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分配”的对象，为何让人爱不起来

在今天，通过算法寻找另一半已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算法似乎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心动”……

其实，人类社会一直存在一种古老理性——“门当户对”：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模拟态的算法思维，它通过条件的匹配来对冲爱的不确定性。然而，当数字化平台将这种古老的匹配逻辑推向极致，我们真的离幸福更近了吗？

吴冠军教授在《再见智人》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追问：算法可以实现配对的均衡，可以满足你明面和暗面的需求，但它能否触及那个名为“爱”的黑箱？如果爱注定是无理性的、是不洁的、是“不恰当”的呢，那么真正的爱还有存身之所吗？

今晚，我们一起思考算法时代的“爱情”。

本文选自《再见智人：技术—政治与后人类境况》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限于篇幅有所删减，标题系编者后加

1

算得清的“门当户对”

算不准的怦然心动

会利用算法思维来解决爱的问题的，不是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后者，实际上堪称将爱算法化的先行者。

在经济学家出手之前，其实人类就有一种相当古老的应对爱之难题的智慧：“门当户对”：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先匹配好，彼此基于理性而不是爱在一起。

我眼里系统性地尝试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问题算法化的第一人——我们不妨称他为“婚姻算法之父”贝克尔提出，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婚姻市场”上，每个人都能找到和自己最匹配、使自身效益最大化的伴侣，亦即抵达均衡状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出版于1976年，在书中贝克尔用六分之一的篇幅从经济学的研究进路构建了“婚姻理论”。

在贝克尔所提出的“婚姻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人类的婚姻在根本上是一种市场行为。财富、教育程度等元素被看重，那是因为人们会根据成本和收益来选择使自己“效益最大化”的对象结婚，“当且仅当男女双方境况都有所改善（亦即他们的效益均有所增加）时，婚姻才会发生”。

在贝克尔所构建的算法模型中，爱能够对最优配对的婚姻做出积极影响，只是影响数值不大（“不很重要的部分”）。不过，该模型的局限在于：它彻底无法处理“一心人”对“最优配对的婚姻”的破坏（譬如，那种为爱痴狂的私奔）。

电视剧《凤求凰》里的卓文君。

在20世纪40年代，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曾把主流经济学称为“受限经济学”——那个时候贝克尔还是中学生。巴塔耶批评约翰·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只研究生产、成本、交易、产权，不研究浪费、过度、损失、消耗。

从巴塔耶所提出的“通用经济学”出发，同宗教性的祭祀一样，爱是纯粹的消耗，是生命中剩余下来的能量的自我消耗。是以，爱总是通向死亡。爱侣结成的共同体，是一个“消耗社会”。

贝克尔的经济学只聚焦符合理性的叠加、获取，而排斥彻底无理性的消耗、死亡。消耗被贝氏拉入理性的范畴，那么死亡呢？“生死相许”的爱呢？

爱，仍然标识了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的根本性界限。

2

在搜索和展示中

被提纯与抹除的爱人

阿德莎德在出版于2013年的著作《钱与性：经济学如何影响性与爱》中提出，“互联网具有提升婚姻质量的潜能——这是因为在线搜索的低成本鼓励人们调高等待价值”。

换言之，由于数字平台革命性地降低了搜索成本，人们会倾向于努力去寻找“对的人”而不轻易将就。在没有数字平台的时候，人们只能尽量搬到人口稠密的大城市生活，因为在那里搜索成本相对较低。但即便如此，很多人仍然会止步于接受一个“并不理想的匹配”，“因为继续搜索的前景太让人气馁”。

阿德莎德举例：某女性若是没能在最近几年结婚，那么她生育孩子的机会就明显减少了。对她来说，长期搜索的“代价”可以直接转化为有可能无法生育孩子的价值。而当搜索成本降下来后，“等待价值”就上去了，“人们愿意多搜索，以期找到一个更高质量的配对”。

贝克尔认为只要信息获取渠道畅通，高质量会找高质量，低质量去找低质量。而现在数字婚恋平台通过提供搜索引擎算法服务，革命性地改良了信息获取环节，有效降低了搜索成本，那么，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的有效性是否随之亦进一步增强了呢？情况未必如是。

市场上的恋爱交友app。

搜索引擎的算法模型，会带来新的问题：在“有房”“有车”成为输入选项后，很少有人会专找“无房”“无车”的。这就使得那些没有房的人（尤其是男性）在两性场域中直接消失——以前还有机会先出来见面，看场电影坐下来聊一聊（“谈恋爱”），说不定和房子无关的某个（些）因素能打动对方呢？说不定那理性无法穿透的爱突然降临呢？

你可以批评算法开发者“有房”“有车”这种参数太资本主义了，然而问题恰恰在于：那正是以前人们相亲约会时拐弯抹角想要挖掘的信息。即便婚恋平台的算法工程师一开始没设计该选项，在实践中也很快会迭代算法，将它们加上去，否则就会被竞争对手甩掉——没人再用你的搜索引擎来搜索了，因为不好用、设计不“人性”嘛。

小红书上关于“相亲黑话”的讨论。

进而，一个成功的婚恋平台绝不只是满足于做好数据采集，并且会致力于对数据进行算法化的分析，在海量用户中找出“优质用户”，并使其更容易地脱颖而出——尽可能地占据输出端，甚至登上APP和网站的首页与推荐页。经过这种算法优化后，平台才会吸引更多的用户并黏住他们。

于是，在婚恋平台上能够被“显示”的人，你当然会看得顺眼，当然足够“优质”——他们本就是算法优化出来的。婚恋平台很火爆，因为“高质量人类”进一步获得了市场高光。

但我们有必要看到，数字平台的搜索引擎算法与数据分析算法，却使得贝克尔主义婚姻算法的基石之一“市场均衡”，沦为离现实情况更加遥远的一个“强预设”了——不是高质量会找到高质量、低质量找到低质量，而是“优质会员”极大地垄断信息通道，“高低”通吃，“不优质会员”连被显示出来都难。

更糟心的是，没有了拐弯抹角的“文明性”的话语游戏之后，在数字婚恋平台（网站或APP）上，人实际上被搜索引擎算法赤裸裸地商品化。

3

AI能复制快感

却复制不了爱情“黑箱”

现实生活中，有几个人会和红娘说：我想要的人，和我妈一样就行……

现在，神经网络算法通过平台所采集的海量琐碎数据不断训练自身，很快就能撬入你的这个黑箱。你不知道你自己，它知道你——当然，它就比你更智能。

2025年1月，《非诚勿扰》引入AI技术。

算法绝不像爱那样无理性地疯狂，它是无理性地有效——它充满智能地指导你如何越界（逾越大他者的律令），而不是如何爱。要实现后者，除非爱本身能成为大数据中的主导性力量来训练算法。

也正是因为爱和算法这两种理性眼中的“怪物”并不是同一路怪物，故此，在神经网络算法（“理性的怪物”）已然大行其道、不断彰显伟力的今天，爱却始终呈现为一个黑箱，一个激进的怪物。算法对爱亦是无能为力——黑箱式的平台算法能撬进无意识这个黑箱，但撬不进爱这个黑箱。

也许你会自认是一个爱者（lover），一个深切渴望爱与被爱的人，但你日常数据中占比极大的，却恰恰是和爱无关的行为。于是，靠这些自视爱者的人的行为数据，仍然训练不出能把对于理性彻底不透明的爱予以算法化的神经网络算法。

反过来，在今天，你觉得是从自己内心喷涌而出的“爱”，那份让你在意识层面自视为“爱者”的深切的“爱”，倒更有可能是被基于算法的各种工业化程序“制造”出来的。

4

你永远不会拥有正确的爱

因为爱永远是不合适的，不恰当的，不干净的

在算法当道的数据主义时代，由人工智能充任的这位大他者，同时是新的原父（这么做的“根据”，就是这是我说的），新的真神（不用理性理解，遵从神意或天命行事就行），新的导师（听我话你不会吃亏的），又是你新的知心大哥/姐（你的一切小心思，它都会照顾到）。

图｜电影《我的机器人女友》。

在法律及其例外（大他者＋越界）的文明结构中，它两边都强势入场，既通过去知化的方式让你听话、遵从指令，又关照到你的各种“小九九”、不可告人的“梦”，让你每每惊喜地舒爽不已。以前的大他者的具身，都未能这样行云流水地做到两手抓。

人工智能算法，与其说能轻松做到“父亲”与“知心大哥”无缝切换，毋宁说它把两者直接合二为一了：你听从它规范性的指令行事，越界性的快感就已经打包在内，一点都不会少你的。“后人类”的人工智能，比任何前任大他者，都还要“人类” 。

然而，就如影片《普罗米修斯》《异形：契约》中最后虽征服了人类但唯有爱未能攻克的仿生人“大卫”那样，激进怪物性的爱，标识了人工智能算法的界限。

大卫作为一个试图成为“神”的仿生人，他拒绝任何形式的脆弱，因此他始终无法进入那个“爱的黑箱”。

面对人类主义框架下作为好生活问题答案的爱，后人类主义者唐娜·哈拉维的说法，或许更有可能触及到了爱：“你永远不会拥有正确的爱，因为爱永远是不合适的，不恰当的，不干净的。”

人不是数据，爱也不是程序，

愿你不仅仅是被“匹配”成功，

而是被深深地“看见”，

愿你在这个“后人类”的境况里，

守护好属于人类的脆弱和坚强。

TON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