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高层也有高人，1946年制定的这个计划，差点要了我们的命

内战之始，常凯申特级上将对我军并不全是充满轻视，其统帅部高层也有高人，制定的方略，如果我们不以后来者的角度去观察，会发现一个与我们认知不一样的事实。

凯申在其关于《匪军战术之研究及对策》中说：“今日之共匪，其装备训练与作战指挥，比较江西时代，均相当进步。”

又说：“剿匪之成败，关系我国家之兴亡，故应正视此严重事实，而确认剿匪乃堂堂堂正正之战争，非局部之戡乱与绥靖也。”

所以蒋记政权对内对外是用两套说词的，各大战略区的指挥机关对外挂牌虽然叫绥靖公署，但实际均以正式战区指挥中心的形式运行。

也就是说，凯申并没有以完全骄傲自大、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国共战争，这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应有的基本行为逻辑。

国军统帅部研究出了一个大致的战略目标：

1.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号召力。

2.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和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

3.封锁其国际交通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援助。

我们一条一条评价这几个目标怎么样。

关于政治中心，这个绝对没有错。瑞金的陷落，标志着第一个革命高潮的停止，中央红军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关于摧毁军事根据地，这个也基本正确，内战初期长期在内线作战，确实令我根据地发生巨大经济困难，以至于不得不做出挺进大别山这种近乎悲壮的战略举动。

关于封锁国际交通线，这个敌我双方都高估了，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外援无论对哪方，都是次要的。但红军曾向河西走廊不顾一切地进军以及抗战期间重庆获得的大量美援，都让蒋政府对外援产生了过高的估计。

总目标大部分是正确的。

为了实现该目标，国军统帅部进一步制定作战纲要。要旨是：

1.必须把匪军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匪军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

2.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交通线，使我军运输方便，进退自如，一个兵当十个兵使用。

3.匪军方面则因占领地区被我分割，兵力便无法集中。

4.因此我们的作战纳要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

纲要对不对路？实事求是地讲，基本对路，这是一条快速致胜的办法。

以晋察冀战略区的斗争为例，国军控制了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几条大的铁路线，以及平、津、保、唐、石、太等大中城市，占领了热河省大片地方和交通线，基本保持了随时发动进攻的主动权。我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和东北军区的联系被割断。

中原军区之所以无法坚守，首要原因就是周边大中城市，如郑州、洛阳、南阳、汉中、驻马店、武汉等，悉数牢牢掌握在国民党军手中，平汉路我既无法走通也无法破坏，无法破坏敌之调兵。南北突围，亦只能钻山沟过水网。

论者以为，苏中战役同样处于敌之重围，兵力亦处于劣势，为何能腾挪突围呢？是不是证明国军的作战纲要有误？非也。

苏中战役取胜的前提有二：

第一，两淮、涟水、盐城等城市均处于拉锯中，敌我均无法确实坚守，敌之包围网拉不起来。

第二，陈毅率山野在津浦路北段作战，同时切断或严重威胁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线和运河交通线，国军调兵效率随之下降，故对华中野战军的围攻，瞬间爆发力不够，粟裕得以各个击破。

不过总的说，国军以点制线、以线制面、切块分割的战术，总的来说学习了当年日军铁壁合围的战法实质，战争初期城市包袱不大、进攻兵力相对充裕之时，确曾对我军造成极大威胁。

杜聿明从山海关一路打到长春，切实控制中长线及周边大城市，效果相当显著，以并不占数量优势之军队，敢于以团为单位（后期以师为单位）对东北民主联军分头进攻，一度兵临松花江。

王耀武打通胶济线，凯申亲自到青岛开会庆祝，意义是什么呢？把解放区打穿了，国军拥有了随时向任一解放区发动进攻的战术起点。后来许世友谭震林率山东兵团发动胶济线战役，一反我军野战为上、攻城为下的传统，不惜付出重大代价攻取潍县、济宁、兖州等地，就是破坏敌之攻势。

白崇禧坐镇武汉，与郑州、洛阳南北呼应，以南阳、信阳、确山等地为重要节点，使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后，无法取得大的胜利。要华野助力，才能在平汉线上取得金刚寺、祝王寨围歼整3师这样的胜利。而胜利的地点亦可证明，一条通畅的平汉线对我的威胁巨大，我军必须向铁路线调集兵力、冒着被敌南北夹击的风险去截断铁路线。

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次组建后，也不得不围绕平津保三角区做文章，在交通干道上来回调兵，才取得了清风店战役这样改变局势的重要胜利。

西北野战军有过几次失利，如二打榆林、西府陇东战役的失利，进攻的核心都是四塞要点之城市。

笔者读战史以前曾有误区，认为我军的根据地全在农村，大城市完全可以不管，远远地躲在农村建设根据地，等兵粮武器足备，出来打天下就行了。

现在来看这是带着后见之明倒推历史的逻辑错误。

诚然，解放区根据地全在农村地区，但不得不承认，大中城市拥有的资源力量以及区位优势就是比农村强，经济上如此，政治上、军事上同样如此。

国军统帅部的水平其实也是在线的，制定的这套战略目标、作战纲要和具体进攻计划，总体上是符合他自身条件水平的。

那最后怎么越打越不成话，到1948年夏秋突然崩盘了呢？

第一，只抓住了城市，而完全放弃了乡村。

我党我军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对占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的动员和组织。土改是比较核心的一条工作政策，动员和组织的灵魂是贯通到村的党组织，不要小看了这个组织。我们以一些县乡为例来解说一下。

山东鲁中鲁南很多地方都经历了反复，比如莱芜、蒙阴、临沂、枣庄等地。当我军退出转移后，国民党的政府和县党部随之跟来，进行由点到线的控制，但很难实施全面控制。

仅以莱芜为例，国民党的莱芜县政府占着城区，而我党的莱芜县党政机构仍在县南的莲花山区里驻扎。笔者曾去山中探幽，领教过我党建立的县级机关的威力。深藏于山中，机构极为精简，国民党军既不耐烦派兵来也不敢派兵来搜杀，地主还乡团虽然凶狠，但也是外强中干，情报所限，他们无法随时发现新的县机关所在地。

在农村这种情况更明显，即使国民党的县政府和党部掌了权，我党在乡村建立的小支部仍可以灵活地生存，剿不尽杀不绝，杀了还能很快重建。为什么？第一，党员数量多。第二，党支部的组成极其简单，三个人就能建支部。三个人的支部就能指挥十几个党员，十几个党员就可以影响和带动一大片。一旦敌人控制力稍弱，我便可大量隐蔽地恢复各种群众组织，继续为我军提供兵粮。

当然这种组织形式上的简单，是靠二十多年来殊死斗争，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是经过无数险恶环境锻造出来的组织模式，具备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凝聚力、指挥力。

这一点国民党高层无人提及也没有拿出任何战略上的指导，很多时候军事上即使取得胜利，或者因我军主动撤退而控制一些城市，但因对基层的控制十分稀松，致使城市周边很快重新变为拉锯区，其军事成果在不知不觉间以不流血的方式丧失掉。

第二，军事分工不合理。

曾有军史同好说，国军那边如果评一评将领的档位，也能排出十大元帅十大将什么的。诚然。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讲，国共双方高级将领的智商水平，基本都是正态分布，绝大多数人分布在正常区间，高手都是极少数的。

顶尖高手的水平，大致也不会差太多。像白崇禧、何应钦、陈诚、杜聿明、胡宗南、顾祝同、阎锡山这些人，与我军水平最高的几位，能力都差不多。

那为什么越打越不成话了呢？

以陈诚为例。

陈诚打日军并不差，抓派系建设也是一抓一个灵。但就是和我军打，怎么打怎么败。原因有很多，笔者以为较重要的一条是不应该直接下场，不能管得太具体。

他处在战略级，管的是宏观领导，负责制定大方略的。但陈诚动不动一竿子插到底，对某一具体战略区的事情指手划脚，亲自制定某一战役方向的作战计划。

甚至不惜打破常规，以总长的身份，对全军进行战术细节的规范。1946年9月陈诚以总长名义下发的一份《对当前作战之指示》，曾有一条这样的要求：“前进时应作广正面之搜索，每日行程不得超过50华里，下午3时以前必须停止行动，并即行构筑工事，构成火网，以备夜战。”

读来真令人喷饭。

堂堂国军总长，要管的是往哪个方向调集兵力，调整哪个方向的人事，而去管这种事。一两百万国军，处在情况各不相同的战场，而下达这样明显违反基本军事原理的指示，这个总长当得真是够滑稽。这样滑稽的事情，在国军高级将领中却是普遍现象。

以鲁南会战为例。

陈诚亲自到徐州就近督战，亲自审定鲁南会战计划，指挥40多万国军精锐围攻华野主力。

看起来颇有点气势，其实这也是完全的分工错位。

鲁南会战国军参战兵力分属几个不同的派系，战役出发点也分三四个方向。总参谋长不是说不能靠前指挥，但他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方势力（尤其是国军这种派系病根深蒂固的军队），督促会战计划的执行，甚至要管一管前线真正指挥官的人选问题。

该管的没管好，王耀武和顾祝同、汤恩伯之间互有心病，两个战役方向的动作互不协调。不该管的，陈诚却要四处指挥，命令他的土木系部队随时准备捕捉华野主力。

为什么出现这种错位和不合理？

原因也有很多。政治原因是主要的，即派系病。陈诚虽贵为总长，但派系畛域所限，他也只是一个势力集团的代言人，并不能无差别地指挥所有国军部队，必须抓住一切机会深入一线控制不同派系的将领，以伸张土木系的势力。这种情形自大革命时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续光大，陈诚从中尝到甜头，于是乎习惯成自然，使错位指挥和不合理分工成了惯常操作。

本文只是大略提了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后续视情还会有扩展性的解读，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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