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南昌起义的秘密“先行者”

文/赤男

1927年8月1日，朱德参加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图为八一南昌起义油画

一

朱德在1927年春到达南昌。

朱德按照党的指示，进入朱培德的部队，担任第五方面军总参议。这样便同过去有“袍泽之谊”的第9军军长金汉鼎、第3军军长王均等人有了实际接触。不仅有总参议的身份，朱德还担任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以及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

南昌花园角2号的一处独门两层小楼，是朱德的临时住处。安顿之后，他便开始组建军官教育团。该团学员一部分来自朱培德的下级军官，一部分来自党安排的秘密军事工作者，还有一部分是朱德从杨森部带出来的骨干，很快就发展到几百人，这正合朱德“练就一团精兵推翻旧世界”的心愿。军官教育团名义上属于第3军，实际上是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培养军事干部的秘密训练基地。有意思的是，在开学那一天，蒋介石还赶来训话，不仅说了一大堆假话，还夸奖朱德喝过洋墨水，是“国家栋梁之材”。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正在赣东剿匪的朱德被召回南昌。6月，朱培德以“礼送 ”的名义要朱德离开南昌。朱德随后离开南昌到了武汉。

“1927年7月18日，朱德将军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南昌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会议。当天晚上，他进入一间大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汇集到那里。朱德将军扼要介绍了会议决定：我们执行新政策的第一个行动，是南昌举行起义。”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在采访朱德后，写下的《伟大的道路》一书，解释了朱德在1927年夏天的忙碌，但“南昌”这个地点含糊。根据著名党史学家张侠长时间的考证，此处的“南昌”应是作者的笔误，是为“武昌”，并得到了官方的采信。

显然，朱德在党的八七会议前，专门到武昌领命。至少，他得到中共军事领导人周恩来的授意，让他联络和征求一批重要军官的意见。当然，他自己“对所有的措施都投了赞成票”。这也进一步说明朱德专门在武昌领命，是受中央军委的重托。他秘密返回南昌进行事先准备，也是南昌起义先行谋划人……

二

朱德回到南昌的日子很确定，是1927年7月21日，离南昌起义还有一个多星期时间。

回到花园角2号，朱德就告诉警卫员他要四处去“转一转”，并命令下人将他唯一值钱的裘皮大衣拿到当铺当掉。然后，他把钱一半送给滇军23团的卢团长，留下一半说过几天请客要用。

朱德回南昌的第二天，先是参加中共江苏省委会议，向陈潭秋等人通报了武昌会议情况，商讨成立“南昌市民欢迎铁军大会筹备处”。这显然是为南昌起义作准备。此后，他悄悄地来到老朋友、滇军中的结拜兄弟李尚庸家，以回南昌搬家为名打牌聊天，很快弄清了朱培德和王均都到庐山去见蒋介石，也弄清了城里的驻防和分布情况。得知24团的肖胡子所部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他用同样的办法进行拜访，并和几个团副见面，约定改日一聚。

在南昌，朱德充分利用部队知道他和上级的老关系，也按照袍泽的礼仪，相互回礼，约定走的时候“摆酒”。

1927年7月27日早晨，一位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的客人，经过人力车夫的指引，敲开了花园角2号的门。朱德下楼迎客，进屋之后，他们的双手就握在一起。

“我们住的地方来了一位生客，见到团长特别亲切……团长让我去买炼乳、饼干等，这些食品团长平常都没用过。他告诉我，来的是周恩来先生！”这是朱德警卫员的回忆。

朱德还让警卫员在书房摆了一张行军床，吩咐“周先生叫干啥就干啥”。

周恩来在花园角2号，闭门向朱德介绍武汉的形势。两个人穿着背心，手里拿着芭蕉扇，越讲越兴奋。他告诉朱德，中共在九江已经成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便接待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同时，周恩来明确马上举行南昌起义，包括贺龙、叶挺等部队都正在向南昌靠拢，准备执行中央的决定。

朱德一边打开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地图，一边称赞此为大好时机。

“目前，南昌主要部队是朱培德的部队。其中第3军的王均所部主力在吉安，城里面只有两个团，就是23团和24团。第9军金汉鼎所部主力在九江，南昌城防放了两个团，即79团和80团。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设在南昌，有一个警卫团。还有第6军的一个团……”

朱德在地图上熟练地标明驻防之地后，高兴地向周恩来报告：“有利条件是6个团分属三个建制，从总指挥到师一级指挥官都不在位，总兵力1万多人。如我们的部队按时到齐，稳操胜券是有把握的。”

“另外，我的那个军官教育团，还有一个学兵营和公安局的力量都控制在手里。虽然枪少了一点，但都是得力的骨干，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这都交给中央所用！”

周恩来从朱德这里获悉了敌人的情况，经过慎重分析后，马上准备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和军队指挥员从四面八方赶来， 朱德就将江西大旅社包下来，供大家商讨起义事宜。

朱德“被选入总指挥部……战时被选为总指挥部成员”。这是史沫特莱的记录。

不过，这里的“总指挥部”并不是中央前委，也并非起义指挥部。史学家们引用李立三的说法是：“当时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是党的前敌委员会。做具体工作的是军事参谋团。”

1961年9月21日，周恩来在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时说，参谋团的成员有朱德、贺龙、刘伯承、贺锦斋、蔡廷锴、张国焘等人。他还补充道：是我指定刘伯承去当参谋长的。

按这种说法，朱德先是周恩来的参军，后为参谋团的成员之一。

三

各路大军随之而至，起义军队有15个团，而敌军有6个团，我方占有兵力优势。参谋团最初确定7月28日起义，但有的部队不能按时赶到，加上张国焘的干扰，周恩来将时间改到了8月1日凌晨4时。

在改期的几天里，朱德除了参加参谋团的会议，还不时组织自己部队的管理教育，划分战斗位置。他没有住在大旅社，而是按照周恩来的命令，担负着另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就在7月31日白天，朱德让警卫员送出请帖，以即将离开南昌为名，晚上宴请滇军多位团长到佳宾楼赴宴，并且打牌消夏。

“上午，朱团长请客（送请帖），主要是卢、肖二团长……在路上，（朱）团长告诉我黄昏的时候，要制止一切外来客人，特别是来找两位团长的人，你推说他们回去了，并给一点钱支走他们的卫士，叫他们明天一早来。”当年警卫员的回忆，让这一场夜宴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性。后来担任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也是当时军官教育团成员的赵熔也证实了朱德的请客，并介绍在请客的过程中，将敌人的两个团长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请”到了俘虏行列。

1961年2月1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在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时，工作人员请教元帅：是否有请敌人的首领打麻将，然后“计捕”敌酋这么一回事？

“‘请客’打麻将，有这么一回事！”

可惜，元帅只回答了半句话。后面也没有人再多问，“计捕”之事似乎留下了一个永久之谜。

潜心研究这一段往事的张侠认为：相关材料完全可以证明，朱德在暴动之夜为了牵制敌人的指挥，特意安排请客、打麻将。意外的是，当晚因为叛徒告密找到了牌场，惊动了打麻将的敌酋，时间发生在晚上9点钟左右。

相关同类回忆的不同在于，一种认为抓了敌酋，一种认为放了敌酋。

从笔者研究的结果来看，7月31日晚上，按照参谋团的分工，朱德利用滇军名将的威望和前辈的身份，以搬家告别为理由，为配合凌晨4时的武装起义，宴请了第3军和第9军驻南昌城的部分团职军官。

在吃饱喝足之后，朱德又安排他们到附近大贡院打牌，让这些敌军领导在4至5个小时之内失去与部队的联系，也屏蔽了相关的信息，隐蔽了起义军进入阵地的准备。

同时，他在现场亲自见证了20军一名营长叛变的事实，也为提前起义行动提供了决策依据。

朱德离开牌场后，马上就到了参谋团，最早证实那个营长叛变的突发情况，建议把时间提前。参谋团采纳了这一意见，“起义部队在9点钟左右就开始行动部署”。

“砰”的一声枪响划过南昌城头，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历史从此开始！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