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动保护”到“主动对话”：呼戈谈蒙药发展与跨境申遗新路径

从“被动保护”到“主动对话”：呼戈谈蒙药发展与跨境申遗新路径

作者︱孙树恒

题记：最近跟内蒙古服务贸易协会会长呼戈先生聊了几次关于蒙药发展的问题，很有见地。

蒙医药，这株在草原游牧文化中孕育了千年的民族医药奇葩，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作为一名长期致力于推动内蒙古服务贸易，特别是蒙医药“走出去”的从业者，我见证了这一古老医学体系从深藏草原到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今天，我想抛开宏大的叙事，用最朴实的语言，谈谈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推动中蒙两国蒙医药联合申遗，以及这背后关乎蒙药未来发展的深层逻辑。

一、同根同源：为什么蒙医药必须走“联合申遗”这条路？

说起蒙医药，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藏医”或者“中医”，这是一个误区。蒙医药有着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以“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学说为核心，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文化存在。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的蒙医药，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在历史上，无论是清代的蒙医药学家占布拉·道尔吉，还是近代的各类医学典籍，都是两地共同的文化遗产。这种“跨境共享”的特性，决定了它在申遗这条路上，不能单打独斗。

早在2016年，我在中蒙俄智库国际论坛上，就首次提出了中蒙两国携手将蒙医药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设想。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坚持推进这件事？

这里面有两个非常现实的好处。

第一，缩短申报周期，提高成功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跨国联合申报的项目，往往有着更高的优先级和更宽容的名额限制。在申报世界遗产的博弈中，单一国家申报往往面临着激烈的内部竞争和严格的配额限制，而“两国联合”甚至“多国联合”，符合联合国倡导的国际合作精神，能够有效整合资源，避免两国各自为战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标准冲突。

第二，这是“文化外交”最温和、最有效的形式。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文化上的共鸣是任何政治经济合作都无法替代的黏合剂。此前，“蒙古族长调民歌”就是中蒙两国联合申遗的成功范例。既然长调能通过歌声让两国人民的心连在一起，蒙医药为什么不能通过银针和药浴，守护两地百姓的健康呢？

蒙医药申遗并非空中楼阁，它有着深厚的“家底”。自2008年以来，蒙医药的多个核心技艺，如蒙医火针、温针、整骨术以及蒙药浴等，都已陆续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就像盖房子已经打好了地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此基础上，盖起一座属于两国人民的“大房子”。

二、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蒙药发展的观念之变

长期以来，我们在谈论民族医药发展时，更多强调的是“保护”。保护濒临失传的方剂，保护年事已高的老蒙医，保护草原上的野生药材资源。这种“被动保护”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必要的，但放在今天全球化与数字化的语境下，已经不够了。

我认为，中国文化遗产，包括蒙医药，正在经历一场从“被动保护”向“主动对话”的深刻转型。对于蒙药而言，“走出去”不仅是卖几盒药，更是输出一种健康理念和生活方式。

蒙医药有其独特的优势。在内科领域，蒙药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以及骨伤科疾病的治疗，有着见效快、副作用小的特点。蒙医整骨术，不用开刀，手法复位，配合夹板固定和药酒外敷，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具吸引力的“绿色疗法”。

但“走出去”的路并不平坦。最大的障碍在于标准的差异和文化的隔阂。西方国家对药品的审批极其严格，蒙药作为复方制剂，其成分复杂、作用机理难以用西方的“化学成分分析”完全解释清楚。这就导致很多时候，我们的蒙药只能在华人圈子里流通，难以进入主流医疗体系。

怎么办？联合申遗就是一个绝佳的“破冰”机会。

申遗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文化阐释和翻译过程。当我们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文本时，我们必须用国际通用的语言，把“赫依、希拉、巴干达”这些抽象的概念，转化为现代医学语境下能够理解的“神经调节、代谢平衡”等逻辑。这个过程，倒逼着我们对蒙医药进行现代化的理论重构。

一旦蒙医药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意味着它的文化价值得到了国际最高权威机构的背书。这将极大地降低海外消费者对蒙药的认知门槛。当人们不再把蒙药视为某种“神秘的巫术”，而是一种“被联合国认可的人类智慧”时，蒙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文化壁垒就会大大降低。

三、以“万里茶道”为鉴：蒙药如何讲好“流动的故事”

在推动蒙医药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关注国内其他文化遗产“出海”的案例，其中“万里茶道”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刻借鉴。

万里茶道，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北至俄罗斯圣彼得堡，全长1.4万公里。它不仅是茶叶贸易的通道，更是文化交融的动脉。如今，湖北牵头联合沿线八省，正积极推动中蒙俄三国签署联合申遗备忘录，力争在2030年冲刺世界遗产。

万里茶道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是“活态传承”。

茶叶是流动的，文化也是在流动中才得以保鲜。万里茶道沿线正在推动茶旅融合与跨境自驾游，让游客重走茶路，在行走中感受历史。同样的道理，蒙医药也是流动的。它不能只躺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也不能只印在厚厚的典籍里，它应该流动在跨境医疗旅游的线路上，流动在数字化服务的云端里。

云南发起的“世界遗产游计划”也给了我们启发。他们设计跨境旅游线路，让文化遗产变成了可消费、可体验的产品。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种模式，打造“蒙医药健康游”。

设想一下，未来的某一天，一位蒙古国乌兰巴托的游客，或者一位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朋友，可以沿着“蒙医药之路”来到内蒙古。他在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体验一次传统的蒙药浴，接受一次蒙医整骨治疗，然后到草原深处亲手采摘、辨认草药，参观蒙药厂的数字化生产车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远比在海外开一场枯燥的推介会要有效得多。

文化的传播，不能是生硬的输出，而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吸引。当人们因为健康需求来到内蒙古，亲身体验了蒙医药的神奇疗效后，他们自然会成为蒙医药的“口碑传播者”。

四、数字赋能：用算法重构蒙医药的文化叙事

如果说“走出去”是目标，“联合申遗”是路径，那么“数字技术”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最强大的工具。

过去，我们向外国人介绍蒙医药，通常靠翻译、靠图书、靠纪录片。这种方式成本高、受众窄，而且往往是单向输出。对方看着屏幕上晦涩的药材名字和古老的制作工艺，很难产生真正的共鸣。

但现在，技术变了。

我关注到腾讯利用数字孪生和AI大模型，为重庆白鹤梁水下题刻打造“云端展陈”的案例。他们实现了中国白鹤梁与埃及尼罗尺的“实时云端对话”，将千年石刻题文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生命体。埃及民众可以通过他们熟悉的尼罗尺，来理解中国白鹤梁的价值。这种沉浸式体验，比生硬的输出更容易引发情感共鸣。

这就是“文化+科技”的魅力。

对于蒙医药来说，数字赋能的想象空间巨大。

第一，建立蒙医药数字博物馆。 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将蒙医药的历史文献、药材标本、诊疗器具、传统制作技艺进行高精度数字化还原。全球任何角落的人，只要戴上VR设备，就能“走进”一座虚拟的蒙医药殿堂，甚至可以模拟体验“火针”或“温针”的治疗过程。

第二，AI驱动的跨语言文化传播。 蒙医药的术语非常特殊。我们可以训练专门的AI大模型，将蒙医药的古籍和现代研究成果，精准地翻译成英文、俄文、蒙古文（西里尔文）等多种语言。更重要的是，AI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受众的认知习惯，自动生成适配的“文化翻译”。比如，向西方受众解释“蒙药浴”时，AI可以将其类比为“基于植物精油的深度睡眠疗法”；向日本受众介绍时，则可以强调其与“汉方药浴”的异同。

第三，数字化质量控制。 蒙药要走出去，质量是生命线。通过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我们可以对蒙药的种植、采摘、炮制、流通进行全过程数字化追溯。当一位欧洲消费者买到的蒙药包装上，扫码就能看到这株草药的“前世今生”，甚至能看到它在草原上的生长环境时，信任感就会油然而生。

五：走一条属于自己的“出海新路”

回顾过去这些年，无论是万里茶道的复兴，还是白鹤梁的云端对话，中国文化遗产正在探索一条前所未有的“出海新路”。

这条路不再是单方面的、官方主导的宣教，而是多边合作的、数字赋能的、多元参与的新模式。

对于蒙医药而言，联合申遗是我们目前最核心的抓手。通过联合申遗，我们梳理家底、统一标准、开展文化外交；通过数字技术，我们打破时空限制，让古老的蒙医药变得可触摸、可交互；通过民间力量，我们让文化传播更接地气，更具情感温度。

我常常跟协会里的年轻人说，我们做的这件事，急不得，也停不得。急不得，是因为文化认同的形成需要时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停不得，是因为时不我待，如果我们不主动去讲述蒙医药的故事，就可能会在国际文化版图中失去话语权。

从2016年提出联合申遗的设想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十年。虽然这条路走得比预想的要漫长，但我越来越有信心。因为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从官方到民间，从传统行业到科技企业，大家正在形成合力。

可以预见，未来这类“主题相似、地域不同”的联合申遗项目会越来越多。而蒙医药，作为中蒙两国共享的瑰宝，完全有潜力成为继长调民歌之后，又一个文化交融的典范。

最终，我们希望通过蒙医药这根“银针”，不仅能够治好身体的病痛，更能打通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让古老的草原智慧，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条路，值得我们一直走下去。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专栏作家，蒙域经济30人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政协智库专家，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