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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四十年,彭老总回忆江口会议感慨:当时我要支持毛主席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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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身为国民党第11师32旅旅长的黄维,干了一件这辈子都让他觉得脸上有光的事儿。

那会儿正是赣州战役收官的时候。

照黄维自己的话说,他的队伍那是“快马加鞭”,一到赣州北门,立马架起浮桥,趁着黑灯瞎火,领着三个团就摸进了城。

更绝的是,没过几天,工兵把地道给打通了,他挑了个半夜三更的时候突然发难,一下子把红军一个师给包了圆,“连带师长侯忠英在内,一个没跑掉”。

哪怕过了好些年,黄维聊起这段往事,嘴边还挂着那句俏皮话:“彭德怀只晓得有个马昆……”

这话听着是挺损,可细琢磨起来,黄维还真没瞎说。

当年身为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连带着整个苏区中央局,在赣州城墙底下栽的这个大跟头,归根结底就输在一件事上:算账。

这笔账,从一开始就没算对。

这就不是一场该打的仗,纯粹是被一股子狂热情绪和死板教条牵着鼻子走,才做出的糊涂决策。

把日历翻回1932年1月。

那会儿中央苏区的日子过得那是红红火火。

三次反“围剿”都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挂牌成立了,红军的队伍壮大到了前所未有的七万之众。

特别是宁都起义那档子事儿之后,红五军团那一万七千多号人马一入伙,大伙儿的腰杆子瞬间就挺直了。

这人一有了底气,心思也就活泛了。

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发话了:别老在山沟沟里转圈圈,得去攻打大城市。

手指头直接戳向了赣州、吉安、南昌、九江。

更有甚者,有人脑洞大开,提议要把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直接搬到赣州去。



这笔买卖在上海那帮人眼里,简直是划算透顶:红军兵强马壮,赣州守备空虚,只要拿下赣州,不光能把赣江两岸的苏区连成一片,政治上的声势也能造得震天响,怎么看都是一本万利。

苏区中央局为此特地攒了个局。

当时大伙儿的主流看法是:南昌那是块硬骨头,离得也远,先放放;但这赣州嘛,可以搞。

理由那是张口就来:守赣州的是杂牌军,满打满算才3000人,再加上周围县城那点保安团,根本不够看。

咱们红军七万大军,主力红三军团更是精锐中的精锐,这仗就是拿人头去填,也能把城给填平了。

就在大伙儿摩拳擦掌的时候,有个声音泼了一盆冷水。

毛泽东不答应。

那会儿的毛泽东,处境那是相当尴尬。

两个月前的赣南会议上,他刚被扣了个“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位置丢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头衔也飞了,手里就剩个政府主席的空架子。

可即便这样,他还是得算一笔“冷静账”。

他拉着周恩来分析,这仗打不得。

为啥?

头一个,地利这笔账亏得慌。

赣州那地方,三面都是水,城墙修得跟铁桶似的,是出了名的易守难攻。

红军手里既没重炮也没飞机,难道拿脑壳去撞城墙?

再一个,兵力这笔账有猫腻。

赣州是赣南的钱袋子和命根子,敌人肯定得死保。

还有一个,时间这笔账耗不起。



一旦在那儿啃不下这块骨头,拖久了,敌人的援兵顺着江水下来,或者是从陆路上包抄,红军搞不好就得让人家给包了饺子。

要是让他来指挥,要么干脆别碰,非要打,那也得是“围点打援”,绝不能去硬磕城墙。

但这番透着理性的盘算,在当时那个热血沸腾的“左”倾大环境下,直接被贴上了“保守”和“怕死”的标签。

压根儿没人听他的。

毛泽东也没辙,干脆请了个病假,躲到瑞金城外的东华山去养清闲了。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拍板下令,攻打赣州。

彭德怀挂帅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当主力,那是雄纠纠气昂昂地就开拔了。

彭老总当时那也是信心爆棚。

他在回忆录里也不避讳:“我说,只要给足时间,蒋介石不来添乱,赣州城那是肯定能撬开的。”

只可惜,战场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如果”。

刚一交火,红军就发现情报这笔账算岔劈了,而且岔得离谱。

守赣州的确实不是老蒋的嫡系——是滇军第12师34旅,旅长叫马昆。

按常理推断,蒋介石的亲信部队犯不着为了杂牌军去拼命,马昆也没道理给老蒋当炮灰。

坏就坏在,马昆这支队伍压根不是传说中的3000老弱残兵,而是一股拥有8000多人的硬茬子。

再加上马昆这人,别看是杂牌,骨头却硬得很,那是死守城池,一步都不带退的。

红军手里没那种攻坚的重家伙,只能扛着炸药包去炸城墙,架着云梯硬冲。

冲一次被压回来一次,伤亡名单那是蹭蹭往上涨。

这么一僵持,眼瞅着就到了2月底。



毛泽东最担心的“时间账”成了真。

蒋介石一瞅红军在坚城下面动弹不得,乐得大腿都拍肿了。

他压根不嫌弃马昆是杂牌,反倒觉得这是把红军主力一锅端的绝好机会。

老蒋出手那是相当阔绰,直接把陈诚的“土木系”起家底子——第18军给派了出来。

第11师、第14师两万精兵强将,带着飞机大炮,顺着赣江就杀过来了。

这下子红三军团算是彻底掉坑里了。

前头是啃不动的铁乌龟,后头是装备精良的救火队。

也就是黄维开头显摆的那一幕:国军主力大摇大摆进了城,反手就把红军给围了个严实。

红三军团想撤都撤不下来,眼看着就要全军覆没。

局面烂到这个份上,中革军委总算是想起了还在东华山“养病”的毛泽东。

周恩来派项英冒着大雨连夜上山,请毛泽东出山救场。

这时候,要是换了别人,八成得抱怨一通“早干嘛去了”,或者是趁机讲讲条件。

毛泽东啥废话没有。

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是红军生死攸关的节骨眼。

个人的那点委屈,跟几万红军兄弟的性命比起来,这笔账太好算了。

他冒雨赶回瑞金,路上脑子里就已经把棋局重新摆了一遍。

一到前线指挥部,立马给出了破局的法子:动用预备队。

他让朱德把手里一直没舍得亮出来的红五军团第13军拉上去,又调红四军去接应。



这支生力军一冲上去,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把陷在包围圈里的红三军团给拽了出来。

见到毛泽东那一刻,朱德激动得直哆嗦:“3军团撤下来了,总算是有惊无险。”

人是捞出来了,但这仗算是彻底打输了。

照理说,事实摆在眼前。

赣州这一败,足以证明毛泽东之前的判断那是丁点没错,临时中央那套“攻打中心城市”的玩法根本行不通。

要是正常的脑回路,这时候就该好好复盘、认错,听听“明白人”怎么说。

可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邪门,错误的惯性往往比咱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1932年3月中旬,在赣县江口开的那个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这种惯性表现得那是淋漓尽致。

毛泽东又提了个建议:既然硬攻不行,蒋介石又要搞第四次“围剿”了,红军不如往赣东北或者闽西那边发展。

那边的敌人软,咱们可以去那儿筹钱、拉队伍,攒点家底。

这其实就是个特别务实的“捏软柿子”策略:打不过硬的,还不能去欺负软的吗?

但这会议的结果让人下巴都惊掉了。

绝大多数参会的人,包括刚吃过大亏的一线将领,依然举手支持中央的决定:主力红军还得顺着赣江往北顶,非要去夺大城市不可。

连彭德怀后来都后悔得直拍大腿。

他说当时自己投了反对票(反对毛泽东),那是带着“盲目的被动性”,纯粹就是为了服从中央的决定。

一个组织一旦陷入了某种“政治正确”的死胡同,常识往往是头一个被扔掉的东西。

好在,这次会议虽说没采纳毛泽东的大战略,但好歹留了个“活扣”:毛泽东虽然军权没了,不再管红一军团的事儿,但允许他顶着政府主席的帽子,跟着中路军一块儿走。

这就给了毛泽东一个“现场教学”的机会。



这一路上,毛泽东是边走边做工作。

他拉着红一军团的干部们算账:往北走那是往国民党的枪口上撞,硬碰硬得死多少弟兄?

咱们能不能换条道走?

这一回,道理算是讲通了。

周恩来最后点了点头,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不往北去撞南墙了,改道向东,去闽西。

这一改,局面立马就不一样了。

1932年4月,红军东路军直插漳州。

漳州好打不?

那是相当好打。

这地方离国民党的老巢远,守军也没几个。

这一仗捞到的好处那是惊人的:一口气把国民党第49师的主力给吃了,抓了1600多个俘虏。

更要命的是缴获——各种枪支弄了2140支,炮6门,居然还有2架飞机!

红军还在漳州筹了一百多万银元,新兵也招了一千多。

这就是“算账”的艺术。

赣州那会儿,非要把本钱往水里扔,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漳州这回,看准了行情再下注,赚了个盆满钵满。

这一赔一赚的对比,那简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按说到了这一步,毛泽东打仗的本事该被大伙儿承认了吧?

想多了。



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看来,毛泽东这就是“刺头”。

让你打赣州你不干,让你去吉安你不去,非要跑到漳州去撒欢。

赢了又咋样?

这是“游击习气”,是“右倾逃跑”。

1932年10月,在宁都开的那场会上,矛盾彻底炸了。

那是一场一边倒的批斗会。

尽管毛泽东据理力争,尽管朱德、王稼祥苦口婆心地劝,希望能把毛泽东留在前线带兵,但最后的决议那是冰冷又绝情:

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让他回后方专心搞政府工作去。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第三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下课”。

他丢掉的不光是军权,更是对红军命运的把控。

看着毛泽东落寞离去的背影,当时的那些拍板人可能觉得,总算把那个爱唱反调的“绊脚石”给搬开了,红军终于可以顺顺当当地去打“正规战”了。

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笔账的代价,大得吓人。

就在毛泽东离开前线没多久,蒋介石筹划已久的第四次“围剿”开打了。

虽说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好歹是把这次围剿给顶回去了,可紧接着的第五次反“围剿”,因为没了毛泽东那种灵活机动的打法,红军只能在“堡垒对堡垒”的消耗战里,把最后一滴血都给流干了。

最后是个啥结果,大伙儿心里都清楚:湘江边上那是血流成河,长征路上那是颠沛流离。

直到遵义会议,全党全军才总算是回过味儿来:那个总爱在那儿算“小账”、总爱泼冷水、总爱捏软柿子的人,才是真懂怎么打仗的人。

只是为了搞明白这个道理,红军交的学费,实在是太贵了。



信息来源: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黄维:《第十八军进入赣州及其解围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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