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无罪判决42｜百色中院：李某虎非法买卖爆炸物再审改判无罪案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聚焦一起非法买卖爆炸物案，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三位法官在再审程序中作出无罪判决，让这场因“新型技术产品”引发的刑事追诉尘埃落定。从一审十年有期徒刑到再审宣告无罪，这份判决为行政犯的认定划定了清晰的司法边界，也让“信赖利益”与“主观故意”的界限得以厘清。本案再审辩护律师虽未具名，但我们要向所有为本案昭雪付出努力的法律人致敬。

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李某虎因生产爆破需要，向贵州某公司购买了一种新型专利产品——二氧化碳发热管。购买前，李某虎反复核对了卖家的营业执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以及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不具备爆炸性”的检测报告。产品通过普通物流发货，全部用于石场生产经营，使用中未发生任何事故。然而，因卖家另案案发，公安机关从工厂扣押的同类产品被鉴定为“具有爆炸性”，李某虎因此被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李某虎申诉后，百色中院再审改判无罪。

那么，判决无罪的理由是什么，都遵循了哪些司法逻辑？

一是主观犯意的否定：信赖利益阻却犯罪故意

判决明确指出，李某虎在交易前已索要并审查了卖方的营业执照、危化品许可证及权威安全检测报告，足以使其相信该产品为合法流通物品。当一个人基于对行政监管资质的信赖、对权威检测报告的依赖进行交易时，法律不能强求其具备超越行政监管的专业判断能力。再审判决精准区分了“疏忽大意”与“犯罪故意”——对于已经尽到审慎审查义务的市场主体，不能将其缺乏违法性认识的行为上升为刑事犯罪。

二是鉴定意见的排除：检材同一性与证据规则的双重坚守

原审定罪的核心证据是一份事后在卖家工厂扣押样品作出的爆炸物鉴定意见。再审法院以严谨的证据法思维予以否定：其一，李某虎购买的发热管已全部使用完毕，无法取样，而卖家产品存在不同批次成分不一致的情形，无法证明送检样品与涉案物品具有同一性；其二，判决提出一个极具理论深度的论断——“爆炸性是属性概念，具有爆炸性的物质并不等同于就是爆炸物”。不能仅因物质成分具有爆炸性就径直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否则将混淆化学品、危险化学品与爆炸物的界限，导致刑法适用的泛化。在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时，法院坚决守住了“疑罪从无”的底线。

三是行政犯的定性：行政违法性缺失阻却刑事犯罪成立

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属于行政犯，其成立以违反前置行政法规为前提。再审判决查明，案涉二氧化碳发热管作为一种新型技术产品，在案发时并未被有关主管部门列入《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未被归类为爆炸物。在行政监管层面尚属“灰色地带”的物品，不宜直接动用刑法进行规制。这一裁判逻辑精准区分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避免将尚未被行政监管明确禁止的行为刑事化。

法院最终依据“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规定，坚决贯彻了“疑罪从无”原则。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公安机关从卖家工厂扣押的鉴定意见、上游案件尚未审结的复杂局面，法院并未被“风险恐惧”绑架，而是穿透表象看主观故意，穿透检材看证据链条，穿透行政定性看刑事违法性。让公众看到：司法不应是简单的“属性推定”，而应是对主观状态、证据规则、行政从属性的全维度审视。

正如再审判决所揭示的：不能将新型技术产品的监管空白所导致的定性争议，归咎于基于信赖进行交易的购买方。这份充满司法智慧与担当的判决，既是对“证据裁判主义”的庄严宣告，更是对新型生产工具领域罪与非罪的理性厘清。

百色中院以专业胆识再审改判，作出这份标志性判决。它不仅纠正了个案冤错，更体现出对市场交易信赖利益的尊重和对行政犯认定规则的坚守。我们应该为百色中院坚守法律底线、捍卫司法理性的勇气喝彩！向作出无罪判决的三位法官致敬！为本案昭雪付出努力的法律人点赞！

无罪判决，既是法治进步的生动注脚，也是对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坚守初心的最好致敬！

作者简介

游涛，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本科、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曾任某网络科技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北大、清华等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法律适用》《人民司法》《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