商都，从琶洲望向世界

琶洲曾是珠江上的一片洲渚。“仿佛琵琶海上洲，年年常与水沉浮。”这片状似琵琶的小岛，自宋代起就是广州的外港，也是外国海舶停靠的港湾。明万历年间，当光禄勋丞王学曾从波罗庙乘舟返回时，望见琶洲位于“水口”要冲，周遭林木葱茏，却少了一点人文气象，便提议建塔以兴文运。

1600年，琶洲塔落成。它是当年广州“三塔”中最早建成的高塔。彼时，远渡重洋的商船只要望见江面上这道高耸的剪影，便知道广州近了。它像一枚钉在江面的坐标，告诉那些满面风尘的异乡人：这座城市，正向你敞开。

在帆船时代，塔不仅是宗教或风水的象征，更是空间秩序的一部分。对商船而言，塔意味着安全、靠岸与交易的开始。因此，琶洲塔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也是广州“千年商都”不可或缺的起点。

赤岗塔、广州塔以及更远处珠江新城的东塔、西塔。（图/图虫创意）

沿着内河航道继续向前，从黄埔进入广州城之前，你会看到最后一座九层宝塔——赤岗塔。若你仔细观察塔角的转角雕刻，会发现那些托塔力士竟穿着明代服饰、长着异域面孔。那是大航海时代留下的鲜活刻痕，也是广州海外贸易兴盛的明证。

“蛮声喧夜市，海色浸朝台。”唐代诗人张籍笔下的广州，是一座恨不得把十二个时辰都用来做生意的城市。据历史记载，唐代每天约有11艘外船抵穗，全年多达4000艘。若每艘船载200人，平均每天登陆广州的异乡人就超过2200人。在阿拉伯人口中，这里叫“Khanfu”；在印度人心中，广州几乎就等于“China”。

那时的码头，空气中弥漫着热闹的气息。唐人权德舆记述：“万船继至，百货错出。”李翱写道：“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每天正午，码头鼓声一响，交易应声开启。街道上挤满了蕃商与内地客，人们在船头低声商议，在酒肆击掌成约。这种高度全球化的场景，在一千多年前的珠江边已是日常。

到了清代，“一口通商”让广州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全中国的财富几乎都流向这里，海上丝路把“Canton”之名传遍欧洲。对世界商人而言，这个名字几乎是“财富”的同义词。

灯火辉煌的黄埔港。（图/图虫创意）

那时，莲花、琶洲、赤岗“三塔”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导航系统：商船先在莲花塔、琶洲塔的指引下进入黄埔港纳税、量船；再换乘小船，在赤岗塔的导航下入城直抵十三行。

1812年到访广州的詹姆斯·华森写道：“视线尽头是形状奇特的高山，从河岸到山脚是一片平原，沟渠纵横，各种中国船只穿行其中，稻田间、村宅间无一不有，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

广州之所以成为“千年商都”，是因为很早就做对了一件事：积极充分地参与到全球的流动中。

今天，从琶洲向外眺望，一侧是广交会展馆如祥云铺展，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已成功举办138届，每届汇聚20万名境外采购商；另一侧是互联网与科技公司的总部灯火通明，腾讯、阿里、唯品会、小米等十余家互联网头部企业进驻，总营收超4500亿元，企业总数超3.6万家。

古代丝路的起点，已蝶变为全球供应链与数字经济的交汇点。商品仍在流动，只是形态从瓷器茶叶，变成了芯片、算法与数据。而“塔”的意象，也在不断更新。600多米的广州塔拔地而起，“小蛮腰”成为这座城市献给世界的当代标识。它不再为船只指路，转而为城市确立形象，在全球版图中重新定义广州

2026年，一座新的“塔”在琶洲出现了。

广州国际文化中心（GICC）位于琶洲CBD。

让一座“书山”来定义城市的天际线

正在全球招商的GICC高达320米，为广州再添一座超过300米海拔的大楼。在这个三大CBD并置、超高层建筑林立的一线城市，为什么还需要一座新的摩天大厦？

GICC由广东省出版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出版传媒”）投资建设，外形是一座巍峨的“书山”，首层“山形”大堂高51.5米，顶部大堂高41.5米，裙楼及顶部退台则沿用“歇山重檐”及传统阶梯的营造法式，寓意“书山有路勤为径”。由外及里，如同进入山门，其后是豁然开朗的山谷，通过平稳的高度电梯，最终抵达山顶，壮阔的世界随之在眼前展开。

顶部大堂。

首层山形大堂。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1930年落成的克莱斯勒大厦，它由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出资建造，外形是典型的装饰风格，点缀了汽车车头雕塑、发动机盖、轮毂盖、挡泥板等装饰件。那是美国汽车工业最辉煌的时期。

克莱斯勒大厦（图中最高建筑）落成于1930年。（图/Samuel Gottscho摄于1932年）

将近100年过去，轮到书籍的创造者来定义城市的天际线了。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汹涌的琶洲，遍布全球各大科技企业的总部大楼，最缺少的恰恰是文化的魔力。

回望历史，在摩天大楼破土而出之前，琶洲最高的建筑就是文化地标，一座座塔把广州的文脉和商脉连接起来。

赤岗塔、琶洲塔最初的功能，是“祈文运”。在科举决定个人命运，也决定地方兴衰的时代，一座文昌塔意味着，这里渴望读书人，这里期待被看见。它们并非为商贸而建，却在无意中参与了广州的对外叙事。无论如何，塔始终象征着一种向上的愿望——向天祈求，也向远方眺望。可以说，广州的“文脉”，从一开始就与远方关联。

塔不是冰冷和孤独的砖石，它永远被人仰望，被人使用，被人解读。围绕着塔的人们，会不断地赋予它新的意义。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禅宗史上最著名的这场辩论就发生在法性寺（今广州光孝寺）。唐代六祖惠能在此说法扬名，广州也自此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生地。光孝寺内瘗发塔的物理高度不到八米，其思想光芒却有万丈。

广州塔与琶洲CBD建筑群。（图/图虫创意）

而琶洲的古塔，自建造以来就是当地人“立足岭南，面向湾区，放眼世界”的原点。

一方面，它要接续中原文化，最后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说：“形家者以为中原气力至岭南而薄，岭南地最卑下，乃山水大尽之处。其东水口空虚，灵气不属，法宜以人力补之，补之莫如塔。”

另一方面，莲花、琶洲、赤岗“三塔”是船舶进出广州的指路明灯，也记载着岭南人“开眼看世界”的历史。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无数奔赴海外求学和从商的岭南人，这片土地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又把世界带回中国的重要窗口。

当琶洲矗立起一幢幢崭新的科技大楼时，广州呼唤一栋能够同时在物理高度和人文高度上重新定义天际线的文化地标，这就是广州国际文化中心。

广州国际文化中心高达320米。

走进“书山”，答案自现

摩天大楼是现代城市对“高度”的重新发明。

塔几乎不承载日常生活，它是一种文化符号，属于仰望的对象。而摩天大楼，是被进入、被使用、被占据的空间。人们在其中工作、思考、交流、生产，高度成为了日常的一部分。

广州最早理解这一点，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7年，位于沿江西路的爱群大酒店建成。64米的高度，在今天看来并不惊人，但在当时，它是广州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摩天大楼，并保持“华南第一高楼”的称号长达三十余年。

爱群大酒店的“开业宣言”写道：“广州地濒洋海，互市最先……建筑之雄伟，允为南中国冠……盖骎骎乎与沪上竞衡矣。”它不仅是一幢建筑，更是一种宣言：广州要以现代城市的姿态，站在世界面前。

今天的琶洲，是AI与数字经济最前沿的区域。这里聚集着互联网企业、科技平台、数据中心与创意产业。信息以光速流动，思想在云端交汇。城市的竞争维度，已不再只是港口吞吐量与制造规模，而是看它能否持续生产知识、叙事与价值。

由南方出版传媒打造的广州国际文化中心，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出现的。

1月23日，广州国际文化中心全球招商启动会，现场展出了大楼的设计手稿。

它以书山为形、文化为核，承袭了中国人对“文以载道”的追求，与广州这座“书香之城”的精神遥相呼应。它被定位为“广州城市人文标杆、湾区创意产业高地、国际文化生态枢纽”， 将商务办公和书店、展览、沙龙等公共文化空间都容纳其中。其本质上正是以文化为灵魂、以创新为动力的城市发展新范式。

城市历史学家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在《如何理解建筑》中提到，美国纽约时报大厦、中国香港汇丰银行总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康卡斯特中心等企业大楼，既是办公场所，也是价值象征。这些建筑不只是建筑师的个人表达，更是城市与建设机构共同完成的“垂直叙事”。

广州国际文化中心大楼的幕墙。

在科技时代，一座城市如何再创思想高度？广州国际文化中心希望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是否拥有自己的人文标杆，决定了它在面临技术浪潮时，究竟是被塑形还是反过来，能够塑形技术。

在未来的广州，广州国际文化中心将在摩天大楼林立的科技腹地，在寸土寸金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预留出一个专属于思想与公共讨论的人文空间。这里将会有广州地区首个超5000㎡、24小时开放的复合型特色品牌书店，融合阅读空间、文化沙龙、创意市集等沉浸式体验场景，让盛夏的“南国书香节”延续至四季，永不落幕。

回到最初的问题：今天，人们要把城市带向何处？答案不会立即得到，因为人类所有文明的进步，都必须经由这样的探索：与书籍为伴，在前人的智慧指引下前行，又把每一个阶段的思考写成新的书籍。如果书籍是山，就继续向上攀登；如果书籍是河流，就融入其中，前往大海——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答案。

首层山形大堂与阶梯式裙楼，寓意着“书山有路勤为径”。

正如广州国际文化中心领衔设计师Francisco Gonzalez Pulido所说：“GICC 的目标，是打造一座文化地标，既能映射广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能体现这座城市当代的活力与动势。它的形体、轮廓与肌理，都由一个核心观念所驱动：获得知识的过程道阻且长，就像攀登一座高峰，却能以无可替代的方式滋养我们的灵魂、心智与精神；而这种追寻，正是文化的生成与积淀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当广州国际文化中心的山形大堂正式开启时，这个漫长而充满发现的旅程就开始了。

[1]叶曙明《广州传》

[2]吴凌云、易西兵主编《文物里的广州》

[3]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如何理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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