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耿飚一句话惹怒邓小平，彭真深夜紧急召见：你摊上大事了

说起香港驻军这事儿，你可能不知道，当年差点就黄了。84年有位老将军接受采访时随口一句话，直接把小平同志气得够呛，结果彭真半夜把人叫到人民大会堂训话。这位将军是谁呢？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耿飚，一个从童工干到国防部长，打过仗、搞过外交，最后还差点搅黄香港回归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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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10月，斯德哥尔摩的街头飘着细雨。耿飚坐在瑞典王室的六匹马拉的专用马车里，心里估计在嘀咕：这辈子打了那么多仗，没想到今天穿得跟个相声演员似的，还要去见什么国王。

车轮滚过石板路，周围是全副武装的宫廷侍卫。耿飚手里攥着国书，那可是新中国的脸面。到了王宫，他把国书递给瑞典外交大臣，整个仪式搞得挺隆重。就这样，瑞典成了首批跟新中国建交的18个国家之一。

可你要问耿飚怎么从一个打仗的将军变成搞外交的大使，这事儿得从5个月前说起。那会儿耿飚还是解放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正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呢，工作人员进来说杨得志和李志民找他。耿飚心想肯定又有什么新任务，结果一听傻眼了：让他去瑞典当大使。

瑞典在哪儿？干嘛去那儿？耿飚当时脑子里全是问号。杨得志和李志民倒是挺高兴，拍着他肩膀说：老耿，就你合适，想部队了就回来走娘家。耿飚虽然一肚子疑问，但党让干啥就干啥，这是他从水口战役、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一路打过来养成的习惯。1932年水口一战，3个团长全挂了，师长也重伤，耿飚拎着马刀就往前冲，硬是守住了中央苏区的南大门。1935年直罗镇，子弹打进脖子，差点就交代在那儿。这些经历让他明白一个道理：组织需要你干啥，就得干啥。

002

耿飚带着忐忑来到北京，住进华北军区招待所。没多久见到了周总理，上次见面还是46年在北平军调处，那会儿耿飚跟着叶剑英干。4年过去，总理还是那个总理，眉眼间多了份从容。

总理给他解释了为啥要从军队调人搞外交。新中国刚成立，外交这摊子活儿急得很，但咱们没人会干啊。总理说外交官主要从三个地方来：文化界懂国际事务的，名校大学生，还有就是八路军驻重庆、西安办事处，以及军调部工作过的干部。耿飚就属于第三种，46年在北平军调部虽然时间不长，但认真细致的劲儿给总理留下了印象。

耿飚老实说：总理，我怕干不好。总理笑了：谁天生就会干外交？我也是边干边学。姬鹏飞、黄镇、韩念龙、袁仲贤这些同志，哪个不是军人出身？你们这批将军大使，是中央深思熟虑才定下的。

总理专门办了个培训班，从怎么用刀叉到外交礼仪，事无巨细地教。学了小半年，耿飚就带着新中国的期望出发了，不光当瑞典大使，后来还兼了丹麦、芬兰公使。那会儿新中国的建交国才18个，现在已经182个了，这里头有耿飚这批老外交家的汗水。

003

耿飚13岁就在衡阳铅锌矿当童工，后来成了工人罢工的组织者。大革命失败后回老家拉起队伍，最后加入工农红军，这一干就是20多年。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耿飚因为在外交部工作，错过了这次机会。1979年他重新回到军队系统，当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1981年还当上了国防部部长。但直到退休，他都没有军衔，成了新中国唯一一个没军衔的国防部长。

耿飚搞外交确实有两把刷子，这跟他长期干参谋有关系。他当过红一军团红3军9师参谋，四方面军红4军参谋长，八路军129师385旅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做事特别细。

1956年，耿飚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年底周总理要出访印度、巴基斯坦等五国，临走前耿飚专门找到总理说了个事儿：如果印度请您去尼赫鲁家乡，您最好别去。总理问为什么，耿飚说：尼赫鲁家乡在克什米尔南部，那地方印巴有争议。您要是去了，国际上会误解咱们支持印度、反对巴基斯坦。

总理一听很高兴，说这建议提得好，看来你已经是个合格的外交家了。果然没过多久，印度和尼赫鲁提出了类似邀请，总理找了个理由婉拒了。巴基斯坦方面特别满意，说中国保持了客观中立。

004

1967年那阵子，造反派盯上了耿飚，康生污蔑他搞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耿飚被迫离开工作岗位，这一离开就是一年多。

1968年3月，缅甸共产党搞武装斗争20周年纪念活动，毛主席问周总理谁在负责缅甸的工作。总理说原来是耿飚，主席又问耿飚去哪儿了。总理说外交部有个报告，说他是投降主义，报告在康生那儿。

主席找到康生，问耿飚有什么问题。康生说耿飚和黄镇一直搞投降主义，对抗中央路线。主席对这回答不满意，问报告是谁搞的。康生说要把报告送给主席看，主席挥挥手：不用看了，因为不胜其看。两个月后主席批示：现在黄镇、耿飚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可以了。

九大要开了，各部门推选代表，外交部推了耿飚和黄镇。康生等人又来搅局，说这是还乡团反攻倒算。最后是总理拿出主席批示，这才让耿飚和黄镇顺利当选中央委员。

九大闭幕后，耿飚终于回到外交部，总理任命他当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阿尔巴尼亚当时号称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重要阵地，这职务分量不轻。

005

到了阿尔巴尼亚没多久，耿飚就发现不对劲：咱们给的援助太多了，而且他们用得也不合理。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能分到4000多元援助。他们国土不大，咱们援助的化肥厂够他们一公顷用400公斤化肥，比咱们自己用得还多。

耿飚在回忆录里写：对友好国家援助是应该的，但得量力而行，得根据对方实际需要，不能有求必应，不然就跟往无底洞倒钱似的。

更让耿飚无语的是，阿尔巴尼亚领导太依赖中国了，养成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他们的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直接跟耿飚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

这种依赖心理和懒惰心理，对阿尔巴尼亚长期建设没好处。耿飚虽然刚丢过职务，但耿猛子的脾气上来了，不管个人荣辱，把想法汇报给中央。

李先念收到信后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你是第一个提这种意见的人。李先念把信转给主席，主席看后说：耿飚同志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他是个好大使。后来总理把主席这话转告给耿飚，耿飚听了很高兴，因为他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006

耿飚这辈子，一半在战场上，一半在外交线上。战场上的回忆多了去了，但最难忘的还是97年香港回归。80年代他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全程参与并协助小平同志完成谈判工作。

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84年小平同志对他的一次批评。84年3月12日，两会在北京开，耿飚接受记者采访，不出意外地被问到香港问题。

当时谈判团团长周南后来回忆说：很多大媒体派女记者来摸底，这些女孩子很难缠，见到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问。耿飚当时忙得要命，要参加两会，准备发言，审议提案，还要准备出席世界议联大会，接待议联会员国代表团。

一位记者问：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含糊地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他当时不知道小平同志在这事上的强硬态度，连用了可能和不一定。第二天香港一些报纸和外媒大肆炒作，说成了中国政府的意见是香港不必驻军，舆论一下子炸了。

5月，小平同志听取港澳工委汇报时听到这事儿，还有人说黄华也说过类似的话。小平同志当场发火：他们是根据什么讲的这些话？他们有什么资格对记者讲这样的话？

按照惯例，记者拍完照就该退场，让主人宾客单独谈话。但这次记者刚准备走，小平同志把他们叫住了：记者朋友们等一等，我还有话要讲。记者们立刻意识到不同寻常，赶紧返回会场，架好长枪短炮。小平同志说：我要对记者说几句话，希望大家出去给我发条消息，就说耿飚讲的那个不作数，你们给我辟个谣。

他顿了一会儿接着说：我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的领土？

还有记者问：香港目前有些雇佣兵，不足一千人，是不是可以留在香港？小平同志简短利索地回答：这个不行，将来大陆会派解放军去。

007

就在小平同志对记者澄清态度的时候，耿飚对此事还一无所知。他正在万寿宾馆接待外宾，突然接到彭真委员长通知，要他立刻赶到人民大会堂。

司机和警卫都出去吃饭了，耿飚找不到自己的车，就近找了辆便车，一个人匆匆赶到大会堂。彭真脸色严峻地告诉耿飚：小平同志发火了，因为香港报纸关于驻军问题的言论，你要严肃对待这件事，这两天哪里也不要去。

回家后，耿飚花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和反思，向中央提交了检查：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坏。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做座右铭。

这份检查里，耿飚没有任何解释，也没强调客观因素，有的只是真诚的自我批评。这是他一贯的知错就改、高风亮节的革命家风度。

值得庆幸的是，耿飚这次失误没有实质上给香港回归带来麻烦。相反，有了小平同志这次发火，中英双方在谈判桌上争论许久的要不要驻军的问题就此划上句号。

小平同志发火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斯就紧急约见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伊文斯说：英国非常关注邓主任昨天的讲话，同时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周南回答：这个问题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已经讲过多次，国防要归中央管，香港必须驻军。邓主任已经发脾气了，你还讲什么？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

伊文斯得到这个回答后只好失落地离开，此后英方果然再也没在谈判中提过这个问题。这场风波最终以小平同志的坚定态度和耿飚的真诚检讨画上句号，也为香港回归扫清了一个重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