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血泪：技术否定主义简史

纵观历史，从古希腊对技艺心存警惕的悲观者，到信息时代焚毁计算机的激进派，人类拒绝机器的传统源远流长且影响深远。

作者：Brian Merchant，Thomas Dekeyser 2026年4月15日

随着针对AI的强烈抵制戏剧性地升级，我认为现在正是探讨学者托马斯·德凯泽（Thomas Dekeyser）所称的“技术否定主义”（Techno-negative）的最佳时机。德凯泽刚刚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该主题的新书，书名恰如其分，叫作《技术否定：拒绝机器的漫长历史》（Techno-Negative: A Long History of Refusing the Machine）。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文笔犀利且引人入胜，已经获得了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

我第一次见到德凯泽是在2022年他的电影《火焰中的机器》（Machines in Flames）首映前后，他是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人文地理学讲师，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关注他的工作。现在，随着新书出版，我询问他是否有兴趣为BITM撰写一篇探讨该书主题的文章。他非常慷慨地分享了这段旋风般的历史回顾，审视了历史上的个人和社区如何拒绝、回避或抵制技术，以及为什么他们的“技术否定主义”比你想象的更重要。

技术否定主义的历史

作者：Thomas Dekeyser

技术进步并不仅仅由技术能力的革新驱动：算力的爆发式增长、处理速度、预测算法等等。它在深层上也关乎“叙事”。AI推广者和其他大厂福音传道者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话语将其正常化，以此推动他们的技术议程，告诉我们：他们的技术未来不仅是令人向往的，更是不可逆转的。

在这个故事中，技术进步是一股巨大而纯净的浪潮，承载着一切向前推进，无法阻挡。我们被告知，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每一次发明都带领社会远离所谓的野蛮过去，进入文明的现在或未来。正因为它是一种“自然”，所以任何暂停或减缓当前技术进步形式的尝试不仅是幼稚的，更是徒劳的。这种叙事无处不在。我们一次又一次从大厂CEO、AI鼓吹者、各国政府和全球逐利的雇主的口中听到：“无论你喜不喜欢，它都要来了，”他们告诉我们，“反抗是没有意义的。”

问题在于：这种“不可避免性”的叙事是一个幻想。它依赖于一个逻辑谬误：仅仅因为某样东西正在涌现，并不意味着它会留下。更重要的是，这在历史上是错误的。技术进步从来不是一个线性过程。没有纯净的浪潮，只有混乱的洋流、漩涡、潮汐和礁石。当我们仔细观察时，会发现技术史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战场，无数参与者在为技术创新的路径而战，而非平滑、自然的演进。意识到这一点，能让我们从“我们所处的技术世界是某种不可动摇的事实”这一观念中解脱出来。

在我的新书《技术否定：拒绝机器的漫长历史》中，我展示了每当技术进步发生时，都会遭遇深层的拒绝。我深入档案馆，揭示了那种强烈想要否定“生活技术化”的冲动——我称之为“技术否定主义”——其存在往往令人困惑且顽固。从古希腊早期的机器破坏者、禁止技术的的中世纪基督教会，到19世纪法国捣毁街灯的革命者，以及对资本主义计算系统进行武装袭击的极左翼分子，本书探讨了技术否定主义作为历史上的一股深层且持续遭到谴责的暗流。我想简要介绍五个特定的技术否定历史片段。

Hugo Vogel 的作品《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火种》

古希腊的机器破坏者

自从有了今天我们认为的工具开发和创新，就有了破坏它的欲望。在古希腊，“Techne”（即技艺和手工知识）的承诺从一开始就与其拒绝和延迟紧密交织。正如历史学家所展示的，当时科学知识的扩张未能转化为相应的技术发明大爆发。那个时代被一种面对Techne时深层的猜忌所笼罩。

举一个例子：阿基米德。他虽然是各种技术装置和机器的关键发明者，却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机器破坏者”——他毁掉了自己的机器，希望能阻止未来的使用。甚至在那个影响力深远的希腊技术起源故事中，普罗米修斯从众神那里偷走火种并交给人类，也伴随着一个黑暗的警告：宙斯将普罗米修斯锁在深山的悬崖上，让他暴露在风雨中，任由一只饥饿的鹰啄食他的内脏。对于希腊人来说，Techne为世界带来了一些黑暗且可能邪恶的东西，因此需要对其保持距离。

攻击织机的卢德派工人

快进18个世纪，我们遇到了最臭名昭著的机器破坏者：卢德分子（Luddites）。他们是19世纪初英国的针织工，眼看着自己的生计和手艺受到自动织机到来的威胁。正如Brian Merchant的著作《机器血泪》所示，他们没有简单地接受命运，而是奋起反击，焚烧机器和工厂。

虽然工人群体对机械劳动工具的攻击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卢德分子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规模、强度和组织水平。技术否定主义成为了一种集体反抗的方式，席卷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民众，对“技术创新”与“资本主义扩张”日益紧密的联系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技术已成为资本家阶级挥舞的武器。针对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卢德分子培养了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为自己、为工友、也为一个超越自利与利润的未来而战。

早期的反技术政府

在卢德运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拆毁机器的通常不是工人，而是政府——通过直接攻击或颁布禁令。举个例子，17世纪末的汉堡，当地政府公开焚烧新发明的机器是很常见的。这并非德国人的狂热，在16至18世纪之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禁用了起毛机；荷兰莱顿议会禁止了织布机；荷兰的一项法令禁止了带织机；英国也发布了针对带织机的帝国法令；维也纳议会签署了对新机械的普遍禁令。与当今政府大规模拥抱最新技术创新截然不同，这些“技术否定型国家”在面临迫在眉睫的失业威胁时，为工人提供了保护。

20 世纪撤离技术的公社

进入20世纪，技术否定主义采取了新的形式。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MOVE）、英国（Kibbo Kift）、以色列（Degania Alef）和南非（托尔斯泰农场）的反技术公社。与直接攻击机器的卢德分子不同，这些公社信奉一种“撤离”与“断连”的特质。他们既不接受也不反抗技术生活，而是逃离它。

作为众多反技术公社之一，一个名为MOVE的组织曾问道：脱离西方的资本主义技术意味着什么？MOVE于1970年代在费城成立，旨在按照其创始人约翰·艾菲卡（John Africa）所称的“自然法则”生活，废除电力、机械、自来水、加工食品和任何非天然来源的产品。我们个人可能并不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理想或可行的，但反技术公社展示了在面对一个日益感到对集体福祉怀有敌意的技术世界时，反抗策略的多元可能性。

被 CLODO 炸毁的办公室中的计算机设备，由警方拍摄。

1980年代的电脑纵火犯

再次离开“断连”政治，1980年代被证明是技术拒绝史上最火爆的十年。欧洲大陆一些激进团体放火焚烧了那些推动计算机普及的公司和基础设施。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名字极酷的法国组织：“清理或破坏计算机委员会”（法语缩写为 C.L.O.D.O.）。

在1980年到1983年间，他们纵火或炸毁了至少12家计算机公司。深夜，他们会潜入菲利普数据中心（Philips Data Centre）和霍尼韦尔（Honeywell）等公司的办公室，收集电脑和磁带，在厕所里放火点燃，然后在警察赶到前逃离。他们的目标不主要是技术取代劳动力（卢德派），也不主要是技术对生活的普遍贫瘠化（MOVE），而是计算机作为“战争机器”和“监控技术”被纳入国家机器的过程。他们认为，在“个人电脑”普及之前，计算机带来的统治将多于解放。

在众多的参与者和实践中，技术否定主义的正当性、意识形态、实践和成功程度各不相同。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任何一种抵制技术的个人方法，技术否定主义者都证明了任何关于技术进步的“线性叙事”都是荒谬的。随着技术进步的每一次飞跃，我们都见证了想要撤销它的强烈冲动。技术被发明、被攻击、被推迟、被抛弃、被推迟、重新出现、再次消失。有些技术获得了势头，却在几个月内销声匿迹；有些未能流行，却在几十年后突然兴起。

技术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条顺顺利利的直线，而是充满各种混乱和变数。这也告诉我们，想改变现在被技术裹挟的困境，其实到处都有可以突破的空间。当下这种技术一路狂奔的模式，既不是注定的，也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科技公司和一些掌权者总说 “技术大势不可挡”，就是想让我们觉得无力反抗。但看看历史上一次次拒绝机器、抵制技术的浪潮，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完全有选择的权利。

如今科技巨头与权力关系日益紧密，形势比以往更严峻。在这个人人追捧AI的时代，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反思和抵抗的突破口。我们回顾过去那些激进的反抗运动，不是要照搬做法，而是从中获得勇气和启发。我们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找到适合当下、有理有节的方式，对失控的技术说 “不”。

本文编译自substack，原文作者Brian Merchant, Thomas Dekeyser

https://substack.com/@bloodinthemachine/p-19390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