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Labubu成了潮人贵妇的新玩物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渣渣郡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

21世纪的时尚就是这样残酷，当某件单品被潮流选择的时候，也意味着它衰落倒计时的开始。

当拥有一个Labubu泯然众人矣，要强的潮人就要寻找新的高地。

如果你关注tiktok上的时尚趋势，会发现一个长得像盗版labubu的玩意儿正在成为潮人包挂。

一些人管他叫苏维埃米奇，苏联Labubu，还有人管它叫大耳朵布查。

但他真实的名字叫作Чебурашка - Cheburashka本意是笨拙地摔倒。60年前，它从橘子箱摔进了这个世界，而60年后，它又带着一身苏维埃的尘土闯进了潮流的风暴眼。

当时尚博主将大耳朵布查列为新包挂明星之后，从tiktok到reddit迅速展开了一场新的时尚鄙视链大游戏：

“大耳朵布查才是OG。”

“Labubu这种潮流玩具，就是跟风的游戏，每个人都被溜得像条狗...你不能拿切布拉什卡跟那些资本骗局做比较。”

“切布拉什卡至少还有灵魂，有一张和善的面孔和一双眼睛，它还没有被资本将万物商品化所玷污。”

“切布拉什卡有故事，他是先有故事才有玩具的，这跟商业概念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冷冰冰的。”

无论人们对这样的鄙视链争吵持怎样的看法，但争吵和议论本身推高了这个小家伙的声量，以至于它在Google趋势上一路狂飙突进。

大耳朵布查不只存在于趋势曲线与短视频之中，它正对现实生活施加影响。

根据俄罗斯电商平台Yandex Market披露的数据，大耳朵布查已重新进入最受欢迎的动画角色之列：它在榜单中排名第4，在订单量上排名第3。

这意味着，它成功挤掉了《雪之女王》、《雾中的刺猬》和《等着瞧》等一系列苏联时期动画大作，成为当代俄罗斯本土动画商品中唯一的苏联遗珠。

而在日本，大耳朵布查更是被玩出花样了。

自千禧年代起，小家伙儿便通过改编动画进入日本市场（这里有桩法律纠纷，按下不表）并形成丰富的周边，虽然大众影响力比不上本土主流动画角色，但在东京、大阪等地的中古店与二手市集中，你总能发现它的踪迹，这意味着它对于当地拥有一定数量的收藏者。

甚至对于一些不太了解动画的人来说，日本的高频出现甚至会让人误以为它本就是一种日本产物。而随着这一轮由短视频平台带动的微小趋势，大耳朵布查的周边又开始重新被日本消费者追逐。

大耳朵布查与它的竞争者相比，的确拥有很多优势。

比如作为苏联时期重要的文化符号，其影响力巨大，至少在过去苏联前加盟的领域，它是一个极具感召力的符号。

更重要的是，跟前一阵子流行的潮流玩具的空心化叙事比起来，大耳朵布查的故事显得极为厚重，甚至与当下社会情绪暗合。

1966年2月，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一场被后世反复书写的审判，在莫斯科法院中举行。

被告席上站着两个人，一位叫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另一位叫尤利·丹尼尔，他们都是因为以笔名在西方发表文学作品，而沦落至此的。

前面那位，以Abram Tertz为笔名写了一本名为《审判开始》的小说，讲的是斯大林时代检察官道德崩塌的故事。后面那位写的是本大逃杀文学，叫《这里是莫斯科在说话》背景设定是当政府允许一天合法杀人后的故事。

虽然两人都坚持这只是文学，但国家并不接受这种解释。最终，两位作家被判犯有反苏宣传鼓动罪，进了劳改营。

这场审判虽然听上去并不起眼，给人感觉就像是苏联时代的日常，但它却在这个政权短暂的存在历史中格外耀眼：在庭审前人们要求政府公开审理此案引发的游行，被认为是苏联人权运动的起点，而在此之后庭审文件的流传，为几十年后的结局埋下暗线。

这场审判在历史书中被high-light的Sinyavsky–Daniel trial，它意味着勃列日涅夫强硬统治的开始。

在这阵凛冽的寒风中，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小生物，从作家艾杜瓦德·乌斯宾斯基笔下诞生，在其1966年出版《鳄鱼吉纳和他的朋友们》中，大耳朵布查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它被塞进一箱橙子里，摔进了北境之地，爬起来，开始寻找朋友和自己的未来。

1966年版《鳄鱼吉纳和他的朋友们》

这个小怪物来自一个充满热带雨林的国度，在偷吃橘子的时候被装进了箱子，进口到了苏联，当苏联百货店员打开箱子检查货品的时候，这个小东西摔了出来。

看着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玩意儿，百货店员词穷了，就给他起了个Чебурашка（读做切不拉什卡）的名字，是从那种特滑稽摇晃摔倒的俄语动词化变而来。

据说，之所以这个角色有这么一个好养活的名字，是因为乌斯宾斯基有次去朋友家玩，在路上看见一个小女孩，因为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大貂不停地摔倒，每次摔倒旁边的大人就会戏谑地大喊чебурахнулась，他觉得挺有意思，就给这词变了变改成名字了。

百货店员看见这个小玩意儿，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咋整，思来想去给送动物园去了。在动物园，大耳朵布查遇见了在这打工的鳄鱼吉纳。

鳄鱼吉纳性格温和，爱拉手风琴，却始终有些孤独，甚至还贴过寻友广告。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一个被运来的异类和一个体制内的孤独打工人，算是凑到了一起。

整个故事里没有宏大叙事，它由一连串温和的小事构成：帮人解决困难、一起修东西、建点小设施。若说有什么主线，大概就是他们慢慢建立起一个朋友俱乐部，认识越来越多的人，把原本冷清的生活，一点点变得有人气。

1969年，当这部作品被改编成登上苏联荧幕之后，在那个电视节目稀缺的年代迅速成为影响力最强的节目之一，虽然缺乏相关的收视统计数据，但现实是它已经成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同文化记忆。

1969年《鳄鱼吉纳和他的朋友们》被改编成动画，大耳朵布查的形象被确定

任何能够成为共同文化记忆的作品，一定是回应了人们的现实心理需求。

《鳄鱼吉纳和他的朋友们》也是如此，动画中反复出现的找朋友母题，以及那些温和而琐碎的小事，某种程度上，正是苏联城市化进程中普通人孤独经验的回响。

苏联建立后，伴随着工业化的野望，城市化迅速展开，这在战后更是明显提速。大量人口被吸纳进城市参与工业化建设，也被扔进标准化的赫鲁晓夫筒子楼里，开始学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在当时很多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他们既脱离了原有的乡土关系，又尚未融入新的城市秩序，在很多地方，逐渐形成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状态，既不是农民，也谈不上真正的市民，这就像是大耳朵布查的隐喻，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未来何处去。

在城市化被看成是工业化的副产品的时刻，所有人都是进步的燃料，而代价就是孤独感不仅仅属于大人，也属于孩子们。

俄剧《男孩的誓言》里的安德烈，作为转校生遭遇霸凌的遭遇，大概是当时很多俄罗斯移民家庭子女的情况，很像是身处其中，却难以融入的鳄鱼吉纳。

在一个冷峻、以效率与秩序为先的社会结构之中，《鳄鱼吉纳和他的朋友们》成了一种温情安慰剂般的存在，也正因此，它能活过1991年红色帝国的崩塌，没被米老鼠和唐老鸭的文化浪潮冲丢。

今天，大耳朵布查在缓步成为时尚包挂之外，还成了一种亚文化研究，一些粉丝通过它来自热带雨林的设定和上世纪50年代苏联从古巴、以色列和摩洛哥三国进口橘子的史实，给它安排了一个古巴国籍。

而剧中的《鳄鱼吉纳之歌》也成了斯拉夫语地区的生日快乐之歌。

在国际体育赛事上，你更是能从新闻影像中，轻而易举地洞察到大耳朵布查已经成为前苏联文化空间中的流行符号，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再到后面的冬奥会，它的身影无处不在。

这种热情直接影响到商业领域，一个最有代表的例子是，在当前俄罗斯市场好莱坞影片受限的背景下《大耳朵布查》正在成为俄罗斯影史最卖座的本土电影。

2023年上映的第一部斩获9000万美元票房，而今年1月上映的《切布拉什卡2》同样延续了这一热度，截至目前已超过8000万美元。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代表性，在很多跟俄罗斯有冲突的国家，这个小家伙总被视为俄罗斯的化身而惨遭凌辱。

比如在2018年亚美尼亚示威中，示威人群就利用攻击大耳朵布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海报上方的亚美尼亚语“Հաղթանակը մերն է”意为“胜利属于我们”

今天，大耳朵布查在俄罗斯的形势也出现了变化。

按理说，按对俄罗斯当下状况的了解，这种100%国产文艺作品受到欢迎是一件大好事，很激励人心，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耳朵布查也被喷了，还被喷惨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小家伙是靡靡之音。

在众多批评者中，立场最为强硬的，还是一个被誉为国师的大人物：亚历山大·G·杜金。他认为，如果俄罗斯人民群众再迷恋这个玩意，国家就完了，苏联正是被它摧毁的。

在名为《切布拉什卡，解体的形而上学》的一文中，他是这样解释的：

“这里蕴含着一种对理想的解构，我们追逐的东西从革命者和建设者退化成了科学未知的生物”。当苏联人民不再进行英雄般的行军，意味着我们已经迷失了生存的方向。”

“切布拉什卡的出现，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形而上的层面上，都与苏联的解体、意识的液化以及向小资产阶级化、幼稚化的价值观的转变相吻合。有人可能会说，正是切布拉什卡摧毁了苏联——当然，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摧毁，而是作为一种原型人物，它体现了垂死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

“当文化界人士用翻拍一部关于“不知名的小怪兽”的旧苏联动画片，来回应政府倡导的传统价值观时，我认为这无异于对俄罗斯历史觉醒的冷嘲热讽。我们需要的是严肃的人物、悲剧性的人物，甚至可能是困惑的人物，但必须是具有深厚俄罗斯精神的人物。”

就这样，在故乡舆论的审判与国际政治的倾轧中，这个小家伙再次跌回了那个装满橘子的木箱。它依然是那个跌跌撞撞的异乡人，在大时代的滚滚车轮下，它是一群弱小无名的个体化身。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动画工业曾被要求以迪士尼为参照，试图建立一套同样成熟的制作体系，因为那时他们意识到，动画片是可以被利用的意识形态武器。

政治总想让一切都变成工具，但人总要寻求更多的共鸣，人们喜欢《鳄鱼吉纳和他的朋友们》是因为它的无助与孤独，始终能让我们想起自己的处境。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60年后，这位作家笔下的布尔什维克小怪物重新被纽约潮人挖掘、追捧，但那个牢不可破的联盟已经解体35年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