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遇真纪事”：农民的孩子必须自己发声

今年清明前，我约赵玉顺做了一场直播。

他从湖南老家接进来，刚给爷爷奶奶扫完墓。他说，一开始还好，但他伯伯对着坟头说"爸爸，崽来看你了"，他当场就哭了，好久没缓过来。他很多年没回去扫墓了，不是不想回，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去接受那种失去。

我理解他的感受。我奶奶去世之后，我第一次回去根本受不了。后来慢慢多回几次，才好一些。我奶奶生前最大的担心就是说，你们以后会把我忘掉。所以我每次回去，不管多忙，都要和家里人去她坟边看一眼，把周围的杂草弄干净。她在那里，我们才有回老家的理由。

这次直播从晚上8点聊到11点过，三个多小时。我们聊了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生活成本、养老金，聊了公粮、义务工、互助养老，也聊了他和贞贞这五年走遍村镇的故事。意犹未尽，最后玉顺的手机没电了。

我公号的读者很多都是农民的孩子，这场谈话里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和父母的故事。

本文整理自2026年3月31日与赵玉顺的直播访谈，直播回放请搜索视频号“彭远文”，文字有删节和整理。赵玉顺与袁贞贞是自媒体"遇真纪事"的创作者，已走访全国数十个省份的村镇，记录农民与农民工的真实生活。

一、那块地，真的没有想象中值钱

"农民有地"——这是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最常见、也最理直气壮的一个说法。

意思是：你农民有地，城里人没有地；你有地就可以种出粮食、自给自足，凭什么还要国家给你钱？

我问玉顺：你走了这么多地方，那块地到底能给老农民带来多少收入？

他先从产权说起。土地不是农民私有的，是村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这个前提很多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细想过它意味着什么。

然后他说了一句我觉得很准的话：

"抛开数量谈收入，跟抛开剂量谈毒性一样，都是耍流氓。"

中国人均耕地大概1.4亩，但这是全国平均数，东北拉了一大截。南方的实际情况是什么？他说，在四川、湖南、福建、贵州这些地方，如果你去问农民家里有几亩地，"别人是会笑你的"——因为他们是以"分"为单位计算的，10分才等于1亩。一户四口人加在一起，南方农村普遍也就两三亩地。

这两三亩地能产出多少钱？他给我算了一笔账：

种粮食作物，刨去种子、化肥、农药、机械这些成本，现在农资价格一直在涨，但粮价稳定，一亩地一季能净赚800块，"那是要烧高香的"。一年算下来，很少有人超过2000块。

如果租出去呢？南方丘陵地带，两三百到五百块钱一亩；华北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地方，能租到800到1000块。东北黑龙江能到十几亩，但只能种一季，要除以2，再乘上租金，算下来一年也就四五千到七八千块，依然不够。

云南鲜花产区有一些特例，能租到两三千块一亩，但那是极端情况。

平均下来，南方农村一个人靠地的年收入，往往不到2000块。换算成一个月，就是一百来块钱。

这时候你再看那163块钱的月均养老金，你就能理解它为什么是个问题了——它跟你那块地的价值差不多，甚至不如。

我说：农民手里那块一亩三分地，其实比不上城里一把扫把——就是说，还不如去城里当环卫工人。

玉顺说是的。而且六七十岁的老农民，你还指望他们干得动农活吗？他们身上普遍都是一堆慢性病，城里人六十岁退休了跳广场舞，农村老人六十岁还要弯腰下地。这是另一层不公平。

二、宅基地：有家，不能回

除了土地，另一个常见说法是"你们农民有宅基地"。有人甚至说，想要涨养老金？可以，先把宅基地退回去。

玉顺没有专门研究过宅基地政策，但他从实地观察给了我一个很清晰的图景：那些宅基地上的房子，一家几代人花了三四十万盖起来的两三层楼，一年里除了过年那十来天，剩下的时间里只住着一两个老人，最多再带两个孙子。

"宅基地当然重要，但你有家不代表你能回家。青壮年在那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找不到收入，所以是有家不能回。"

这就是宅基地真实的处境：有，但形同虚设。你不能卖给村集体以外的人，不能在市场上自由流通，那它的价值就被大打折扣。

我补充了一点：宅基地无法自由流通，其实是对农民产权的一种剥夺，和城里的房产限购是一个道理——限购让你无法卖给更多人，你的房子价值就缩水。可是很多城里人经历了几十年市场经济，还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觉得城里人不能买农村宅基地，是农民的"特权"。这让我觉得蛮费解的。

我们自己家就是这样。我户口迁出来了，我爸妈不在了宅基地就收回去，房子要修好才有资格继续用，但修好了我又不会回去住，而且现在农村修一栋二层楼要三四十万。所以那块地，那栋房，就只能烂着。

三、农村生活成本低？这也是耍流氓

第三个常见说法：农村生活成本低，农民不需要那么多钱。

玉顺的反驳也简单直接：

"你只谈成本，不谈收益，同样是耍流氓。"

更何况，生活成本真的低吗？

他在广东打工期间经常看到，珠三角城中村里有19块9的衣服，你把同样的衣服运到四川宜宾某个镇上，未必还买得到。县城里吃一碗粉，和一线城市吃一碗粉，价格差不了多少。农村老人不是生活成本低，是他们在压抑自己的欲望。城里人今天心情不好去吃个榴莲喝杯奶茶，农村老人心情不好，顶多喝口自家酿的米酒。

农村人觉得便宜的东西，往往是些什么？你回农村的那些小卖铺看一看，货架上摆的是康帅傅这样的山寨版——农村其实是很多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地。甚至现在直播间有AB货，大城市用户发货发A货，查到了你的收货地是农村就发B货，因为农村人维权渠道少，投诉意识弱。

农村老人的实际开销是什么？

玉顺去年做的一期内容，去村里问老人，他们总结下来主要是三块：

一是慢性病药费。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这类病要长期吃药，一个月两三百到四五百都是正常的。现在的月均养老金是163块，连药费都不够。

二是人情往来。农村一年红白喜事，少则一二十场，多的更多。青壮年不在家，这些随礼的事就落到老人身上，一两百块一次，一年下来可以是笔大数。

三是带孙子的开销。大量农村老人既要在地里劳作，还要每天开着电动三轮车来回接孙子上下学——因为村小撤并，孩子要到镇上上学。接送孩子意味着老人的时间和精力被大量占用，这在城里是夫妻双方都觉得很重的负担，在农村全压到老人一个人身上。

再加上孙子买铅笔、买零食、买文具的零钱，以及许多子女自顾不暇，能打回来多少钱就是多少。

四、"农民满意"和"子女应该养"

，根据田野调查，农村老人对一两百块钱的养老金普遍感到满意。

我问玉顺，你采访过的老人，有这种情况吗？

他说：我大概前后跟一百多个农民聊过这个问题，其中至少95个明确告诉他，这钱少了，要更多。

剩下那5个"满意"的人，他给了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解释。他在湖南永州采访过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老人说的大意是：以前又要交钱又要交粮又要出义工，那才叫苦。现在国家不要人民的钱了，还倒过来给钱，这当然好啊。

"他的满意是一个比较意义上的满意。你之前是-10，现在是+1，他当然比-10 满意。但-10 得到+1，那是合理的吗？他至少应该得+8。"

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表达。

还有一个场景：玉顺在广西采访，问一群老人养老金应该多少合适。老人们反问：城里企事业单位的老人拿四五千、五六千，他们都是为国家做贡献，凭什么我们只拿一两百？不说跟他们一样，起码也给我们两三千吧。

他们知道。我们以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其实什么都知道。

玉顺还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有农村老人的子女跟他说，老父亲60多岁，最近学会了刷短视频，然后因为算法精准推送，他经常刷到一种视频——主播语气激动地说"好消息，国家终于看见农民了，养老金今年至少涨到1200"，然后老人就一遍一遍地看，满心期待。

那是谣言，是流量账号专门针对老人群体制造的情绪化内容。但农村老人无从辨别。一个假消息能让他们那么在乎，恰恰说明他们多么渴望这件事变成真的。

关于"子女应该赡养"，玉顺的回答也很准确：子女当然有义务，但子女的义务和国家应尽的责任是两件独立的事，不能互相替代。

他采访过很多农民，问他们养老金不够，为什么不叫孩子多给点？老人的回答大多是一句：

"孩子也有他们的孩子要养。"

就这一句话，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清楚了。现在年轻的农民子弟在城里打工，上有老下有小，还要还房贷，其实很多人是自身难保的。让他们把钱往上补，等于在挤一块已经很干的海绵。

五、公粮往事：那不只是"税"

关于农民以前"没有缴养老保险"的问题，很多人会说：那是因为农民种了国家的地，交公粮、出义工都是应该的，就像缴税。

玉顺用三个词总结了公粮的本质：交最好、交很多、交很远。

交最好：你把收成里最饱满的那部分交出去，剩下的留给自己。

交很多：交完之后，自己不够吃。要靠红薯、洋芋、杂粮撑到下一季。二三月份就断粮，是普遍现象。

交很远：公粮要挑到乡里的粮站，少则五公里，多的走十公里山路，天不亮出发，天黑了才回来。

他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有哪个税是符合这三个特征的？个人所得税还有起征点，税率再高也是45%，不会交完了自己吃不上饭。但公粮是在交完了全家都断粮的前提下还要交，它绝对不只是一个"税"。

我补充了一点：这里真正重要的不是交了多少，而是剩了多少。即便只交了5斤，如果交完之后全家二三月份就断粮，那这5斤就是不能要的5斤。

我爸妈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以前交完公粮，到二三月就没饭了。

六、互助养老，听起来好，做起来呢？

是：养老金涨了没用，农村真正需要的是互助养老服务；与其给农民发钱，不如把钱统筹到村集体里搞养老食堂。

玉顺今年春节前刚去广东从化见过一个类似的案例：有社工组织介入，有政府补贴，村里以同一姓氏的宗族为纽带，老人们集体种菜做饭，能维持一个小范围的互助。但他说，这个模式要复制推广，非常难。

更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得很直白：

"把钱给到村集体，再由村集体来用，比直接给农民还不如。农民肯定比村集体更会用自己的钱。"

弹幕里有人总结得更简洁：统筹即腐败。

我觉得这些三农专家一直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预设：农民不会花钱，需要他们帮农民花。可是农民又不傻，你给我1000块，我知道该买什么药、该去什么医院、该怎么分配给家人。市场会响应的，只要钱到位，养老服务自然会跟上来。

这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

七、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

聊完农民养老金这些"反对理由"，我们聊到了玉顺他们这五年做的事情。

他们2021年开始，以"遇真纪事"为账号名，走遍中国村镇，拍农民、农民工和村镇里的日常生活。前期一边上班一边做，周一到周五在公司，周六周日出去拍，拍完周日夜里赶回来，周一直接去上班。

坚持了一年之后，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辞职，全职做这件事。

27岁，一无所有，最坏的结果就是干不下去再回去打工。但前两三年，他们靠网贷为生，“各大互联网平台都认识我们”，半年接不到一个广告是常态。

最让我感动的是贞贞妈妈的故事。她在城中村的发廊里剪了三十年头发，不懂哔哩哔哩是什么，不懂拼音，只能用手写输入法。但她注册了账号，一条一条地给孩子的视频点爱心，有时候凌晨两点还在看他们的视频。她经常在评论区写"这两个年轻人真是好样的，走遍中国给农民讲话"——假装不认识他们，帮他们刷评论。

他们的书出版后，她把书摆在发廊的每面镜子前，让来剪头发的客人顺手翻翻。帮他们做地推。

这个母亲不理解他们在做什么，但她知道这是孩子想做的事，就无条件支持。

我自己做自媒体刚满一年，上个月才全职做，挣得钱是这十年来最少的，但确实是最开心的。在此之前，即便在做我喜欢的媒体工作，也有大量的时间在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玉顺也说了类似的话：

"这五年，连那些为了生存而焦虑的瞬间，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时光。因为相比起之前被无意义感操控、被迫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现在要好太多了。"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玉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到点子上了：

"以前我以为是城里人要看得起农村人，现在我觉得，城里人怎么看我们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村人自己要看得起农村人。"

城市的运转，离不开农村。你吃的菜、住的楼、点的外卖、用的快递，背后都有来自农村的人。CBD那些敲键盘的、写稿的、拍摄的，很多也出身农村。是村镇托起了整个城市的运转，但这些年一直是城市化的话语在定义什么是成功——进城、买房、逃离农村，才叫成功；回村，才叫失败。

玉顺说，他们在做的事，就是要打破这种叙事。

书名叫《看见中国村镇》，书里有一句话被他们反复提起：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

玉顺说：“如果农民不会说话，我们就把话筒递到他们面前”。这句话，套用台湾音乐人林生祥金曲奖致辞里的一个意思，也是他们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村镇是中国的主体，但却是"房间里的大象"——一直在那里，却像不存在一样。

我说，知青文学写了很多知青下乡的苦，但几乎没有人写农民那时候有多苦，也没有人写知青走了之后农民继续吃苦。我们不应该怪知青，也不应该怪我们的父母——他们不识字，不会拍视频，没有工具替自己发声。玉顺说了一句：

"如果没有人愿意替我们发出声音，没关系，那我们就自己来。"

这是我们这代农民孩子的责任。

尾声：我为什么推荐《看见中国村镇》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我奶奶，想起我在广东打工时挤火车的感觉，想起我们村里弯着腰背背篓的老人。

这是一本用五年田野调查写成的书。270多张照片，全彩印刷，定价39块，比很多粗制滥造的书便宜得多——出版社的编辑帮他们把价格压下来了，考虑到读者里有很多农民子弟。

玉顺说，书里的文字只占他们五年素材的三分之一不到，编辑还砍了不少。也就是说，这本书之外，还有大量没被讲出来的故事。

他们今年还计划做两个系列：公粮往事和水库往事。那些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修水库的农民，最年轻的一批人已经七老八十了。在那些水库的纪念碑上，你只能看到几个数字——多少万民工参与修建——但他们天不亮就出发、深夜才回来，究竟是怎么过来的，那些故事正在随着这批老人慢慢消失。

玉顺他们在做的，是一种抢救性的记录。博物馆里永远讲的是王侯将相，讲金缕玉衣和龙椅。普通人的历史，如果我们这代人不记，就真的没了。

我之前写文章的时候引用了一句话：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但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保守了——我们不是让他们别冻死，我们是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名利双收，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投入到这件事来。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这群农民孩子，连自己人的书都不支持，还指望谁来支持？不管怎样，我们至少还可以用钞票投票，就好像不买董明珠的产品一样，我们也可以选择买谁的东西。

买一本，自己看，也送给父母看一看。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值得被记录，他们的人生有人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