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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军区原顾问罗映臣
在鹞落坪的深林里
罗映臣
1937年,蒋介石反动派一面与陕北红军谈判,一面却对鄂豫皖苏区实施“秘密清剿”。白匪集中重兵,层层包围,步步封锁,见村就烧,见人就杀。残暴的罪行使红军战士对敌人仇恨的火焰更加炽烈。我们将大部队分散成无数把“尖刀”,从四面八方插入敌人的腹部。
夏末秋初的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插到了安徽省潜山、太湖地区。当天夜重,通过了两道“护路沟”和无数的碉堡,强行军一百五十里。拂晓了,首长派人赶到前面鹞落坪去煮饭,我们便在山畔休息。一坐下休息,两条腿简直就有千斤重,肚子也嗷嗷乱叫。我胡乱划拉两把草,铺上黑布被单,枕着盒子枪就呼呼地睡了。
突然,枪声自西而东,从头上啾啾的划过。不知谁喊了声:“白匪上来了!”这下把我惊醒了。我挎起枪招呼大家:“掩护首长!”接着,我回头一看,一群灰老鼠似的家伙们正向我们放枪呢。大概是看我们人少吧,一面用火力封锁着伸向山后的小路,一面向我们爬来,子弹在我周围哧哧的怪叫着。我和手枪团的同志们一起,举枪对射,回头看军首长已经翻过两道山脊了,同志们也陆续向山后撤。我向后跑了几步,突然觉得右腿上热呼呼的,我知道负伤了,心里又急又气,朝着敌人就是一梭子弹。那帮怕死的家伙却早趴下了。回头找同志们,他们已到山后。我刚想迈步,谁知身子一斜,顺着三四尺高的陡崖栽了下去。
也不知昏迷了有多久,只觉得有人在动我的腿。睁眼一看,几个手枪团的同志正给我包扎伤口。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全身好像都不听使唤,好歹欠了欠身,才看见右腿血红血红的,膝盖象个开花的血馒头一样。
这样,我就被留在鹞落坪山林里养伤。
鹞落坪是一个散散落落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四围全是山,茂密的松柏,参天的白杨,一眼望去,简直就是树的海洋。尽管四围都有敌人的据点,但由于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较好,所以这里便成为我们便衣队活动的根据地,成为我们秘密的“小后方”。群众支援红军的鞋袜从这里运出,受伤的同志便在山林深处治疗。
我被安置在鹞落坪的南山。这里密密层层全是大树。在一个山坳里,有座用野栗子树搭架、柳树枝做瓦片的棚子,里面用木头支成一个铺位,干树叶子堆得老高。
一抬进山林,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伤口胀得简直象要炸开,动也不能动。四面全是怪头怪脑的大树,再就是烂树叶子味。同志们走了,而我却在这阴森森的山坳里和老树作伴。
脚步声由远而近。我仰头张望,啊,原来是个女同志,大大的个子,方方的脸,还挎着个皮包。她一见我就笑着说:“怎么样,小鬼,等急了吗?”我噘着嘴一声也不吭。她走进棚来,将皮包放在木头上,摸摸我的头问:“伤在哪里?”我说:“就在大腿上。”她慢慢解开缠着伤口的破布,用镊子按了按,皱起了眉头。她拿过洋瓷碗来,望了我一眼,安慰我说:“胀得难受吧?马上就好啦!”她一面挤脓,一面轻声和我讲话:
“你是哪一部分的?”
“二十八军通讯班的。”我十分熟练的说出我们的番号。
“你姓什么?”
“姓罗。”
“多大年龄?”
“十九。”
“怎么负的伤呀?”
“大腿是枪伤,膝盖上是从陡崖上跌下来撞伤的。”
从她的语气和面色上,我知道我的伤势不轻。欠起身子一看,她正象挤牛奶一样向外压脓呢!脓血已积了一瓷碗,腥臭味直呛人。然后,她将探条卷上纱布,在药水碗里沾了沾,便在伤口上来回拉着,洗涤烂肉。我咬牙忍受着。她用同情的眼光望着我,问了句:“痛吧?”我连忙回答:“不痛不痛。”她笑着说:“是啊!我知道痛字是不会从红军战士的嘴里滑出来的。”包扎好之后,她边收拾东西边说:“小罗,别急,伤很快就会好。我们这里专管治伤。我就是林护士。以后每天都来给你送饭换药。”她又将我的黑布被单铺好。一掠手,我见她手背上好多道血珠子和汗水浸在一起。我说:“林护士,你的手……”她看了看,笑着说,“没关系!该死的扎针树,一碰上就是一道口子!”她又挎起皮包,挥了挥手,悄声的说:“休息吧,我有事去了!”
脓挤出出来了,浑身轻快舒畅,干树叶软绵绵的真比什么都好。起初房子里还出现着怪里怪气的大树,腥臭的脓血,林护士无数血口子的手,但不一会,觉得眼睛发涩,便呼呼地睡熟了。睡得那么香甜,好象三年游击战争中欠下来的觉一次偿付清了,好像多年的疲劳一下都清除了。
觉是睡得那么甜蜜幸福,但一醒来,伤口的剧痛和荒山野林的恐怖气氛交织着,使我再也不能安静。睁开眼,周围是一片漆黑。只听见山水在哗哗的流着,虫子齐声的鸣叫着。“噗啦啦”,不知什么栽落下来,“呱呱”,鸟都惊叫起来。猫头鹰“噢噢”的啼叫着。远处,还不时的传来狼的嚎叫。棚子附近不是忽的飞起一只鸟,就是嗖嗖的爬过一条长虫,有时,树一阵摇晃,落叶响处,我觉得好象有无数的“乌黑梢”(一种毒蛇)从我铺下通过。我越来越害怕,心情越来越紧张,巴望着天亮,天怎么也不亮,想挣扎着坐一会,但伤口的剧痛却使我欠身也难。
唉唉,还有什么比离开集体、离开斗争更痛苦呢!在这旷山野岭里,黑夜熬过去,白天又怎么熬呢?万一敌人来搜山,我手无寸铁,身负重伤,别说敌人,连条蛇也对付不了啊!死,就这样白白死了吗?想到“死”,脑子里乌上现出了两个我最熟悉最敬爱的战友的形象。
徐文友,比我大不了多少,圆圆的脸,总爱咧着大嘴;负重伤之后,听说就是在附近山林里被敌人搜去活埋了。他在经过罗田时,打死了好几个白匪啊。他没有白白牺牲。
方永乐政委,他嗓子真响,不管在哪儿,他的声音我总能听得清清楚楚。他的那把系着红绸子的盒子枪真神奇,一发一个白匪。有时使用步枪和轻机枪更显神威。但在一次掩护全师撤退的战斗中,他却英勇地倒下了!他们牺牲了,但他们都做出了贡献。而我,我小罗的账上却还是空白的啊!我一侧身,伤口又痛起来。唉唉,偏偏伤在腿上,偏偏又跌得这么重,难道今后再也当不上一个红军战士了吗?方政委说:“社会主义是个大花园,人人都过幸福的日子。”难道我今后再也不能够会主义出力了吗?
我痛苦地思索着,泪水湿透了枕边的干树叶,我又昏睡过去了。
醒来,觉得脸上有个凉冰冰的东西。睁眼一看,天还没大亮,但我可以辨认出是林护士,是她在给我擦脸。我一把拉住她:“林护士……”但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话却又无从出口。我能向她说,我是如何害怕周围的凄惨的怪叫吗?我能向她说,我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吗?不,不能说。但抑不住的泪水却直往眼眶外涌。她像姐姐一样握着我的手说:“怎么,小罗,伤口又痛了,是吗?来,先吃点东西。吃完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她给我盛了碗棒子面糊糊。我端起碗来,想喝,又停下来,问她道,“林护士,我的伤要紧不?多咱才能好?”“不要紧!”她一面说一面打开药包。天渐渐大亮了。她笑眯眯的取出一包药,向我炫耀着:“你猜这叫什么?”我看了看,一个小小的白纸包。顺口回答说:“是药!”她得意地向我解释说:“这是硼酸粉,伤口用它一洗,好得特别快。过去,咱们哪有这个!都是用盐水洗。今儿五更天,我正在蒸敷料,易队长来了,交给我这包药,说是地下工作同志在包交河白匪据点里私买出来的。你该多走运,头一个就给你用!”她把敷料解开,将伤口冲洗一阵之后,盖上纱布棉花,又包起来了。我忍不住嘟嚷了两句:“光洗洗不上药,几时能好!”她笑着说:“别不知足了!过去用盐水洗,一个一个的都洗好了。这次易队长费好大劲儿才弄点真药来,你还不高兴哪。咱们这里都由易队长负责。他过去在部队上当营长,现在负责这里的便衣队工作。这些时可把他累坏了,有空,他会来看你的。”提起易队长,我又想起了我的战友。我问:“林护士,你知道徐文友,……他是我同班的战友,以前他在这里,……怎么……”她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徐文友真是个好样的。我们对不起他。……怎么,你问他干什么?小罗,别胡思乱想,你在这里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她挎上皮包说了声“好好休息”提着饭罐子消失在树丛中了。
一个人躲在森林里住,很觉寂寞,黑夜里盼望着太阳快点出来,天一亮,就又眼巴巴地盼着林护士来。盼白天,白天却总是那么短促,盼林护士,林护士待不了多会又要遍山去奔忙着。寂寞、恐惧常常使我不敢入睡。
一天早饭后,忽然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叫:“小罗,怎么样啦?”我急忙擦擦眼睛,转过脸来,哟,一个大个子干部正把盒子枪和手榴弹往树杈上挂呢!这人头上戴着八角帽,一身都是黑土布军装,虽然打了不少补钉,但穿在他身上仍是整整齐齐,显得特别威武。我想,这人准是易队长。他一步跨到我跟前,用一只大手放在我额头上试了试:“嗯,不发烧。好啊!年轻人伤口好得才快哪!”接着又体贴地问我:“伤口痛得厉害吗?”我回答说:“不痛!”他逗趣地说:“嗯,伤口不痛,就是有点火辣辣的,是吧?”我像是孩子在大人面前一样,放肆地说:“脑袋比伤口痛得还要厉害!给我个手榴弹吧,到时候也好来个痛快!”他坐在我身边,用一双大手压着我的手,慈祥地望着我的眼睛,轻声地说:“小罗,你知道徐文友吗?他也是你们通讯班的。”“知道,可他不也是在这里养伤,叫敌人搜了去活埋的吗?”“是啊!”易队长半闭着眼睛叹了口气说.“那是叛徒告密,加上我们警惕性不高,便衣队全出勤了,没有留下护林的。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突然改变了语调,没等我回答,就接下去说:“他伤势很重。但他却老是乐哈哈的。有次,他告诉我,他听出了在他住的那片林子里,有着三十四种不同的鸟叫声,他还逐样的学给我听。他说,等回队后,管保能吸引很多小伙子向他学鸟叫!我问他:你一人待在深山里,不怕吗?他说,心里老想着胜利,想着明天,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瞪着大眼,听得入神了。是啊,徐文友真是好样的!易队长向我望了一眼,我的脸刷地红了!“喳喳”,恰好一只山雀就在我们棚顶上大叫着。易队长跟着也学了两声。他学得非常象,以致引起很多鸟儿也喳喳地叫起来。我也不自觉地学着叫了两下。“嗳,小罗!”易队长兴奋起来,他抓住我的手说:“等将来我们胜利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表演鸟叫。要是人家问我们,说是你们这鸟叫声,在什么地方、跟谁学的呀?你会不会咧着嘴笑哈哈的讲今天的事?”“我可不笑着讲。”实际上我已经在笑了。“可我,我可要笑着讲,讲我们这个'山林医院',讲我们这个不漏雨的小木棚……”我们手挽着手儿哈哈地笑起来了。
他向我介绍这里情况之后,便起身去取枪和手榴弹。临走时笑着对我说:“想着胜利,想着明天,就什么也不会怕!是吧!走这里是用不上这个的!”他把手榴弹挂在腰上,接着说:“我这么大的个子还背不上你这么个小孩子!记住,明天我来看你,看你学会了几种鸟叫!”
从此,易队长差不多每天都来看望我一次,每次都给我增添了无限的力量。虽然还是我一个人住在这儿,我觉得再不象初来时那样寂寞了。
十几天之后,伤已渐渐好起来。早晨,我挣扎着爬起来,沿着棚子走了两圈。忽听见下面好象有脚步声,便走到棚前向下望。哟,这儿的坡又陡又难走,林木耸立,藤蔓和扎针树象铁丝网样,一层又一层的缠绕着,真不知他们怎么把我抬到这儿来的。看下面,队长和林护士时而抱着树干爬,时而俯下身,从布满针子的藤蔓下钻过来。我明白,他们不能砍掉这些障碍,他们宁愿这样艰难地爬来爬去……一切都是为了我,为了给我治伤,为了我安全。队长他们一来到,我就问:“今儿有什么好消息?”“尽是好消息!”他笑着。他的脸却比前几天更加黄瘦,眼圈也肿大了。他用粗哑的声音说:“消息很好,陕北红军和国民党已取得协议,将一致抗日了。我们这面,特委派便衣队送信,说是卫立煌已派出他的高级参谋刘刚夫,和我们的代表何耀榜开始谈判了。为了一致抗日,我们正争取将老苏区的七里坪一带作为集中地点。革命是大发展了!”易队长一面说着话,一面从帆布包里拿出个纸包包,递给了我,微微一笑说,“这是块猪肉。来得可不简单啊!是便衣队托老乡在白区买来的。真困难,三个月,这还是第一次买到肉。”我拿着肉,真不知怎么好。该有多久没闻到肉味了啊!这块肉又该经过多少道手续啊!抬头看易队长,易队长的脸色黄黄的,他,他该有多少昼夜没有休息了啊!这山林里也许还有很多伤员,不都要靠他照应吗!他白天满山跑,夜里出去做工作,发动群众给红军做鞋搞粮,打土豪,扰乱敌人的据点。多么沉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啊!我忍不住上前一步说:“队长,我伤口已经好了。再说我年轻轻的,哪里用得着吃肉啊!你成天忙着,样子都变了,你煮了吃,补养补养身体好工作。”林护士走过来说:“唉呀,别推让啦。来,我拿去洗洗,等会煮煮你们俩都吃点。”她接过肉便走了。我拉着队长,好像怕他走了一样,把他推到我的铺上,顺手将被单铺了铺,我说:“快躺下休息会吧!”他一点也没推让,看样子真疲劳了,一躺下就睡过去了。
我将上身军装脱下来,轻轻地盖在易队长身上。找了个小石头坐下来,觉得浑身发痒。我想,也许真长起秋虱子了,就脱下贴身的小褂,衣服上一股酸臭味,顺着衣缝找了找,唉呀,一串串的虱虮子,我用指甲一个一个地按。正按得起劲,猛不防后面伸过来一只手,将衣服一把夺去。我转头一看,是林护士。她拿着我的衬衣抖了抖说:“你看,领沿上都卷起灰卷了,还不脱下来洗。今儿天好,你先光着脊梁,我去洗洗,一会就干了。”她抖着衣服刚要走,忽然又笑了。她向我瞧了瞧说:“你这是穿谁的衣服?”我料到她笑我穿女人大襟衣服。我理直气壮说:“怎么的,这还是打土豪时分给我的呢!”她哈哈笑着,提衣服走了。
谈判了,胜利了,伤也快好了,马上又能回队了,心里一乐,不由得唱起山歌来。林护士已走得很远,听我唱歌,又转回身来招呼:“看把你乐的!小罗,轻点唱,队长晚上还有工作呢,让他多睡一会儿吧!”我掐着腰,头左右摇摆着,十分自在地说:“小声唱小声唱,保证不会吵醒队长。”
山下响起了枪声,一声比一声清脆。易队长警觉地跳了起来。他凭经验断定,包家河据点里的白匪又来清乡搜山了。他叫我们注意隐蔽,自己下山处理情况去了。
日头将落,队长才回来。从他口里得知,鹞落坪一带村庄都叫敌人放了火,徐文友住过的那条山沟的几间坏棚子也放了火,敌人还向山上打了几排枪才回去。我狠狠骂了句:“妈的,这叫什么谈判!真不讲信用!”
林护士煮好了肉。她说,肉臭了,差点不能吃。大师傅也送来了棒子糊糊。我们团团地围在一起,饱餐一顿。易队长满有风趣的说:“白匪知道我们在这里煮肉吃,早来动枪了,那我们连这臭肉也吃不成了。”
我的伤差不多痊愈时,一个天大的喜讯来了。易队长说,“部队又经过这里,首长打听了你的情况,派人来接啦!”我简直乐得一跳三丈高。林护士一面替我收拾东西,一面嘱咐我:“回去要注意,不要碰破伤口。也别用手去搔,刚好的伤口还没长结实呢!你记住了没有?”我大声回答着:“记住了。”一转身,我们班的几个同志上来了。我们搂起来直摔跤。他们都说我胖了,高了。我望着易队长魁梧的身躯,望着林护士亲切的圆脸,不知怎的,在这个盼望已久的归队的日子,我却忽然又恋着他们,恋着这所简陋的茅棚子,舍不得离开了。我紧握着他们的手,一阵激动,热泪滚出眶来,只能哽咽着说:“易队长,林护士,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林护士早就在擦眼抹泪的了。易队长用他的大手抚摩着我的头说:“小罗,不要难过嘛,我们还会见面的。”他虽然这样说,可是我看见他的眼圈也红了。(张世炬记)(选自《红旗飘飘》选编本 第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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