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全球都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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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往往，国家即使面对1%的战争风险，也会做100%的准备。当世界都在做准备，战争就可能自我实现。战争经济学告诉我们：和平其实是战争的遗产之一……

正文

战争已经成为日常，大争之世已经成为新常态。人们对于高烈度、大范围的战争不断在自我心理建设。而国家——这个主要由战争催化的政治组织——在和平多年嗅到危险的硝烟味道后，正积极为战争风险做全面的准备。“战备-资源-预算-债务-产能”的战争产业链闭环正在形成。

对于国家来说，即使有1%的战争风险，也会进行100%的战争准备。就像一个家庭感受到了被抢劫的风险，肯定会花重金整固防盗门窗，并积极投入安装安保防护系统。从北约诸国提议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5%的战时标准开始，全球进入了战备补库存的高峰周期。

当世界都在为战争做准备的时候，战争就很可能自我实现。

而今天的经济环境，产能过剩、军工+AI科技的崛起、债务无限膨胀、赤字无约束扩大、年轻人大面积失业、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冲动等等，似乎都在烘托一种亢奋又危险的气氛。

我从五年前学习构建的新战争经济学体系，为俄乌战争和中东战争的宏观分析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框架。它较好地解释了战争如何发动，以及战争结束的基本条件，并为大类资产配置和风控提供了理想的工具。

战争经济学的研究由来已久。狭义来说，战争经济学是用成本收益方法分析战争的一门经济学学科。宏观上，分析的是一个国家在“大炮和黄油”之间的资源配置。微观上，则是用博弈论，结合行为学和政治学的方法分析战争发动背后的机理，包括战争是如何发起的，又是如何结束的。

广义上，战争经济学属于复杂经济学的范畴，需要用复杂系统论和控制论来分析战争的一系列复杂动因和机理结构。

战争当然是要唾弃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和平主义者、反战主义者。但是从冷酷实证的角度，很多学者近期的著作，也重点论述了战争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意义。客观来说，人类重大的科技革命和组织变革（比如现代国家和现代公司）等，最初的起源都受益于战争。

大部分学者认为，正是战争以极端的暴力消灭了日常的暴力，让持久的和平成为可能。战争打造的暴力机构以“以暴制暴”的威慑秩序塑造了今天的和平社会。可以说，和平孕育在战争之中。战争让权力和财富重新洗牌，实现了过去分配极化和扭曲后的再平衡。

历史上，战争是加速器，也是个谜。事后来看，战争仿佛是蓄谋已久的，“英雄”建构的。但如果回到战争启动以前，其实没有人想到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再重要的个体比如国家领导人，也只是处于历史的洪流之中身不由己或无意识的卷入了战争。

比如，俄乌战争开始前，普京只是想发动一场有限的、局部的、可控的“军事行动”。泽连斯基可能一度也想妥协投降，甚至也可能因为一时的惧怕想当逃兵，毕竟他并非军人出身，总统之前只是一个演员。但是他选择了勇敢留下来抵抗，现在成为国际享誉的“民族英雄”。

人们也没想到，乌克兰在钢铁洪流之中抵抗这么久。今天不仅可以与俄罗斯这个曾经的第二军事大国一直掰手腕，在中东战争爆发后还可以向海合组织输出武器和经验。

在全球进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战备补库存中，乌克兰甚至包括俄罗斯这些提前进入战争新常态的国家，很可能反而成为战争产业链的受益者。

根源上，我们需要解释人类这个物种为何嗜杀，残暴起来与动物无异。特别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博爱的普世价值观，却阻挡不了一战、二战、种族大屠杀等“动物返祖”现象。解释这种人性嗜杀基因，属于进化论的范畴，确切的说是心理进化论的范畴——人类90%时间所处的狩猎时代埋下了杀戮的基因，只是进入现代以来被组织、秩序、契约和惩罚机制等所压抑。要知道，造成人类死亡和经济损失最大的两次世界大战并非发生在古代的丛林社会，而是发生在现代文明社会。

从漫长的人类文明史看，战争才是常态，和平只是暂时。

工业革命后，人类被所谓的文明驯化，和平看上去成为常态。但两次世界大战冷酷的告诉我们，同动物一样，被驯化后的人类并非没有了杀戮的基因，而是被压抑了。

从这个意义上，和平不过是战争的遗产之一。当二战的遗产消耗殆尽，三战也就开始酝酿了。

从特朗普第一任搞孤立主义、国家主义，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开始，二战的和平遗产就开始消融。俄乌战争，直接基本将二战的遗产消耗殆尽——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四个卷入和涉入了战火。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等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契约沦为一纸空文，WTO、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贸易和和平组织形同虚设。特朗普上台后，两任期间退出国际型组织近70个。

而今年的中东战争，则进一步的将和平的遗产消耗为负资产。在战争之前，具有标志性的一幕是：在联合国，以色列将联合国宪章在全世界面前粉碎。

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挑起的对伊朗的全面打击，从斩首领袖及其家人和非军用设施，并在停火协议以后迟迟不停手，遭到了包括欧洲诸国和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谴责。这意味着，犹太人在二战时被屠杀600万的国际同情遗产被严重消耗。如果说二战前的一个信号是排犹主义，现在这种苗头正在出现。

意识决定行动，当全球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等等极端思潮盛行的时候，人类距离世界性的战争也就不远了。这是战争所需的社会氛围。

如果将战争的范畴扩大，将贸易战、舆论战、科技战、信息战、金融战等包括在内的话，我们不是在世界大战的前夕，而是已经进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况且，俄乌战争之后，今天全世界的参战地区与人数，已经创造了半个世纪多的记录。

世界三个火药桶，两个完全已经引爆。亚太地区也并不稳定，朝鲜半岛暗流涌动。最大的转向还是二战战败国日本。日本也把二战后的遗产消耗殆尽，近年在军事部署上全面突破 二战后的“专守防卫”约束，转向进攻型战力，右翼政治势力全面掌权、加速修宪与再军事化，已形成战后最激进的扩军与右转态势。军费连续14年增长，2026财年达9.04万亿日元，全球第4。海上自卫队废除护卫舰队，新设水上舰队、两栖战与水雷战群。2025年新设统合作战司令部，完善联合作战指挥，彻底脱离战后和平体制，右翼势力完成政治—军事—法律三位一体转型，走向军事大国。

今天，唯一输出和平，调停国际争端的大国，可能只剩下中国了。作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工业产能大国、第三军事大国，亚洲第一军事大国，如果也卷入战争之中，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就开始了。中国虽然在全球战备补库存周期之中，也在加大军力和防务的投入，但始终还是坚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和平崛起道路，并对外输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但是，也要看到在如此凶险的国际政治和地缘环境中，在统一历史使命的推动下，也很难独善其身。中国肯定不会发动和参与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一定也在为此做准备。

最终还是取决于中美关系。好在特朗普本届任内，率先奉行和推广的是西半球的门罗主义，亚太战略自顾不暇。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有限的时间窗口和战略机遇，坚定走和平统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进程，担负起世界和平使者的大国使命，为人类文明的福祉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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