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对马的驯化利用，使古代人类社会在交通、生产、战争等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它拓宽了人类改造自然的领域，加速了民族之间的交融，促进了各种文化的冲击和进步，推动了城市文明的到来。在工业尚未充分发展的古代，马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成分，甚至代表一个国家、一个王朝的强盛。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马车。供图 ／韩国才
得马者得天下
据《周礼·夏官》记载，周朝马按用途可分为供繁殖用的“种马”、供军用的“戎马”、供仪仗及祭典用的“戒马”、供驿运用的“道马”、供狩猎用的“田马”和仅可充杂役的“驽马”六类。
马经过驯养后在作战时逐渐应用到战车中，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词语“御驾”、“千乘之国”等就是因为马拉战车的缘故而出现的。
马拉战车对军事作战影响非常重大，增加了兵种的多样化。大约到了西周时代，马拉战车已成为陆军的主要兵种和主要突击力量。马拉战车的出现，不仅对陆军的兵种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战争的规模、大小也有影响。车战的规模小者数百乘，大者上千乘。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战车发展到顶峰，战车不仅成为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而且成为国家军事力量的标志。春秋时代，衡量一国国力的强弱、兵力多寡，都是以“乘”来表示。当时的大国，如秦、齐两国战车各多达八千乘。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纷纷改战车为骑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最好的典范。他易祖宗之法，改军制，推广胡服骑射，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使得赵国成为可以与当时的大国秦、晋抗衡的强国。
汉代的楚汉战争中，由刘邦卫队中选拔的骑兵，最初人数不过几千，但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支骑兵在战争中逐渐壮大并为西汉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国之大政在戎，戎之大政在马，其追逐驰骤，马力居先。”明太祖朱元璋深知骑兵的好坏决定着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弱，然而洪武年间马少，全仰步兵。朱棣作燕王时守卫北平数与蒙古骑兵作战，对马的用途体会颇深，因此他继位后开始大力发展马政。到永乐二十年，军队中的马已达到150万匹，可想而知当时的军马有多么繁荣。这一盛况对整个明朝的马政发展都是举足轻重的。
综观历史，几乎可以这样说，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强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军事战斗力的强弱，也同时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
轻型马车 供图 ／韩国才
马拓宽了人类活动的空间
除了被用作战争武器，马对人类社会的杰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为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提供了强大动力。借助马的速度和力量，人类可以走得更远，可以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生产生活。
古代的人们大都是沿河而居，他们利用水上交通工具进行运输，在驯服马作为骑乘和运输工具以前，人类陆上的交流仍然是靠徒步行走来实现，这种原始的交通方式很难及远。而有了马之后，人们移动的速度、里程、可到达范围都有了巨大提升。
以短距离速度快闻名于世的纯血马，跑1000米最佳纪录为53秒71600米为1分31秒82400米为2分23秒。而以耐力和速度俱佳闻名的汗血马，曾创造了84天跑完4300公里的惊人成绩。
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都有车的象形字，说明车早已出现。人类不但用车运送货物而且还供人骑乘，而马车的出现更是大大改善了人们交通运输的便捷性。马车载运能力大、速度快等，提高了货物流通速度和数量。
同时，有了马车，便有了修筑道路的要求，促进了陆路交通道路网的形成。中国很早就有了供马行走的道路，据《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任重道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也就是说，最迟在少昊和奚仲时我国就有了供牛车和马车行驶的古老道路。
以马喻人
马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有重要地位，它们不仅是一种品质优良的动物工具，而且也被赋予更多的人文色彩。
白居易在《八骏图》中写道“穆王八骏天马驹，后人爱之写为图。”周穆王的八骏其实比喻他的人才集团，才华卓具，本领非凡，各自用特殊的能力在共同辅佐周天子的天下大业。“千金买骨”的典故更是以马来喻重视人才。与之对应，人才的埋没或缺乏表现的沉闷局面则被称为“万马齐喑”。清朝著名的文人龚自珍有一首诗就说：“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本文摘编、整合自《森林与人类》杂志2011年第10期。了解更多请点击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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