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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映初心,延河润忠魂。延安,这座镌刻着红色记忆的古城,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无数仁人志士心中的精神灯塔。近日,我踏上延安研学之路,循着伟人足迹,踏访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的红色旧址,在《延安颂》的旋律中回望烽火岁月,在伟人的著作与讲话中感悟精神力量,深刻读懂了毛泽东同志“胸中自有百万兵”的雄才伟略与为民初心,也读懂了延安精神背后,以真理聚民心、以智慧胜强敌的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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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研学归来,抗战经典歌曲《延安颂》的旋律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
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
看,群众抬起了头!
看,群众已扬起了手!
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
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了坚固的抗日阵线!
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这首慷慨激昂的《延安颂》,自1938年4月在延安诞生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无数爱国仁人志士一路高唱《延安颂》奔赴延安,成为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找到了中国革命的落脚点。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在毛泽东主席率领下进驻延安。从此,这座古城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见证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奋起、在抗争中前行的壮阔历程。
反复聆听《延安颂》,从历史记忆中苏醒的延安往事,化作一股永续不竭、激励我奋勇前行的强劲力量——
这股强劲力量,是延安的“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这股强劲力量,是延安的“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
这股强劲力量,是延安的“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
这股强劲力量,是延安的“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了坚固的抗日阵线”。
点燃这股强劲力量,并让其“在历史上灿烂辉煌”的,正是“胸中自有百万兵”的毛泽东主席。
“胸中自有百万兵”一语,出自宋代诗人唐庚的《会饮尉厅效八仙体》一诗——
尉公不忝东州英,坐上拍满樽中盈。
令尹学道眼目明,作佛肯后灵运成。
户掾句法令人惊,登坛抗臂从我盟。
法曹静如不能鸣,胸中自有百万兵。
会稽少年富才情,墨竹中含楚辞声。
泮宫老人驾虚名,赋诗饮酒畏后生。
在这首诗中,“胸中自有百万兵”以生动的意象和深刻的内涵,彰显了诗人的豪情与气魄。此后,这句诗常被后人引用、化用,用以形容军事家、政治家或领袖人物高超的指挥才能与卓越的领导风范。
最早化用这句诗称赞毛泽东主席的,是中国当代学者高亨(1900—1986年)。1964年初,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在《文史哲》杂志1964年第1期发表赞美毛泽东主席的词《水调歌头·读毛主席诗词》——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州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这首词生动描绘了毛泽东同志的文韬武略与壮阔实践,客观评价了毛泽东诗词的精神气象与艺术成就。“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一句,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毛泽东主席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宏大的战略思维与卓越的军事才能。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9月出版的《回忆毛主席》一书中,曾参加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担任过毛泽东主席警卫排长和卫士长的阎长林同志,在《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记得延河边的石壁上刻着一句“胸中自有甲兵十万”,主席胸中岂止甲兵十万,而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拿这句话形容我们的伟大领袖,那才贴切呢!别看我们人少,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依靠毛主席思想就能打败它!
可见,用“胸中自有百万兵”概括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就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对毛泽东主席军事谋略的认同,更是对其人民战争思想的由衷称赞。可以说,这句话是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实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窑洞里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后,从内心深处迸发的钦佩与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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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研学的第一站,是位于凤凰山麓的毛泽东主席旧居。山势挺拔的凤凰山,被誉为延安城四周群山之冠,是延安城主要的守城屯兵之地。
1937年1月,毛泽东主席随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进驻延安,第一站便落脚于凤凰山麓,直至1938年11月因日机轰炸,才迁往杨家岭。
193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仅用8天9夜,便写下了5万多字的伟大著作《论持久战》。
站在毛泽东主席创作《论持久战》的窑洞前,我驻足良久,仿佛看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们,在战斗间隙,借着昏暗的油灯,如饥似渴地研读《论持久战》。毛泽东主席“胸中自有百万兵”的战略伟力,从这座延安窑洞里升腾而起,升华为指导全面抗战的科学战略思维——
其一,增强了夺取全面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决心。毛泽东主席客观分析了中日双方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日本国度狭小,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匮乏,经不起长期战争;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撑长期抗战。他明确指出,中国不能速胜,也不会亡国,必须通过持久战赢得最终胜利,最终得出“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的科学结论,彻底批驳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谬误,稳定了军心民心。
其二,找到了夺取全面抗战胜利的行动策略。毛泽东主席指出,抗日战争必然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中国虽会丧失部分土地,却能在战斗中消耗敌人;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因兵力不足和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而保守占领地,中国则趁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此阶段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力量日益壮大,国际形势趋于有利,转入战略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此阶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
其三,明晰了夺取全面抗战胜利的战术要领。毛泽东主席强调,抗日战争是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的统一,必须坚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每次选择“最危险、最薄弱、最重要”的敌人作为目标,集中力量歼灭一股敌人后,再转移力量解决下一股,通过在具体战役和战斗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实现“积小胜为大胜,用空间换时间”的效果。
其四,明确了夺取全面抗战胜利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主席指出,八路军的战略“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他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在发表《论持久战》的同时,毛泽东主席还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深刻指出,持久战中的游击战不仅是战术问题,更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系统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与战术原则,强调游击战既要化整为零,也要化整为零,遵循“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主动、灵活、有计划地开展任务。文章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强调这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抗日战争本质上是农民的战争,只有发动、组织广大农民,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威力,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中国革命史记载,八年全民族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对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正规军52.7万余人,牵制了60%以上的日本陆军;收复失地77万平方公里,主要抗日根据地达19个,根据地人口从150万人发展到1亿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胸中自有百万兵”的战略伟力!
1965年9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叶剑英元帅挥笔写下《重读〈论持久战〉》一诗——
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
内行内战资强虏,敌后敌前费运筹。
唱罢凯歌来灞上,集中全力破石头。
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
一句“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饱含着叶剑英元帅对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由衷赞美,也彰显了这部著作跨越时空的真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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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研学的第二站,是位于杨家岭山沟的毛泽东主席旧居。
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炸弹直接落在凤凰山麓的中央机关驻地。为保障安全,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连夜迁往杨家岭。
杨家岭位于延安城北五里外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山沟,山陡沟窄,十分隐蔽。从1938年11月至1943年10月,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机关在此居住了近五年时间。
我对杨家岭的初识,源于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杨家岭的早晨》。尽管距离学习这篇课文已过去五十余年,但文中的场景至今仍清晰可辨——
太阳刚刚升起。
毛主席走出窑洞,来到他亲手耕种的地里。
毛主席一手扶着水桶,一手拿着瓢。瓢里的水缓缓地流到小苗上。
毛主席身边的小八路端着水,望着小苗笑。他好像在说:“小苗啊小苗,你喝了延河的水,长吧,快长吧!”
远处,八路军战士也在忙着挑水浇苗。
杨家岭的早晨,一片金色的阳光。
这篇课文将自然之美、劳动之美、理想之美有机融合,勾勒出一幅祥和恬静、充满憧憬的生活画卷,让人读后获得无限的审美享受与精神力量,这便是文学艺术镌刻在人心中的永恒印记。
站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旧址前,我的耳畔响起了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铿锵话语——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主席召集百余位文艺工作者,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通过一场历时三周的讨论,完成了对“文化的军队”的思想武装,彰显了另一种维度的“胸中自有百万兵”——以真理凝聚人心,以文化调动千军。
5月2日,在中央办公厅会议室,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我们有两支军队——拿枪的军队与文化的军队,将文艺工作的地位提升至与武装斗争同等高度。
5月23日夜,参会人数激增,座谈会移至室外院子,用三根木棍悬起一盏汽灯照明。毛泽东主席在汽灯下作总结讲话,着重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
回望那个挂着汽灯的陕北之夜,我清晰地看到,毛泽东主席面对百余位文艺工作者侃侃而谈的,并非几部作品的优劣,而是要锻造一支能与枪杆子并驾齐驱的文化大军。
事实上,这场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席将文艺工作提升到与军事武装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通过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把文化的“笔杆子”转化为动员千军万马的“枪杆子”,让文艺界成为“百万雄兵”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战争是全民参与、全民支持的战争,是军事、政治、文化三条战线协同作战的战争。文艺工作者以作品鼓舞斗志、唤醒民众、揭露敌人、凝聚民心,能够将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革命的物质力量。当文艺工作者掌握真理、站稳人民立场,其笔下便自有雷霆万钧,手中一支笔便可抵得上千军万马。
人民战争的主力是工人、农民、士兵。文艺工作者唯有书写人民、书写战争、书写斗争,才能让文艺真正站在人民一边,成为人民战争的文化力量。因此,毛泽东主席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他指出:“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不识字、无文化,迫切要求普遍的启蒙,迫切要求得到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文艺工作者心中装着工农兵的疾苦与斗争,其作品就能唤醒民众、赢得民心。事实证明,赢得民心,就拥有了无限兵源;文艺扎根人民,就凝聚了百万民心。心中装着人民,便有百万雄兵;笔端连着民心,便有无敌力量。
这场座谈会最核心的力量,在于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抗战前线,深入农村与部队,创作了歌剧《白毛女》、民歌《东方红》、小说《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一大批永载史册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如无数颗精神子弹,射向敌人的心脏;又如无数面战鼓,在亿万群众心中擂响,凝聚起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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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研学的第三站,是位于枣园密林中的毛泽东主席旧居。
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八公里处,因园中枣树繁多而得名。1943年10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一起,从杨家岭迁驻枣园。
走进枣园的密林,站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的集体雕像前,我的耳畔蓦然响起毛泽东主席铿锵有力的演讲——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944年9月5日,年仅29岁的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挖窑烧炭时,因窑洞突然坍塌,为营救战友不幸牺牲。他是一名经历过长征、负过伤的老兵,始终服从组织安排,工作兢兢业业,不仅超额完成烧炭任务,还经常帮助群众收割、推磨,用平凡的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
9月8日,毛泽东主席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的千余名官兵一起,在枣园为张思德召开追悼会,亲笔题写“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并发表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9月21日,《解放日报》全文刊发了这篇演讲。
毛泽东主席在演讲中,没有谈论敌我态势,没有提及枪炮弹药,只是深情悼念一位牺牲的普通战士。张思德只是一名平凡的战士,他的牺牲看似普通,毛泽东主席却给予他“比泰山还重”的评价。这向全党全军传递了一个强烈信号:在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每一个岗位都至关重要,每一个人的贡献都值得被看见、被尊重。这种对个体价值的肯定,极大地激发了千千万万普通战士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毛泽东主席在演讲中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种将个人生命融入人民事业的生死观,让无数共产党人获得了超越个体生命的精神力量。当每一个个体的牺牲都被赋予“比泰山还重”的历史意义,无数个张思德便汇聚成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当一支军队的每一位成员都认同“死得其所”,这支队伍便拥有了无法被摧毁的意志。
毛泽东主席在演讲中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正是因为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支队伍才获得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拥有了无穷的力量源泉。民心所向,便是胜利所向;坚持“为人民服务”,就能赢得民心,就等于拥有了百万雄兵。因为,赢得民心,就拥有了兵源、粮源、情报源和根据地,就拥有了战胜一切敌人的底气。
毛泽东主席在演讲中号召:“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他用共同目标凝聚分散的力量,形成命运共同体;用团结将民心拧成一股绳,铸就军民同心、上下同欲、无坚不摧的“雄兵劲旅”。而团结民心的最好方式,就是坚持开放姿态、赢得人民信任:“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让人民敢于发声、愿意支持,将人民的智慧转化为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
站在枣园“五大书记”集体雕像前,重温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赢得民心、依靠人民,党就拥有战无不胜的“百万雄兵”。革命的力量,不在数字而在人心,不在装备而在同心,“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凝聚力量的根本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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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从枣园出发,奔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10月7日,在红岩村的小楼里,毛泽东主席将创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抄录赠予老友柳亚子——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词的上阕写景,是毛泽东主席以目光横扫中国地理版图,用长城、大河、群山、高原等壮阔意象,勾勒出锦绣江山的雄浑画卷。“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彰显出将万里江山纳入胸怀的磅礴气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宛如千军万马奔腾,尽显气吞山河的豪迈风范;“欲与天公试比高”,凝聚着革命军队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
词的下阕论史,纵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历史上的赫赫帝王,指出他们或“略输文采”,或“稍逊风骚”。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向中国人民宣告,那些代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英雄,才是未来中国的创造者。这种深沉的历史自信,是比百万雄兵更持久、更强大的道义力量。
柳亚子读后,盛赞这首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作”。11月14日,《新民报晚刊》副刊公开发表《沁园春·雪》,词作一经刊发,立即轰动重庆山城。人们震惊地发现,从陕北窑洞里走出来的毛泽东主席,不仅有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更有博大的胸襟与璀璨的文采。
蒋介石看到这首词后,震惊不已,手中的报纸不慎滑落。他问幕僚陈布雷:“毛泽东的这首词写得如何?”陈布雷答道:“这首词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蒋介石随即组织一批文人对这首词进行批判,一时间,《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报刊刊发的攻击性词作多达300首。然而,国民党的批判越是猛烈,《沁园春·雪》传播得就越快、越广,成为唤醒民众、凝聚民心的精神旗帜。
《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引发的“文化地震”,生动印证了毛泽东主席“胸中自有百万兵”的现实威力:真正的“兵”,是民心所向,是文化认同,是不可征服的精神海拔;真正的力量,是内心的充盈与坚定的定力。当一个人将山河装在心中、将历史握在手中、将人民扛在肩上,他的胸中自然便有百万雄兵。可以说,《沁园春·雪》所蕴含的“胸中自有百万兵”的风范,本质上是一种“心胜”——以思想之伟力、精神之高地,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难怪当代著名散文作家梁衡先生,会在历史文化散文《这思考的窑洞》中这样慨叹——
自古都是心胜于兵,智胜于力。中国革命的胜利实在是一种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那几篇文章的胜利。
事实的确如此。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的百团大战,先后开展大小战斗2000余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攻克据点2993处,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极大振奋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是毛泽东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战略观点的生动实践。
1946年7至8月,国民党军12万人进攻苏中解放区,粟裕将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在整体兵力1:4的绝对劣势下,通过内线机动,在宣泰、如南等战斗中形成局部兵力的绝对优势,以七战七捷的辉煌战果,歼灭敌军5.3万余人,彰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强大威力。
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的转战陕北期间,面对胡宗南25万大军的进攻,毛泽东主席灵活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与运动战战术,一口一口歼灭敌人,成功扭转陕北战局。3月25日的青化砭战役,全歼胡宗南第31旅3000余人;4月14日的羊马河战役,全歼胡宗南第135旅4700余人;5月初的蟠龙镇战役,全歼胡宗南整编167旅6700余人;8月18日的沙家店战役,全歼胡宗南整编第36师6000余人,每一场胜利,都彰显着“胸中自有百万兵”的战略伟力。
1948年至1949年,在决定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主席以“胸中自有百万兵”的雄才大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了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辽沈战役中,坚持先打锦州,关闭东北大门、切断敌军退路,全歼东北国民党军47万人;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密切协同,在数百万民工的支援下,以60万对80万的奇迹,歼灭敌军55万人;平津战役中,采取“先打两头(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后取中间(北平)”的方针,以军事压力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最大限度保护了这座文化古都。
从延安研学归来,那片红色土地上的烽火记忆、伟人足迹与精神力量,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我对“胸中自有百万兵”的毛泽东主席,更添了一份由衷的崇敬与爱戴,也更加深刻地读懂了:真正的伟力,源于对人民的赤诚、对真理的坚守,源于以思想聚民心、以智慧胜强敌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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