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日军宣抚班的片段小记

日军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及京沪杭作战后，占领了中国沿海地区大部分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城市，大量的国土、人口、资源落于日军之手。管理这些广袤的地域和大量的人口，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消弭社会反抗情绪、灌输“大东亚秩序”的理论，汲取民力物力以供长期作战之需，成为了日方的一大急务。

虽然民初社会纷乱，思潮混乱，但在当时国共等新派势力的共同作用下，老套的封建皇权和王朝征服概念已经灰飞烟灭，日本只能以一种相对微妙、隐晦的方式间接对占领区实施占领，“宣抚班”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综合性手段。

一、“宣抚班”的概念与组织框架

“宣抚”是唐宋时期开始出现的一种政治词汇，表示上级（中央）派出官员到特定的"有事地区"进行社会稳定和安抚民心的工作，是一种“上对下”的词汇，很能反映出日方对中国沦陷区的占领心态。

“宣抚”中“宣传、抚慰”的意思，在日方的现实操作中，实际就成了“教化安抚、抚剿兼施”的两手套路。对抗战力量而言，这是日方的一种政工作战形态。

一般来说，宣抚班由军司令部宣抚总班、师团、旅团宣抚指挥班、大队的分班逐级构成。

其人员主要由附属于军队的军属（非军籍文职人员）组成，这些人穿着军属制服。

宣抚班的骨干人员大多由长期在中国东北（伪满）地区活动的日本人担任，其非常熟悉中国的社会情况，也有部分是被日本殖民较长时间的“朝鲜人”。

镇江的宣抚班人员中有很深的“满铁“背景，人员比重极大，所以镇江的宣抚组织“南京特务机关镇江班”亦为“满铁上海事务所镇江宣抚班”。

二、满铁上海事务所-镇江宣抚班的业务领导

说到镇江宣抚班，则首先要了解一下满铁上海事务所的情况。

满铁上海事务所在全面抗战爆发时的负责人叫伊藤武雄，原先是满铁天津事务所所长，其就任后该所成员规模达到300人。

伊藤武雄在抗战爆发后，获得了驻华武官原田少将的支持，上海事务所跟随日军身后，在占领地区逐次以宣抚班和本地汉奸团体，构建“自治维持机构”。

伊藤武雄有一个“三角地带理论”：在乱世中国之下，安定和发展华中占领区（长三角地区），使之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则可以吸纳中国的资本和民众，消减抵抗意志和企图、能力，以达成不战而胜。

为此宣抚班除了进行政治策动工作外，还大量进行宣传、社会调查活动，直至进行“中国抗战力调查”。

日本在镇江附近的资源调查

三、日本宣抚班在镇江

1、团队入场、筹组伪政权

满铁上海事务所镇江宣抚班在镇江开展工作始于1937年12月26日，班长先后是中山四郎、加藤幸藏、近森学。

宣抚班的首项工作是稳定战乱后已失去秩序的镇江市面。12月28日，镇江治安维持会成立。同时，宣抚班开始在镇江筹划成立自治机构，会上秩序不佳，各路人等手段难堪，其中大照公司的郭志成等人开始出头和日方接触并获得认可。

镇江宣抚班对这些“日本通”也不是照单全收的，有些他们认为行为不可靠的人（通常为态度犹豫），在机构筹组过程中被排除，最后由柳肇庆就任镇江自治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1月中下旬开张。

2、清理对日的安全隐患

当时镇江城内的日军部队其实很多，但处于战争调动状态，无暇顾及城市内部的安全控制，只在营区和交通、仓储地区维持警备。镇江城内的维安大多由宣抚班和镇江维持会机构进行。

（1）清理尸体

该项目主要由红万字会负责

（2）收缴国军遗留的武器弹药

在电雷学校、灵鹫寺、承庆禅寺等处，起获大量炮弹、炸药、被装等军事物资。

（3）招募了一支安全队（自治委员会公安科），约150人。警察队队长叫朱恭甫。

（4）招抚闲散

收编“顺匪”胡春潮、收编刘鸿奎（官塘桥）、朱顺根等武装团体。

当然，你可千万别以为他们出头是为中国人做事，其本质上还是日本侵略的汉奸附庸。比如这几位在城西被俘的“便衣队”（日方军报记录为破坏铁道、隧道的活动），就被镇江自治委员会砍了脑袋。

3、为日军提供物资补给和支援服务

这其实才是宣抚班的重点任务，其利用自治会这种汉奸机构作为白手套，进行军事劳役征发、物资征调、交通控制等活动。

“安定秩序，稳定人心”，是为了更好的扩大战线。镇江相对安定的代价，是抗日前线地区的老百姓要更倒霉了。

4、医疗救助、工业复兴、文化宣传、教育重建

以上这些客观上说，对缓解镇江人民的生活苦难有一定现实作用，在1938年后镇江的人口数量开始回升。但是其动机和上述第三点依旧一致。

镇江民众除了寻机讨口饭吃，对日本宣抚工作始终不信任。镇江宣抚班班长加藤幸藏曾谈到，在一次下乡巡诊中，镇江民众认为日本人是来卖鸦片打毒针的，以致其非常生气并记述道”不能互信、就根本谈不到互助了“。

进入1938年后，镇江地区的宣抚活动进入高潮阶段，几乎就要进入“以战养战”的舒适区。而几乎同时，新四军也开始在茅山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

1938年6月17日的镇江韦岗战斗即出现在了镇江班的报告里。

由于抗敌活动的天然正义性，和当时中共极佳的社会形象与组织动员能力，日军的宣抚引诱活动遇到了强劲的抵制。

宣抚班开始调整策略，对一些战争初期强控的“军方委任经营工厂”有“统制”经营，借伪政府的口径声明“返还”，加强社会好感。并将镇江面粉厂、火柴厂的部分营销权给予了大民会、县公署，以图加强伪政权机构的经济实力，提升其活动能力。但由于战乱环境和日本洋行的不对等经营地位、伪官们贪墨肆无忌惮，实际收效非常有限。

5、宣抚班的尴尬处境

虽然日本的宣抚班是其军队的伴随政工队，但日军大多数时候并不把其放在眼里。

首先战争长期化后，虽然战争初期那种大规模的集体暴行在华东地区已极为少见，但其军人、侨民对中国人的轻蔑态度却随处可见，零星施暴冲突不断，宣抚班的各种亲善活动根本无法抵消和扭转中国人的普遍观感。

其次宣抚班本身不是军人，充其量是军属、职员，并没有军籍。日军部队由此对宣抚班也持同样的轻蔑态度，导致双方无法协同配合开展工作。

宣抚班除了日本人、朝鲜人外，还有很多当地的中国人作为外围“宣抚员”。日军特务机关往往对这些人极不信任，经常性的进行抓捕讯问，镇江的几个汉奸头目就遭遇过这种莫名的“牢狱之灾”。

四、镇江宣抚班的退场

由于宣抚班的地位相当于占领区的影子政府，大量消耗着日军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虽然其非常“努力”的维系日本在镇江地区的占领形象，但实际上越来越入不敷出，变成了持续亏损的生意。日本以“宣抚班”方法，妄图复制“伪满”的殖民模式宣告失败。

于是在1940年镇江等地的宣抚班统一改称，称为“镇江部队联络官事务所”，社会政务职能完全转给了伪政府，实际只保留其军事情报属性，满铁系统的职员也大多退出了宣抚工作。

句容班改名的新闻 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