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美国伊朗第二轮谈判没有如期举行，这说明伊朗的强硬派全面控盘了，而伊朗的改革派靠边站了。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美军正在整个中东地区部署“有史以来最全面、最强大的军力”。这是想通过大兵压境促使强硬派回到谈判桌。不过这种施压对于强硬派而言，恐怕没有用。
除了“斩首行动”之外，大规模的军事部署都吓不住强硬派。越是大兵压境，越是面临存亡危机，越是有利于强硬派夺取和集中权力。战时状态下，枪杆子尤其说了算。相应的，改革派就靠边站了。
当年日本侵华，蒋介石坚持抵抗，最终获得了极高的威望，让他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之下，谁要想和谈谁就是汉奸。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泽连斯基坚持抵抗，个人威望也逐步走高，成了全球政治明星。如果不是俄罗斯用兵，小泽早就到任下课了。
说回伊朗。
伊朗这一任总统属于“改革务实派”。在战争阴云笼罩下，不掌握枪杆子的总统基本上就是个摆设。
特朗普数十天的轰炸，对强硬派的斩首成果是不小的，然而最受重创的反而是改革派，革命卫队则更“强大”了。
革命卫队的“强大”，一则因为战时状态枪杆子说了算，一则因为原本能“压制”革命卫队的哈梅内伊被炸没了。
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尴尬就是，愿意上谈判桌的改革派无权代表伊朗去谈判。总之，谈不谈，枪杆子说了算。
过去数十年来，伊朗政权的一个特殊之处，强硬派与改革派轮流掌控政府，最高领袖居中协调。两派争权夺利，既有利于彰显最高领袖的权威，又有利于最高领袖拉一派打一派，从而避免一派独大。
如果不了解伊朗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你可能会奇怪，一个有最高领袖的国家，不是权力高度集中么，怎么会有两派之争呢？
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结合伊朗的实际情况，却相当合理。
话说当年推翻巴列维独裁专制统治的革命，其实是有两股势力合作实现的。
一股势力是教士集团，也就是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他们要维护教权，主张建立神权政治。一股势力是自由派，也就是城市中产、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反对巴列维时代的世俗化和亲善西方，他们主张的是个人权利和民主政治。
革命成功以后，这两派当然就有分歧。由于自由派在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从国外回来的霍梅尼也就无法忽视他们的诉求，就要向他们妥协——新政权要体现民主。
出现一个最高领袖，也不是自由派愿意看到的。然而革命刚刚成功，就与美国关系闹僵，而且遭受伊拉克的入侵，新政权一开始就进入了“战时状态”。正如前面所说，战时状态有利于强硬派，这个时候，自由派也就妥协了——新政权要体现神权。
于是伊朗的新政权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二元体制，既有代表神权的最高领袖，又有体现民主的民选总统。这就埋下一个冲突隐患，总统可能会与最高领袖争权。
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来的最高领袖霍梅尼去世，继任者哈梅内伊当时显然没有霍梅尼的威望。属于改革派的总统拉夫桑贾尼，逐渐有了挑战最高领袖的实力。
拉夫桑贾尼与哈梅内伊本来属于“革命战友”，但是双方所处的位置形成的权力冲突，导致二者渐行渐远。哈梅内伊为了压制拉夫桑贾尼，就开始扶植强硬派牵制拉夫桑贾尼。
改革派总统最终干不过哈梅内伊，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因为强硬派牵制，一个是总统有任期，最多干两届8年。
等到把拉夫桑贾尼熬下去，哈梅内伊就把强硬派代表扶上了总统位置。然而，总统与最高领袖的冲突是结构性的，是二元体制导致的。谁当上总统都不想当花瓶，都想扩张权力。于是，哈梅内伊又要用改革派牵制强硬派总统。
总之，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原因，共同促成了伊朗长期存在两派共存的情况。时而改革派出任总统，就会与美国缓和关系，谋求谈判和解除制裁。时而强硬派出任总统，就会强调主权与安全，发展核武，自力更生。
原本，由于哈梅内伊年事已高，等到新选出的继任者上台，由于其威望不足可能会使改革派有更大的空间。然而，美国的斩首行动“带走”了哈梅内伊，战争状态下谁出任最高领袖当然是枪杆子说了算。
于是就出现了让特朗普尴尬的局面——他斩首了一群强硬派，等于扶植了强硬派，还把愿意谈判的改革派边缘化了。
如何让强硬派走上谈判桌？继续打？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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