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节前接了个贪污受贿案件，监委要求家属代为退赃。
只要是职务犯罪案件，这个问题就绕不开，到底该不该退、怎么退、何时退？
结合实务经验，把思考整理成文，与友交流。
监委之所以要求家属代为退赃，一个很现实的前提是，其尚未实际掌握涉案赃款赃物的具体下落。
如果掌握，完全可以直接查封、冻结、扣划，根本不需要通过家属“代为退赃”。
监委既然已经查实当事人构成职务犯罪，认定了犯罪所得数额，却又无法控制赃款，通常只有两种可能：
1. 赃款已被当事人挥霍
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如果家属确有能力、且确信当事人有罪、赃款属实，自愿代为退赃，一般是有利无害。
但关键问题在于，家属凭什么确信确实构成犯罪、赃款数额真实、且已被挥霍？
2. 赃款被当事人隐匿
这里就出现逻辑矛盾：
当事人既然已经认罪，也承认了犯罪所得，为何还要刻意隐匿赃款？
监委会告知家属，这是“转达当事人的要求”。
可问题又来了，当事人一边隐匿赃款，一边又让家属代为退赃，逻辑上很难自洽。
监委要求家属代为退赃，家属该怎么做？
我的实务建议非常明确：
1. 优先要求与当事人当面核实
案件进入追赃挽损阶段，通常意味着犯罪事实已基本查清、证据已固定。
从程序上讲，安排家属与当事人进行控制性会见、谈话，用以核实退赃意愿和赃款情况，并无明显障碍。
但实践中极少安排此类会见，更多是转达当事人口信或安排当事人电话要求家属退赃。
2. 无论见面还是通话，务必核实两个核心问题
是否真心认罪、认可指控事实？
“犯罪所得”是否真实、数额准确？
只有在这两点都确认无误的前提下，代为退赃才有意义、才更安全。
现实中更常见的是不安排见面、不通话，只通过口信、书信要求家属退赃。
建议：
1. 不确定有罪、不确定赃款真实，不乱退
不能说退就退、说退多少就退多少。
家属没有“代为退赃”的义务，盲目退赃，可能自陷风险。
2. 扛不住压力，用“拖”字诀
很多家属不敢直接质疑、对抗监委，也担心被以“不配合调查”追责。
当然，这一策略，只适用于自身清白、未涉案、未参与隐匿转移赃款的家属。
可以拖到检察院阶段再考虑退赃？
完全可行。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到了检察院，家属和律师才真正“看得见案情”。
通过阅卷，结合会见当事人，律师可以判断当事人是否构罪，哪些事实成立，哪些不成立，应退数额是多少。
在此基础上再决定退与不退、退多退少，是理性安全的。
提前按监委要求退赃，利在哪里？
监委通常会承诺，退赃后将向检察院提出从轻、从宽意见，且检法一般会予以重视。
这一点，确实成立。
不容忽视的是，监委从追诉角度认定的有罪、赃款数额，并非终局结论，仍需检察院审查、法院审判确认。
后续诉讼中，若当事人和律师作无罪辩护或部分事实不成立的辩护，此前的退赃行为可能会削弱辩护说服力。
留置期间认罪退赃，到检法阶段又喊冤？
当事人被留置后，律师不能会见，当事人与外界完全隔绝。
在封闭、缺乏外部监督的环境下，承受巨大压力，出现认罪、甚至自认不实数额的情况并不少见。
而案件移送到检察院、法院后，当事人压力明显减轻，律师可以正常会见、全面了解案情，检法原则上不再主动调查取证，仅对监委移送的证据进行审查。
此时，当事人才有条件、有机会陈述真实情况，为自己辩护。
检法阶段退才是最佳时机？
有人看了以上分析后可能以为，最佳时机是移诉后，甚至是开庭审理后，有罪无罪、应退多少基本清晰了，此时再依法退赃。
这种做法确实是最稳妥安全的。
但是，如果留置阶段就能确定真实有效的退赃金额，早退比晚退更好。
案件情况不同，有不同的打法。
作者：律所主任，司法部死核援助律师，办有无罪免死不起诉缓刑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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