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我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本文来自新大观，来源：搜狐历史，作者：胡福明

我为什么要写此文

粉碎“四人帮”后，我认为中国面临历史变革的重大机遇，要改弦易辙，即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变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辙。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两报一刊是权威报刊。所以，我立即认真阅读。我发现社论中的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对仗工整，显然是经过琢磨的。

我认为，这两句话就是这篇社论的主题，就是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后来简称为“两个凡是”。我仔细琢磨这两句话的含义，按照“两个凡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WG”是不能怀疑、不能否定的，必须永远肯定、维护。

由“两个凡是”，我才理解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为邓小平同志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和为“四五”运动平反，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却置之不理的原因。

由此我认为，“两个凡是”是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障碍，是重新认识、评价“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障碍，更是改弦易辙、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主要障碍。我在寻找的阻挠我国发展的根本问题、阻挠拨乱反正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批判、否定“两个凡是”，恢复实践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就是总开关。想清这一点，我很兴奋。

我要批判“两个凡是”。

可是，“两个凡是”是打着拥护毛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面目出现的。因此，批判“两个凡是”就会被人扣上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反对党中央两项弥天大罪，立即家破人亡。我已经在“WG”初期当了一次“反革命”，吃尽了苦头，因此，心里很矛盾。

反复思考了几天，终于下决心批判“两个凡是”。但是，为了防止遭受打击，我决定单独撰写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不跟同志们商量，免得遭受批斗时株连同志们。

如何批判“两个凡是”，颇费心思。“两个凡是”是唯心论，形而上学，是唯心史观，这是明白的。但是，总不能写一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著作去批判它吧。必须写一篇文章，全面地、集中地揭露“两个凡是”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本质。

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们把由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的感性认识经过大脑的思索加工以后，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否正确还是不知道的，所以人们必须运用理性认识指导实践，检验理性认识是否正确；理性认识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达到预期的目的，就证明这个理性认识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是真理；如果这个理性认识经过社会实践反复检验，不符合实际，是错误的，就不是真理，就必须在反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补充感性认识，反复用脑加工、反复在社会实践中检验，以达到正确的认识，成为真理。

“两个凡是”认定毛主席的决策、指示以及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是不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证明的，而且客观事物变化了，社会实践发展了，仍然是正确的，不能改变的。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是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的翻版。

找到了“两个凡是”否定真理的实践标准这个根本错误后，我就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题目，把“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基本论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揭发批判“两个凡是”的唯心论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本质。

我是一边讲课，一边完成教学行政工作，一边搞科研，所以很忙，拖得时间也长。到1977年7月初，才把文章的主题、结构确定下来。这时我妻子张丽华体检中查出肚内有瘤，立时把全家急坏了，我放下一切工作，为妻子住院治病奔走。在党总支书记和校办主任的帮助下，住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并很快动手术。幸好是个良性瘤。直到妻子出院后，学校也放暑假了，我开始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初稿完成后

1977年8月下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写成了，约八千字，稿子寄到哪里去呢？《人民日报》，不敢寄。我想到了《光明日报》记者王强华同志。

该年5月，江苏理论界在省委党校开了一个理论讨论会。在会上，我发言说，“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是什么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观点。因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休会时，王强华同志对我说：北京有同志持有与你相似的观点，并说：“你给我们报纸写稿吧。”这就是约稿，并没有出题目。

我在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就想到了王强华同志，于是在1977年9月初，我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王强华同志，同时寄去的还有一篇批判江青想当女皇的文章。

王强华

文章寄出去后，好久没有来信。1978年1月下旬，《光明日报》终于来信了，寄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两份，大样注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还有王强华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他最近出去了，不在北京，回来后看到我的稿子，批判江青的那篇稿子不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要用，请你作些修改，“不要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

这是要求理论上更完整、严谨，不要让人抓住把柄，我仔细推敲后，觉得不会使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哲学教研室的老师开会时，我曾拿出大样给大家看，请大家提意见。记得孙伯鍨、林仁栋、李华钰、舒海清、郁慕镛、倪君岵、李玉屏等老师，总支书记葛林、办公室主任潘洁等在场。大家都同意文章的观点。

那时向北京寄稿件都靠邮局，没有传真机。文章大样就靠邮局在北京和南京之间传递。这从保存的文章大样上可以看出，因为每份大样上都有日期可查。要说明的是，后来王强华同志来信对文章修改提出了新的要求：更贴近现实，更有战斗力。显然，由要求稳妥转向激进了。

1978年4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全国第一次哲学研讨会，南大政治系是李华钰、马淑鸾和我三个人去参加会议。我与华南师范大学的黎克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周抗、山东曲阜师院的张明三位同志同住一个房间。哲学研究所的孙耕夫、邢贲思、李今山、陈中立等多位同志领导会议和负责会务工作。我是一个小组组长，大会讨论热烈。

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王强华同志就接我到光明日报社，见到了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同志，还有孙长江老师，我在人民大学研究班读书时，孙老师给我们讲《周易》。我与他多年未见，见面后当然很高兴。

杨西光同志先是介绍了我和孙长江同志，并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说：今天请各位来，是讨论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原本要在4月2日的哲学副刊发表了，我看后，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副刊发表可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发表，但是要修改，要加强针对性、战斗性，要写得更严谨，不能让人抓小辫子。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听取大家意见的，听说党校也在写同一题目的文章，所以把孙长江同志请来一起讨论。

于是大家纷纷提意见。我记得马沛文同志的意见最激烈，他说，要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感到惊讶，立即说：恐怕不行，还是点名批判“天才论”稳妥。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杨西光同志最后讲了修改意见，我归纳起来是两点：第一点，要增强针对性、现实性，提高战斗力；第二点，要仔细推敲，更严谨，防止授人以柄。他指着我和孙老师说，你们两个人的文章改好了，都发表。

从此，我白天参加会议，晚上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天一早，《光明日报》的驾驶员就把我修改的大样拿去，傍晚又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样送给我。如此又修改了几次。我每天晚上修改稿子，李华钰、马淑鸾两位同志是看到的，黎克明、周抗、张明同志也是看到的，哲学研究所的几位同志也是知道的。

一天晚上，黎克明同志在看望了中央机关的老朋友后，严肃地对我说：“老胡，你已卷入了高层内部的斗争，风险很大，你可知道？”

我说：“知道，你是同意我的观点的，我去坐牢，你要给我送饭啊！”

他笑着说：“我支持你，你坐牢，我去给你送饭。”

几天的会议结束了。会议闭幕时，周扬同志作了总结，他肯定了讨论会，鼓励大家从事科研，并且提出了“科学无禁区”的论断。于是，我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把“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加进去了，并说，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理，只有迷信、盲从。

哲学讨论会结束后，我搬到《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修改文章。杨西光总编到《光明日报》不久，与夫人一起也住在招待所。这期间，杨西光同志几次来看我，了解我修改文章的情况，也跟我聊天，了解我的经历。

他对我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他谈话，要他到《光明日报》工作，并告诉他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耀邦同志派他到《光明日报》工作，是要他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杨西光同志说：“怎么改变面貌？就从发表这篇文章开始。”

杨西光jizh

将近五一节了，杨西光同志又来看我。他说：“小胡，文章改得差不多了，五一节快到了，你要回去了。这篇文章要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修改，最后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中央党校有个理论研究室，出版一份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这篇文章先在《理论动态》发表，然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理论动态》是每月逢五、逢十出版，《光明日报》第二天公开发表，如果《理论动态》在5日出版，《光明日报》就在6日公开发表，《理论动态》在10日发表，《光明日报》就在11日公开发表。

他说：“小胡，要跟你商量一个事，现在的大样上，都署你的名字，文章公开发表时，不署你的名字，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是你自己投稿的。我现在就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怎么样？”

我当即回答说：“很好，只要文章发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杨西光同志很高兴。他随后还告诉我，已经商量过了，《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新华社当天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至此，我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已由我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全国主要新闻单位和中央党校的联合行动了，是要向“两个凡是”发起全面进攻了。

后来我知道，《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并不是两报一刊编辑部的同志写的，而是中央机关的同志根据领导人讲话的精神写好后，交给两报一刊以社论的名义发表。据我所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同志是坚决抵制“两个凡是”的。

我在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时，曾到《人民日报》理论部看望南大政治系的毕业生崔文玉、谷嘉旺，顺便听听他们的意见，在那里见到了理论部主任何匡、副主任汪子嵩，我给他们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他们都说好，何匡同志还说：“《光明日报》不发表，我们发表。”我说：“《光明日报》要发表。”何、汪两同志是观点鲜明、态度坦诚的人。

在此期间，我还去协和医院看望了周林同志，去积水潭医院看望了郭影秋同志，他们二位都曾担任南京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一是慰问，二是听取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意见，他们也都说好。我的底气更足了。

五一节后，一天早晨，我和张丽华在厨房里烧早饭，听到中央电台广播《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高兴，文章从酝酿到发表已经一年多了。

随后，我又认真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结论，是《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等同志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老师等对文章修改得好，基本论点没有变，对文章的内容作了发挥，更贴近实际。总之，中央党校同志和《光明日报》同志的修改，都提高了文章的水平，增强了战斗力。

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光明日报》5月11日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在修改过程中又融入了集体智慧。文章发表后不久，《光明日报》总编室给我寄来10份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和70元稿费。后来，我看到了刊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动态》第60期的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后面注明：“《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后一个版本就没有作者胡福明了。这两个版本都存在着，分布于全国各地。

是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和安排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出版。当时，他直接领导《理论动态》，他尊重杨西光的要求，尊重事实。因为杨西光明确要求，《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必须注明“《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很快，胡耀邦同志就专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理论动态》第60期也就改版了。但是，历史事实不是用再版《理论动态》可以改变的。

文章刚发表几天，北京就传来消息，中央有人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上是荒谬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砍旗的”。“砍旗的”是指砍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要来的终于来了，不出我之所料，只是来得如此之快，出乎意料。

文章发表后，匡校长曾对我说：“《光明日报》上你的文章我看了，很好。”政治系的老师都表示赞成文章的观点，并无反对意见。江苏省委、南京大学党委并没有对我施加压力，我一如既往地工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