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0万人冲出大学找工作，必须先看她的故事

很多中国人之所以“害怕”全球职场，主要是被两种观点带偏。

1， 中国人没机会做管理，只能做技术，或创业。

在国际大公司，印度人更有竞争力，他们英语好，“不要脸”，还喜欢搞咖喱味的“裙带主义”。在硅谷，老板是犹太财团，CEO和管理层是印度人。中国人是最好的工程师，但天花板很低。我们要么按部就班当程序员，要么只能出去创业。

2， “雅思6.5+电焊>985”。

那位浓眉大眼的小伙抛出这个观点，竟然风行一时。但话只对了一半。有一定学历背景的中国人，并不用主动把自己锁死在电焊工、管道工，锅炉工、水电工、修理工……。AI时代，越来越多的管理职能对数字技能的要求陡然变高，中国人的超级“数学天赋”，会派上越来越大的用场。哪怕你是一位文科生。

有很多人已经成功了。我们解剖一位优秀女生的故事：陶琳。

01

何为国际化？

陶琳，2025年成为索尼首席财务官（不是特斯拉中国区那位同名的女高管）。请注意，她不是索尼中国区的CFO！而是索尼日本全球总部的CFO。陶琳是索尼有史以来首位女性CFO，也是中国女性在日本职场的最高职位纪录。

她1972年出生于上海，50出头，未来还可能走得更高。日本大企业的CEO，很多都是60岁上任，70多才退休。比如，2009年，稻盛和夫上任日航会长的时候，都已经77岁了。

陶琳本科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2000年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我们之前提过的日本第一财经学府）获得MBA学位后，进入索尼集团从事财务工作。

那时候，她马上30岁，刚好是中国女性成天被催婚的年龄，职业生涯起步不算晚，但开挂也不早了，大女主爽剧的味道不够足。

我们梳理她履历的几个关键节点：

2001年开始，索尼和爱立信在手机业务开始深度合作。2008年，陶琳入职后即被派往瑞典爱立信总部，在双方的合资公司索尼爱立信工作了8年，开始接触移动通讯相关业务。

之后，陶琳被调回日本，在当时的索尼CEO平井一夫身边，任CEO办公室助理。这个职位是企业决策者的核心幕僚，等于深度参与公司管理工作。

2021年，是陶琳的一次重大切换。她从通讯业务转到了内容部门，升任索尼互动娱乐（SIE）的副总裁。

2022年，陶琳打了一次重大战役。在收购美国Bungie游戏公司的过程中，她牵头筹集资金，斥资36亿美元，成功推动了并购项目。这是索尼游戏业务史上最大收购案之一。

2023年，协助十时裕树（现任索尼集团总裁）推动游戏业务结构改革。陶琳以自己的财务专长，成功地协助后者推动了索尼游戏业务的结构调整和成本削减。

2024年，晋升为索尼互动娱乐(SIE)联合首席执行官，主导硬件与平台整合战略。

2025年，出任索尼集团首席财务官（CFO）。

这份履历有三个关键词：跨文化、跨部门、近核心。

跨文化：在索尼的职业生涯中，陶琳大约有超过一半时间不在日本，而是在欧洲和美国做管理和做并购。

我们要知道，索尼早就不是“日本公司”，而是全球公司。索尼近年的全球营收中，日本以外占比已超过80%，其中，美国约三成，是头号市场。1990年，索尼公司以35亿美元收购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成为索尼大举进军美国的号角。

美国市场之外，欧洲约两成，中国约占一成，剩下的是其他。也就是说，陶琳在索尼前两大市场都呆过。

跨部门，更容易理解。索尼是硬件商，曾经做随身听，做游戏机，然后也是内容商（游戏、影视和其他互动娱乐）。跨部门，让陶琳“软硬”都懂。

近核心，就是她和索尼的CEO、总裁都在一间办公室内共事过，在关键时刻得到提拔推荐，近水楼台。

以上三个关键词，是她个人努力的结果，隐含着她晋升的一些必然性。然而，还有一个日本商界发生的大趋势，同样关键。

02

拥抱“偶然”

近10年来，日本商业一直在大力推动女性进入大公司管理层。

过去，日本职场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年功序列，论资排辈举世闻名。

二是极其“歧视女性”。数据显示，在发达工业国俱乐部OECD 国家中，日本是企业高管性别最不平等的国家，没有之一。同规模大企业中，女性高管人数只有OECD平均水平的一半不到，甚至不到北欧一些国家的三分之一。

为了提振国际资本对日本的信心，日本从安倍时代开始，力推公司治理改革，要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其中一项，就是企业高管中女性高管的人数。

2014年，安倍晋三表示，要在2020年前将女性管理提高到30%。在岸田文雄时代，日本又推出“新日本式资本主义“改革，其中的企业治理部分，再次强调了女性管理者的人数还需要上升。30%的目标，只升不降。

然而，这一目标最终被推迟到了2030年。

为什么达不到？主要是董事会和高管成员的来源人群中，女性都少得可怜。拿董事会成员来说，除了企业和核心高管有可能加入董事会之外，工科、法律、经济和商科的知名教授，也能够以非执行董事身份加入董事会，给董事会提供专业经验。但日本的大学教授中，女教授严重不足。

日本政府的 “关于推进国立大学男女共同参与—行动计划“（2021修订版）提出，到2025年，国立大学的女性教师数量（教授、副教授、常勤讲师、助教）比例要达到24%以上。显然，即使2025年真的达到目标，女教授还是不多，能成为知名教授，达到进入大公司董事会那个级别的女教授，更是屈指可数。

另一个来源是企业中层高管，女性更少。据2025年7月的一项调查，在日本全境26196家企业中，竟然有42.3%的企业，在管理层中找不到女性的身影。

因此，陶琳的成功，首先肯定在于她的优秀。中日最顶级的商科毕业，在实务中摸爬滚打，作为一位女性，主动去打那些最硬的并购战役，成长为国际性的财务和企业运营高手。

但与此同时，日本右派崛起，政界和商界主动迎合国际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的大趋势，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事情。

这是一种必然和偶然的叠加。

陶琳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以前，我们总觉得中国市场之大，足以影响这个世界任何大企业的命运。任何公司，一旦不重视中国市场，搬石砸脚，就会活不下去。

一些励志书籍会建议中国人：国际职场对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歧视，在国际商界，你最多做到中国区总裁，还是在白人和印度人手下打工。

但陶琳的故事，和以上叙事截然相反。

中国GDP在全球的占比一度达到20%，而索尼这样的跨国大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营收约为9%，经济总量不一定就意味着市场。2026年的最新财报显示，索尼2025财年三季度（截至12月的3个月里）经营利润5150亿日元，同比增长 22%。

另外，陶琳的职业生涯，主要也不在中国，并没有背靠母国市场获得晋升，而是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市场独自成长。

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270万人，比2025年还要增加4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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