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一老人回大陆探亲，在八宝山捧丈夫骨灰盒痛哭：怎么会是这样

1991年，一个名叫潘佩卿的七旬女性老人从台湾归来大陆，在儿子们的陪同下，老人来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这里，潘佩卿见到了她心心念念了40多年的丈夫徐森源，不过很遗憾是，徐森源早已于1986年病逝，老人此次回来只是见到了丈夫的骨灰盒。

见到丈夫的骨灰盒后，潘佩卿“先是目光呆滞，久久不语，然后放声痛哭”，然后嘴里一直反复念叨：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图|1947年在基隆中学任教的徐森源与妻子、二儿子合影

徐森源是一名中共党员，当年受组织委派在台潜伏，因“基隆中学案”导致党组织被敌人破获后，徐森源接到紧急通知撤离。

当年，徐森源在撤离时，并没有告诉妻子具体的原因，只是说了一句话，称台湾再过不久就会解放，届时他们夫妻自然可以团聚。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徐森源一直去世，都没有盼来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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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博东是徐森源夫妇唯一留在大陆的孩子，他也是长子，后来成为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台海情缘——一个家族的历史见证》，详细的讲述了他们家的往事。

2024年6月，徐博东在本书签售现场，就有记者对他感到好奇，因为徐博东明明是广东人，却说的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他的父亲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而母亲和几个弟弟却都在台湾。

图|徐博东为老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嘉树签名赠书

根据徐博东介绍，徐家是世居广东梅州蕉岭的客家人。其父母徐森源、潘佩卿早年在粤东参加著名抗日保台志士丘念台组织的“东区服务队”，在党的领导下投身抗战洪流。1945年秋，徐博东未满周岁，父母就因革命需要将他托付给家乡的祖母。不久，二人又赴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18年，徐森源出生在广东蕉岭，他早年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43年春，徐森源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受党组织委派从事地下工作，曾在抗战末期只身潜入

广州日占区做收集情报和台侨（即在广州的台湾同胞）策反工作。

也是在东区服务队期间，徐森源结识了妻子

潘佩卿，两人相识相恋，并且成婚。

1945年秋，潘佩卿在东区服务队驻地 惠州博罗县罗浮山冲虚观生下了长子，按照当时东区服务队队员约定，凡是在该队出生的孩子，男孩起名必要有个“东”字，女孩起名则要有个“区”，以纪念东区服务队。

这也是徐博东名字的由来。

1946年4月，徐森源夫妇受党组织委派前往台湾，当时获派赴台的还有丘继英、钟国辉，偕同钟浩东/蒋碧玉夫妇、萧道应/黄怡珍夫妇、李南锋等东队台籍队友。

考虑到安全，徐森源夫妇将长子徐博东送回了老家蕉岭。赴台后不久，徐森源便接受时任基隆中学校长吴剑青（徐森源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时的国文教师）的邀请，去基隆中学担任事务主任，妻子

潘佩卿等人也随同赴基隆中学。

当时，徐森源等人通过在基隆中学教职工的身份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图|1945年10月，徐森源、潘佩卿夫妇与长子博东摄于蕉岭老家

钟浩东（当时还兼任基隆中学党支部书记）接任基隆中学校长以后，觉得台湾过去长期是殖民地，才回归祖国怀抱不久，认为应该把过去在东区服务队教育青年学生的那一套办法搬过来，培养年轻一代的台湾民众，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

后来，钟浩东、徐森源等地下党同志搜集了不少进步书籍，供学校的学生观看，并通过学生和学生家长向社会各界辐射影响。

在当时，不少青年学生深受进步思想熏陶，也都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至1949年5月，台湾省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在台的地下党员已经发展到了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动员的普通群众，可以掌握的群众将达5万人。

为了支持在台的地下党组织工作，中共中央还抽调了不少精干力量陆续派往台湾。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受命在台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对解放台湾都有很大的必胜决心，特别是随着解放战争持续的推进。

可事实上，台工委对实际情况进行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台湾各地党的地下党组织虽然有所发展，但相比于有着近700万人口的台湾一省来说，还是太微不足道。

可也正是因为这一过分乐观的态度，为几人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这一标志性的事件正是后来爆发的“基隆中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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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随着三大战役陆续结束，解放台湾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负责在台地下工作的中共台湾省工委认为，应该积极配合这一战略，并下令给所属的各级党组织、党员要充分动员起来。

几乎与此同时，台工委创办了用于宣传革命的机关报——《光明报》。

图|1948年2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台中县党部成立暨首届执监委就职典礼合影纪念（前排中坐者为徐森源）

根据资料记载，《光明报》的印刷地点就在基隆中学后山的山洞里，由省工委委员林英杰和陈仲豪、台北市工委学生运动委员会的徐懋德负责。

陈仲毫负责刻板，基隆中学支部的女党员张奕明负责将印好的报纸送到台北联络点。

本来《光明报》只是台工委的 机关报，理论上不应该对外发，但基于当时解放形势的变化，导致了《光明报》发放、传送出现了混乱，甚至于到后来全台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光明报》的身影。

1949年7月，《光明报》被投放到了蒋介石、陈诚的办公桌上，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恐慌，遂下令严查此事。

特务人员发现在台北的台湾大学中，有学生私下里散发《光明报》，引起时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的关注。

同年8月13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冲入台湾大学校园，抓捕了散发《光明报》的四名学生王明德、戴传李等人。

戴传李在被捕后供述，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

次日凌晨3点半，国民党保密局派出3个行动小组的特务，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时任中共基隆工委书记），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印报器材及大量共产党宣传资料。

钟浩东被捕以后，在狱中受尽了酷刑，尽管他本人意志极为坚定，但他在被折磨的精神恍惚的情况下，还是吐露了一些情况。

比如时任台工委书记的蔡孝乾的代号“老郑”。

基隆中学案发以后，造成了一大批潜伏的地下党员被捕，这其中也包括钟浩东的妻子蒋碧玉，后来她在狱中被关押时，还幽幽说了一句话：

“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

同年9月9日，台当局判处钟浩东、李苍降等7人判处死刑：江支会判刑15年：王荆树、许省五、许省六等6人判10年：萧志明等2人判5年，曾碧丽、孙居清、张国隆3人判刑1年；王明德、游英、詹照光、戴传李、许远东、邱连球、邱连和、李南锋、蒋碧玉、戴芷芳等20人交付感训。

10月14日，钟浩东被执行枪决。

图|钟浩东

随着钟浩东的被捕，不少台工委所属各地党组织也相继被敌人破坏，这其中也包括蔡孝乾后来被捕叛变，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事实上，基隆中学案发以后，不少地下党员都接到了紧急撤退的命令。

比如负责给《光明报》刻板的陈仲豪，他是通过在台南当警察的表弟帮助下坐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再转回大陆（还有一说直接乘船去了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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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中学案发时，徐森源夫妇其实已经不在学校里。

早在1947年“二·二八”起义，钟浩东意识到这次起义可能旷日持久，必要时还会上山打游击，就提前把一部分外省党籍同事和家属都疏散到了台湾南部。

当时，潘佩卿在事务课长邱连球(钟浩东的姑表)和李南锋两人护送下，搭火车南下屏东长治的邱家避难。

同年11月，徐森源受当时已经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的丘念台邀请，赴台中就任国民党台中县党部书记长。

基隆中学案发后，徐森源在台北火车站碰上了奉令转移的陈仲豪，这才知道基中出事的消息。

同年10月中旬，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同意徐森源撤离，并要他通知在台北的王致远，两人一起撤离。

为了绝对保密，徐森源并没有告诉妻子潘佩卿出了什么事。

10月14日，徐森源交代好秘书工作后，只简单收拾了几件日常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装进一个小皮箱，身着平日出门常穿的西装，他离开家之前，跟两个孩子吻别，然后跟妻子神情拥抱：

“阿妈托人捎话来，说她病重，要我赶紧回去相见，我必须回蕉岭老家一趟，很快就会回来！”

按照计划，徐森源要先去台北通知王致远，但他到台北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去见王致远，而是先去拜访了他的顶头上司，时任国民党省党部组训处长。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徐森源始终致力于同徐白光搞好关系，两家人都很熟悉，此次撤离，这层关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面对徐森源请假回老家探亲的请求， 徐白光毫无怀疑，甚至还答应徐森源，在台北等飞机期间，就住在他家里。

随后，徐森源从从容容的去找了王致远。

值得一提的是，王致远当时也是全家在台湾，同样他在接到通知撤离的时候，也没有具体告知家人情况。

王致远一开始考虑从海路撤离，可当时台湾全省已经戒严，港口码头遍布特务，想从海路走并不容易，思来想去只能坐飞机。

当时，国民党当局几乎已经是糜烂到了骨头，贪污腐化十分严重，不少人都走关系，想通过国民党军空军的飞机离开台湾，只要出重金贿赂买通机师即可

时任台工委副书记的张志忠觉得这个办法很稳妥，就同意了他们的办法。

不过，因为广州解放的缘故，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已经无法起飞至广州，王致远后来通过关系，改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去香港。

1949年10月17日，徐森源、王致远抵达台湾松山机场，因头两天人少的关系，无法混上飞机，他们又等了两天。

至10月19日，徐森源、王致远两人才乘上飞机，飞到了香港。

徐森源离开台湾的时候，还始终认为台湾解放也就是近在眼前的事儿，可万万没想到，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他所预料。

徐森源后来在香港一住就是三年多，负责作台湾情况调查研究。

1953年2月，徐森源奉调返回上海，负责上海华东广播电台做对台广播宣传工作，次年8月调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任方言组组长。

三十多年时间，徐森源始终负责对台宣传工作。

至1986年3月13日，徐森源在北京病逝。

徐森源离开台湾的时候，潘佩卿正怀着他们的第四个孩子。

丈夫离开以后，潘佩卿也满心期待同丈夫重逢，结果一等就是四十多年，期间因为丈夫身份问题，她在台湾日子过得并不好。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恢复两岸通讯后，在大陆的徐博东同在台湾的母亲取得了联系。

1991年，已经年过七旬的潘佩卿在儿子们的陪同下从台湾返回大陆，只是很遗憾，徐森源已经于多年前病故，她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只能抱着丈夫的骨灰盒诉说思念。

相隔几十年，潘佩卿乡土观念仍然很重，一直教育子女坚定主张两岸统一。

徐博东后来接受采访时，还谈起自己在台的亲属：

“全家十数人，不论男女老少，皆主张两岸统一，坚决反对‘台独’！”

2006年春，潘佩卿病逝，享年87岁。

次年，徐氏兄弟四人分别从台湾、北京返回老家广州蕉岭，将父母亲的骨灰合葬在一起，这对儿分离了50多年的夫妻才终于获得了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