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达辉：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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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包、元宝、文心一言、DeepSeek、ChatGPT、Gemini……人工智能（AI）发展到今天，好似当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气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学术等，无不受到它的席卷，文学也不例外。

如今，在人工智能工具里面输入若干指令和提示，要求其写一篇散文，它就能在数秒内生成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远快于人类写作的速度。一名文学写作者若是有一篇待润色的文章，让人工智能工具提出修改意见，同样能在极短时间内收到全面而细致的反馈。被人工智能调整后的文章，其文字之优美、结构之严谨、观点之鲜明，都有可能远超作者的初稿。在强大的人工智能面前，大多数文学写作者恐怕都要自信心受挫，甘拜下风——这便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

从文学写作过程来看也是如此。南朝的文学家刘勰曾在《文心雕龙》里面讲，作者很容易面临两种困境：一是思路闭塞、内容贫乏，二是文思杂乱、没有主线。不过，也有解决办法，那就是“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然而，在大数据时代，普通人类写作者的“博见”（知识面）和“贯一”（逻辑性）都不如人工智能远甚。我曾做过一个简单测试，即要求豆包软件专门写一篇“掉书袋”的文章，结果令我大为惊讶：文章所引用的事例贯穿古今中外，处处引经据典，而且逻辑顺畅，结论平和中正，似无任何漏洞。惊讶之余，我自叹弗如，心想：除了少数天才，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庸才恐怕都很难以文学写作为业了，“写作甚至可能沦为一种自娱自乐的行为”（科幻文学作家陈楸帆语）。

这并非危言耸听。据《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自述，有一年他担任一个文学奖的评委，终评时淘汰了一首诗，因为觉得少了点“人味儿”。评审结束，他被主办方告知，被淘汰的那首诗是机器人“小冰”写的。徐则臣“悚然一惊”，因为那首诗虽然写得欠佳，但机器人能够以极快速度持续地更新和进步，而这一点人做不到。

这样的现实，也让不少文学写作者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困惑：在强大的人工智能面前，人类文学写作还有什么意思和意义？

人工智能带来的困惑，或许还是需要文学本身来拯救。所以，每次琢磨这个问题，我总是以两句名言作为思考落脚点：一句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主张的“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句是我国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强调的“文学是人学”。

人工智能什么都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懂中国、又知外国，无怪乎那么多文学写作者感到恐慌。但是，人工智能没有情感，而文学最需要情感。文学作品既不是通知公告，也不是新闻报道，更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种审美性质的文字集合。审美的要点在于呈现“美”（或优美、或壮美、或崇高美），让读者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感动，而“美”只能由情感孕育生成，无法由算法逻辑推导。文学固然需要逻辑、依赖智识，说理散文等更是要求论点突出、论证严密，然而知识不等于文学。理性一旦过度，就有损于感性。文学作品若失去感性和审美，就等于失去了灵魂和本质，不再是自己。归根结底，人工智能是信息技术的产儿，因为“无情”，所以不可能替代“有情之人”。

进一步说，人工智能更不是人。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焚书》中言：文学写作者须有“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人有诚心、有理想、有欲望、有痛苦，非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不可，而最好的文章正是由人的“童心”写出来的。文学的成果是一堆文字聚在一起，但对于写作者而言，过程或许比结果更重要。在写作过程中，有思绪不清的苦痛，有事例贫乏的遗憾，也有结构混乱的怅惘，而写作者不断与之作战，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贯彻在连缀文字的过程中。当文章形成之时，也是写作者历经一番艰苦冒险，到达此前所向往的彼岸之时。此刻，写作者的经验得到了反思，情感得到了释放，主体性也得到了发挥。文学写作的过程和结果均与一个血脉流动、生气贯注的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所以文学是“人学”而非“人工智能学”，文学离不开人。

反之，人也离不开文学。正如“外卖诗人”王计兵在《生活就是酿一场蜜》一文中所形容的：“我的生命是一种攀缘性的植物，写作正是插在我周围的竹竿，给我提供着生命向上攀缘的拉手。”由此可见，文学写作并非一种简单的社会实践或审美活动，更是一种使人向上的强大力量，与“生命”“尊严”“灵魂”等“人生必需品”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然，即使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文学写作，我们也必须理性地认识到：它的发展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将日益深入到人类社会的罅隙之中。哲学家赵汀阳甚至预测，人类未来只能与人工智能“共享天下”。因此，文学写作者无法自绝于它。

基于此种判断，有人预测，未来的文学写作将演化成一种“人机协同”模式，即由人倾注情感、搭建结构、实践写作，而让人工智能承担资料查找、逻辑优化、错别字修正等“边缘工作”。也就是说，人依然是文学写作的主宰，但也无需彻底排斥人工智能的辅助。只是问题在于，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界限极易模糊。文学写作的步骤究竟该如何分配并没有绝对标准，且这种模式的最大隐患在于人的惰性，文学写作者甚至有可能将“中心工作”交由人工智能去完成，自己只处理一些“边角料”。从当下来看，文学写作的“人机协同”模式并未完全成熟，其规则伦理更是仅停留在初步探讨阶段，有待实践的深入。

“未来，文学会因人工智能而发展成什么样子？其本质和定义是否会被根本性颠覆？”这类宏大话题已经引起许多文学爱好者的思考，却也总是加剧人的思维混乱，正如关于“人机协同”的讨论一样。反对抽象思考的人以为，文学与人工智能的“融合”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多宏大讨论不过是纸上谈兵，未来恐怕远超人类当下的构想，而且抽象的哲学思考对个人化的文学写作而言并无直接意义，徒增烦恼而已。在我看来，这类思考仍有价值和意义：不仅可以促使文学写作者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发展，进而反思和警醒自身，还有利于在人工智能写作与人类创作之间划定恰当边界，避免后者陷入失序和混乱。如中国作协副主席麦家所警告的，人类创作和人工智能创作的界限必须得到划定，否则人类的创作力和原创力或将荡然无存。或许，当下我们应该做的是，以“为文消得人憔悴”的勇气，投入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写作实践，在身体力行中思索和塑造理想中的未来，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冒险。

要言之，唯有文学写作者守住情感的内核、强化创作的创造性，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才能始终保有自己的本质。人工智能的潮流既无法抵挡，却可以借力，文学写作者不妨理性拥抱这场伟大实践。

作者简介：蒋达辉，95后，湖北武汉人。文学爱好者，尤喜中国古典文学。文学学士、政治学硕士，多篇文学作品被改编上舞台演绎，十余篇学术论文获奖。现以文字为业，长于舆情报告和开源情报分析报告的撰写，数十篇资政材料被采纳。有文学代表作《打开被折叠的日常——重读张爱玲》《玉笛春风入洛城》《女王的陨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