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有人说杨成武有“黑后台”，毛主席怒道：我就是他的后台

老覃在多年前写了《1967年，许世友被毛主席召见，回来后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江》一文，文中讲到， 1967年，7月到9月，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在上海停留，突然想念许世友，便让代总长杨成武打电话到大别山，要许世友赶来相见。见到了许世友后，着重强调了军队要保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叮嘱许世友，说：“你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又通过周总理打电话给许世友，要许世友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

这一年国庆节，许世友跟随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且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聆听了毛主席的长时间的谈话。

此后，南京便传出了许世友要当总参谋长的“小道消息”。

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向许世友求证，许世友哈哈大笑，说：“总长属于文职，我是莽张飞的角色，怎么当得了？哈哈，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

许世友说的真心话。

老覃在多年前还写过《新代总参谋长被主席称为“赵子龙”，许世友为之忧：光有胆气不行》一文，讲的是，毛主席在1965年底选定杨成武接替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时，许世友作为杨成武的好友，就曾向杨成武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说：“总长可是军机大臣，你老哥光有胆气是不行的。”

许世友认为，他和杨成武都是当不好总长的，倒是皮定均、秦基伟这些人有勇有谋，文武双全，才是当总长的料子。

不得不说，许世友表面上貌似是一介武夫，但他看问题非常准。

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后不久，就出事了。

话说，1968年3月5日，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经正常程序获准进入了钓鱼台，准备汇报鲁迅手稿的去向，结果陷入了一出现代版的“林冲误入白虎堂”中去，被人蓄意歪曲、恶意抹黑，说是“武装冲击中央、企图抓人”，遭到了撤职、监禁。

傅崇碧为何遭此不测呢？

原来，他负责北京治安，多次保护老干部，早被盯上了。

和他一起被盯上的，还有时任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的杨成武，以及时任空军政委的余立金。

一句话，杨、余、傅三人都是身居要位，却又刚正不阿，不肯与坏分子同流合污的正人君子、铮铮铁汉，因此成为了坏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坏分子借此机会，罗织罪名，诬陷杨成武与余立金勾结“夺取空军领导权”，与傅崇碧勾结“夺取北京市权”，扣上“搞山头主义”的大帽子，还无中生有地诬陷余立金为“叛徒”，将三人牢牢捆绑在“反革命”的耻辱柱上。

和傅崇碧一样，杨成武、余立金也遭到了撤职、监禁。

在革命战争年代，杨成武是聂荣臻麾下的得力战将，早在1933 年第四次反 “围剿”时，杨成武任红一军团第 1 军团第 2 师第 4 团政委，团长因病离队，聂荣臻亲自到团部协助指挥，被聂荣臻表扬为“模范团政治委员”。

长征路上，杨成武在聂荣臻担任政委的红一军团任红 4 团，负责在前面开路，飞夺泸定桥、抢占腊子口等关键战斗，都是在聂荣臻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任第 1 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打了雁宿崖、黄土岭、大龙华战斗，歼辻村大队，击毙日军“名将之花”。

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任第 3 兵团司令员，两人在华北战场协同作战，参与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

杨成武被打倒后，坏分子还试图牵连聂荣臻，称聂荣臻为杨成武的 “黑后台”。

聂荣臻气愤不过，于4月7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与毛主席面谈。

毛主席在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五一”劳动节期间，毛主席接见了聂帅，大声说：“要说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