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谈马事：十七世纪卫拉特蒙古的一件求药救马文书

马年谈马事：十七世纪卫拉特蒙古的一件求药救马文书

作者︱孙树恒

这是一封写在托忒文上的求助信。纸不大，20.7×26厘米，比现在一张A4纸还要小一圈。上面只有6行字，是一个叫贡格策仁的人，写给一位喇嘛的。

1914年，著名的探险家斯坦因率领的“中亚探险队”，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额济纳河一带发现了它。后来，这封信被收录在斯坦因的著作《亚洲腹地》第三卷，图版CXXVI，编号是E. G. 021.f。如今，它藏于大英博物馆。内亚史学者约瑟夫·弗莱彻曾专门研究过这件文献，对它做了拉丁字母转写，还有英文翻译和注释。我们今天能看懂这封信，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的工作。

信的内容很直白，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致喇嘛[阁下]，

[我]已命[信使]呈上[此信]。

一只疯狼咬伤了我的两匹马，

我认为这两匹马[都]非常重要且优良。

因此，恳请您赐予[我一些]药物。

如果[您]愿意赐予，

恳请您大发慈悲，通过这位驿使寄送[给我]。

[为此]缘由，[特]呈上[书信]。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一个人的马被疯狼咬了，他着急，写信向喇嘛求药。

一、托忒文与写信的人

这封信使用的文字，叫“托忒文”。这是1648年，卫拉特蒙古的一位高僧咱雅班第达创制的文字。“托忒”这个词，在蒙古语里意思是“清楚”。因为这种文字能更准确地记录卫拉特人的口语，比原来的回鹘式蒙古文更容易理解。17到18世纪，无论是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汗国，还是西域的准噶尔汗国，托忒文都是官方文字。这封信就是用这种文字写的。

写信的人叫贡格策仁。从名字和语气看，他应该是部落里有些身份的人，可能是贵族，或者至少是有一定地位的头领。因为他能派出信使，而且他用的词很谦卑，是向上求助的语气。收信的人是喇嘛，在当时的社会里，喇嘛不只是念经的人，往往也是掌握医药知识的人。

二、一匹好马的分量

这封信最打动人的地方，是那句“我认为这两匹马非常重要且优良”。一个人说自己的马好，可能是因为它跑得快，可能是因为它跟了自己很多年，也可能它是部落里稀罕的种马。在草原上，马不是宠物，是命根子。游牧、放牧、迁徙、打仗、传递消息，哪一样离得开马？马要是死了，这一家子或者这一个部落，日子就难过了。

所以贡格策仁着急。他被咬伤的马是“优良”的，不是普通的马。他专门派信使送信，而不是等人顺路带过去，可见事情紧急。疯狼咬伤，说不定会传染，说不定伤口会恶化，他需要药，马上需要。

这种着急，隔着三百多年，我们还能从这几行字里感觉到。

三、喇嘛与药

他求药的对象是喇嘛。这很自然。在17、18世纪的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已经很深入地渗透进日常生活。喇嘛不光是宗教领袖，他们往往识字，懂历法，懂医术。寺庙里可能有藏文或蒙文翻译过来的医书，可能有从西藏或内地传来的药材。部落里有人生病了，牲畜遭灾了，去找喇嘛求助，是当时常见的事。

贡格策仁用词很客气，说“恳请”“大发慈悲”。这不只是出于礼貌，也说明喇嘛的地位确实比他高。一个部落的头领，放下身段向宗教人士求药，这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世俗的权力和宗教的权力是交织在一起的。

四、草原上的狼

还有一件事值得说：狼。

信里特意说是“疯狼”。疯狼和普通的狼不一样。普通的狼袭击牲畜，是为了吃。疯狼咬东西，可能只是因为狂躁，咬伤之后还容易传染疾病。这对草原上的人来说，比普通的狼患更可怕。直到近些年，内蒙古草原上的牧民还在为狼害头疼。有的地方，一个冬天能被狼咬死上百只羊。三百年前，面对狼的威胁，人能做的更少。除了围猎，除了守着畜群，剩下的可能就是向喇嘛求药，求一个平安。

这封信很短，只有6行，但它包含的信息不少。它让我们看到，三百多年前的某一天，在额济纳河附近，有一个人，因为两匹马被疯狼咬伤，焦急地写了一封信。他相信喇嘛能帮他，他相信药有用，他相信信使能把信送到。

这封信后来被探险家发现，被学者研究，被收藏在博物馆里。但对写信的贡格策仁来说，他当时想的就是一件事：救他的马。

这么一想，这封写在残破纸张上的信，就不只是一件文物了。它是一声真实的、急切的求助，从三百多年前的草原上，传到今天。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1、公众号《卓索图蒙古文化》转自《蒙古文古籍文献》

2、01. Sir Aurel Stein, K.C.I.E.,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án, 4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02. Joseph Fletcher, "An Oyirod Letter in the British Museum." In Mongolian Studies, edited by Louis Ligeti, pp. 129-36. Bibliotheca Orientalis Hungarica 14. Amsterdam: Griiner, 1970.

03. Joseph Fletcher, Turco-Mongolian Monarchic Tradi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 In Eucharisterion: Essays Presented to Omeljan Pritsak, edited by Ihor Sevcenko and Frank E. Sysyn. Harvard Ukranian Studies 3-4 (1979-80), part 1: 236-51. 04. Joseph Fletcher，The Mongols: 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6, No. 1 (Jun., 1986). 05. 叶尔达.中国藏托忒文文献刻本之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134-138.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专栏作家，独立自媒体人，蒙域经济30人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政协智库专家，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