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提议由周恩来书写毛泽东起草的碑文

文/王金中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石碑雕刻源远流长。它的特点是“以文勒石”，以文“述德”“铭功”“记事”。这种带有碑文题字、展现书法艺术的建筑类型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可以说，碑文集中代表着一座纪念碑的主题、风格和灵魂。

毫无疑问，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必须由共和国的缔造者、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题写。据《彭真年谱》记载，1954年6月15日，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秘书长薛子正向彭真报告工程进度时说：“碑心大石料，预计九月内要安装，但刻字工程必须早为进行。请毛主席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书好，以便雕刻。”11月11日，薛子正再次报告说：“纪念碑碑心石改变方向，正面朝北及碑顶工程已布置照做，碑身工程目前钢筋洋灰筒子已打好，按原方案进行。毛主席题字希能早日发下来，以利雕刻。”

1955年6月9日，毛泽东挥笔为纪念碑正面的碑心石题写下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落款：“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整幅作品力透纸背，挥洒自如。

毛泽东是在办公用的红竖格的宣纸上题写的铭文，竖行自右向左排列，每个字大小约9厘米，一共题写了两幅。他特别叮嘱工作人员：多请专家们提意见，问问哪一幅可以用。也可以从中选取单个字重新编排，如果认为写得不好，还可以重写。

当彭真将毛泽东两幅手书交兴建委员会并转交给建筑设计组时，设计组成员欣喜万分。后来，选字、放大等一系列工作，就由设计组的解长贺负责。

两幅中究竟选用哪一幅呢？解长贺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大家意见，也是众说纷纭。后经反复考虑，他们选了其中一幅字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部分，另一幅字的落款签名和时间部分，组成了第三个方案。解长贺专门将这幅重新组合的题字用笔双钩下来留念。

后来，著名书法家魏长青先生在参与选择时提出，书法是一门艺术，一个字、一个条幅的字体是具有其气韵、笔势和连贯性的，因此不能拆开拼用。最后确定其中的一幅，即现在纪念碑采用的那一幅。

毛泽东题写纪念碑正面碑心石的铭文落实后，背面的碑文即毛泽东起草并在奠基时宣读的“三个永垂不朽”内容该由谁来题写呢？

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设想了不同方案。就在他们争执不下的时候，彭真走了进来。他好似看出了大家满脸的纠结，随即说道：“这个问题简单，周总理字不错，我觉得特别适合！”

彭真接着补充道：“你们好好回想一下，周总理写得一手漂亮的颜体字。其字迹浑厚凝重，工整大方，绝不失庄严肃穆。”

听完彭真的提议，林徽因和梁思成脱口而出：“是啊，我们怎么把周总理忘记了！”

随后，彭真带着梁思成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诚恳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没想到，周总理一口就答应下来。

为请周总理写碑文，美术工作组兼雕塑组组长刘开渠按照碑身的大小比例，打了一张格子交送上去，供周总理书写时参考。

彭真于9月14日致信周恩来，请核定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及文字排列版式，并就碑文内容说明：“政协决议文本在‘人民英雄’上冠有‘为国牺牲的’五字，标题上没有这五个字；同时为了同毛主席所题字一致，似以去掉这五字为好。”对第一行说明：“这一行将来排一行或两行，待写出排上再定。”对落款说明：“因为碑文系政协通过，‘书’字有些同志认为应该要，但也有同志认为可以不要。”

接到书写碑文的请求后，周恩来总理极为严肃认真。对于彭真提出的意见，他全部采纳。那段时间，周总理每天晨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写一遍碑文，白天工作忙，晚上再次练习书写。他先练习书写碑文中的每一个字，反复对比、琢磨，然后再练习通篇连贯书写，前后写了40多遍，最后挑选出他认为最满意的两幅。这两幅手稿既秀美隽永，又刚劲有力，显得严谨而流畅。写好后，他把碑文手稿整齐叠好，亲自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工地，并谦虚地说：“不行再重写。”看到总理这样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精心题写的碑文，刘开渠双手捧接，连声称好。

要把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字刻到碑上去，是个技术活儿。那时候没有高科技，只能用幻灯机把字稿投影到石头上。可投影出来模糊不清，笔画边缘有一尺宽，描都描不准。工匠们先用细绳勾出字形，再请书法家魏长青校正。魏长青站在高架上，反复对比原稿，一个字一个字地调整，忙了好几个月才完工。

有人用“绝配”二字来评价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手书。的确，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毛主席的行书放在纪念碑的正面，简洁扼要，龙飞凤舞，大气磅礴，铿锵有力；而周总理的楷书放在纪念碑的背面，书写规范，稳重敦厚，端庄秀美，刚柔并济。两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完美无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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