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依法治国，该像当年取消流氓罪一样，取消寻衅滋事罪》，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并以更明确的法律取而代之。
但从最近一位律师的遭遇来看，这个愿望实现的机会，恐怕越来越渺茫。
无奈之际，翻了翻历史，写点与希望有关的文字，不辜负那些负重前行的少数者。
有人问太史公司马迁，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
司马迁引用董仲舒的话回答：“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大夫害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故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著。”
翻译一下就是：孔子在鲁国为官，遭到打压，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主张不能推行，于是作《春秋》，评论褒贬过去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以此作为天下人行为的准则。孔子说：我想，与其凭空议论，不如将褒贬，寓于历史事件的记述中更好。
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我们都知道，他是为李广之孙李陵辩护而遭遇了不公的刑罚，他这么解释自己创作《史记》的原因：“昔周公被拘，演《周易》。孔子厄陈，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故有《吕氏春秋》。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司马迁的意思是，结果如何，其实并不重要，尽一份责任，让自己的良心安宁更重要。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夫难平者，事也。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诸葛亮对一些无能为力的事情是这么说的：有些事情是难以评论的。凡事都像这样，难以预料。我只有尽力而为，死而后已。至于成功还是失败，顺利还是挫折，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
很多人都听过“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话，它其实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费加罗报》的座右铭。
自1854年，威尔梅桑接手停刊21年的讽刺性周刊《油灯》，并将其更名为《费加罗报》起，这句话便与《费加罗报》如影随形，历经170年而未曾改变，该报也成为了法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费加罗”出自十八世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
博马舍，1732年生于巴黎一个钟表匠家庭，是典型的平民阶层，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此君却是一个达芬奇式的全能巨人。
他自小学得了一手修理和制造钟表的好手艺，获得了路易十五的赏识。修表之余，还弹得一手好竖琴。他办事干练，善于经商，多次被法国政府委以重任，如组织远洋船队，运送物资前往北美，支援美国独立战争等。
但上述都是博马舍的副业，他的本业是戏剧创作。他是法国乃至欧洲戏剧从古典主义向近现代风格过渡的关键人物。总之，博马舍是那种出身平平，却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得到财富和社会尊重的人。
可由于博马舍不是贵族，他的努力在贵族的特权面前显得极其可笑。
1773年，博马舍卷入与贵族拉·伯拉希伯爵的债务官司，结果败诉，几乎破产，并被法官控告有贿赂行为。
迫不得已，博马舍诉诸公共舆论，他相继发表四部《备忘录》，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向巴黎市民揭露法庭的黑幕和贵族的无良。
《备忘录》在全法国引起了广泛关注，迫于舆论压力，法官改判博马舍胜诉。与此同时，当权者又下令烧毁这四部被伏尔泰誉为“比任何一部喜剧都更有趣，比任何一部悲剧都更动人”的《备忘录》。
法国政府企图以焚书的方式来管控舆论，显得笨拙又粗鲁，而这也促使博马舍在创作《费加罗的婚礼》时加入了那句著名的对白：“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随后，法兰西封建贵族以及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全部化为了历史的尘埃。
讲这些故事，是想说明一件事——所有的创作，无论是杂文、小说、诗歌，还是历史传记，只要是符合人民心声的，无论在当时遭遇了怎样的打压，最终都会在历史上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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